28.8万彩礼被38.8万“截胡”的现实

一位江西鹰潭的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这是号称“中华第一刊”《半月谈》2026年5月11日在《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一文中的文字。

鹰潭是巧哥的家乡，所以看了这段文字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巧哥对彩礼、乡村光棍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问题都做过调研，并写过系列文章。

该文是今天早上7点半《半月谈》发的，《半月谈》是新华社主办的，能如此直面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半月谈》援引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半月谈：“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早在2016年2月17日，巧哥在新浪观察家专栏就发表了《是谁让江西人找不到老婆？》，这是我写的回乡记之五。

当时江西人找不到老婆的话题成了热门话题，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也写了篇《江西人就活该找不到老婆？》，他是反驳《老天爷欠江西农村一个好儿媳？呵呵，你家媳妇20年前就埋土里了》一文，聂教授用数据反驳这篇“荒谬”之文。他在文章中还说，此文语气恶毒，阴阳怪气，而且数据可能有问题，逻辑更不严谨。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狠狠地黑了江西一把，但文章中的事例不能说没有。

巧哥在文中说，如果说江西人活该找不到老婆，不是因为穷，也不是因为重男轻女，试问全国有哪几个地方不重男轻女，要我说，全世界都是重男轻女，统计一下，世界上有几位女总统、女总理就知道。应该说，江西并不是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方，我工作的粤东就比我家乡严重得多。

要我说，是陋习与攀比，自己给自己设高了门槛，让未婚男青年迈不进那个高门槛，比如我前面说的，那30万礼金，要县城有房，有的还加了一项要有小车，三项加起来上百万元，可以说，大多农村家庭难以拿得出这么多钱。这也说明当年巧哥的调研是很扎实的。

半月谈：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

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

为什么会出生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当然是计划生育。巧哥在《是谁让江西人找不到老婆？》一文中已谈到这个问题。

巧哥在2012年3月16日的《中国保险报》发表了《20年后国家将花大钱鼓励生育》。当时巧哥是以适龄学童来分析人口出生率，这比较靠谱。我在文中写道：不管是计划内生的孩子，还是计划外生育的孩子，都必须读书，实行义务教育这么多年，当今连小学也不读的孩子几乎没有，除非有特殊之因，比如生疾病、残疾无条件上学等。我对中国人口13.54亿的数据持怀疑态度，从适龄学童锐减分析来看，中国人口负增长已提前到来。如今，许多人口是重复统计。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在农村有户口，分着责任田，同时在城镇也有户口。

一旦人口开始减少，负增长的惯性也将导致人口减少势不可挡。中国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人口潜伏的危机，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早就应该放开计划生育，让一对夫妇可生二胎。

由于计划生育还是“一票否决”，地方政府仍然把计划生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计划生育挂黄牌的干部不能提拔，不能交流，甚至有免职的可能。加上许多农村青年观念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有条件生二胎，也只生一胎，从而造成适龄学童锐减的现象。

从出生的人口结构来看，15年后自然死亡将迎来高峰期，每年的死亡人数在1500万以上。20年以后将出现每年2500万死亡人数的高峰，到时每年减少人口1000万以上。

再过20年，也就是2032年，1972年出生的就是60岁，而1952年至1972年，这20年间出生的人数是43230万人，到2032年这些人是60至80岁的老人。

20年以后，60岁以上老年人将超5亿，如果女的55岁退休依然不变，养老的人更多，至少增加7000万人以上（含50岁退休的女职工）。那么，养老的人数就可能超6亿。而从2012年出生的到2032年出生的人，20年后绝大多数人没有参加工作，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如果还维持当今的计划生育）在2亿多。

20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人需要养老，这样的老年社会，国家还有活力吗？另外，还有2012年至2032年出生的2亿多人，是要消费却不能创造财富的人。如果从适龄学童来分析中国人口，会发现中国人口负增长早已提前。我们还不能忽视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不育症增多；观念的变化、生活的压力，已使更多的年轻人不愿多生。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没有松动，可以说，20年后，国家将要花大价钱来鼓励公民多生育。而到那时候，国家花钱鼓励公民生育，人们也可能不愿多生。

半月谈：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巧哥20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让城镇化节奏要慢些。我在《呼啸而过的村庄：是撕与重生的乡土叙事》一文中说：春节临近，年轻人像呼啸而来的列车，使村庄热闹震动起来了，年后他们又像呼啸而过的列车走了。年轻人以“逃离噪音”的姿态投向城市，隐喻了乡村“空心化”的必然；而春节短暂的喧嚣后，村庄重归冷清，则揭示了城市化对乡土社会结构的致命切割。

在2016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有一种中国式折腾叫撤县设区》，一个农业县撤县设区，不是更加城市化了么？

巧哥在该文中说：比如我了解的几个“撤县设区”的县，与市距离较远，可以说市的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颇为不利。因为城市建设很难辐射到这较远的区，其城市建设就会日渐衰退，从而沦为城市的边缘，陷入“假性城市化”的陷阱。

在2011年12月5日，巧哥在红网发表了《1.28亿农民工在城市屋檐下的尴尬，谁能读懂》，我说：城市化进程加快，漂亮的数据是官员的政绩，而现实困境即使触目惊心，也往往会被忽视。城市化质量并不高，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至今还处在半城市化。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处在城市屋檐下的1.28亿农民工是尴尬的，很难说有尊严。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不说，制度上的歧视造成他们寄人篱下的感觉，在城市他们缺失归属感。即使他们想在城市扎根，想把乡下房子、土地兑换成钱又不现实，乡下的宅基地仍然集体所有，所以房子不值钱，一幢房子抵不上一线城市几个平方的价值，而耕地只有使用权，不能交易。

中国社科院一项研究显示，八成受访农民工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渴望当城里人，生活得像城里人一样风光有尊严，这是每个农民都愿望的，要不也不会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考大学。而农民工就不一样，除了户籍问题，是他们读书不多，且就业大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工资待遇又低，收入只能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不愿放弃农村户口，是一旦在城市失业，退回农村种地，至少全家人还不会饿肚子。

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数据，无疑是遮蔽了城市化的本质。在物质层面之外，还有其精神层面，这关涉到人的尊严。当前一些地方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大肆拆迁，强迫农民进城，结果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比如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稳定等。

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城市化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节省土地，但当今的城市化，不但没有节省耕地，反而让耕地消失得很快。

要解决城市化中农民不在城市屋檐下的问题，就要让农民离得开，即农村资产能退出；进得来，进入城市没有制度上的障碍；有业就，能找到工作，有收入；留得下，即大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会有自己产权的固定的住所；享服务，即政府提供平等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有社保，老年和失业后，应当有社会保障。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栖”状态的农民，否则，他们就只能是城市的逗留者。

早在2004年2月13日，巧哥在人民网就发表《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是质疑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的《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富裕农民》一文的，他的观点是要加快农村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惟一途径。

巧哥一直反对过度发展城市，盲目鼓励农民进城。在《减少农民数量就能富裕农民？》一文中说，要使农民富裕，靠减少农民数量来解决，显然是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按照王研究员说的观点，其实就好比一个人在挑担，把后面箩筐里的东西拿到前面的箩筐里一样，肩上的重量没有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负担不但没有减轻，还有可能失去平衡，增加“肩上”的压力。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并不完全是农民多的因素，重要的还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在2018年4月13日巧哥写的《留守儿童：30年来的乡村伤痛》一文中说，二三十年前，他们也是青年，怀着进城的梦想，为了讨生活，他们不得不把孩子交给父母。如今孩子也是他们当年怀揣梦想的年龄，他们没有想到在城里拼打，吃尽了苦头，最后却把孩子给荒废了，孩子找不上媳妇，还啃老，甚至犯罪，这让这些60、70后的父母多么痛心。30多年留守儿童的伤痛，已累积为重大社会问题。

当前，许多农村青年生了一胎就不愿再生，除了生活压力，就是不想让孩子做留守儿童。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农村夫妇，生了一个男孩就不想再生，他们说，如果还生了一个男孩，这一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长大了，娶不上老婆打光棍，做父母的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老来悲凉。当今光棍数量在聚增，除了男女比例失调，更重要的是那些姑娘进城后，对沦陷的故乡感到失望，她们宁可在城市里“剩着”，也不愿嫁给那孩提时的小伙伴们。

半月谈：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阵痛。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适。

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额彩礼需要“组合拳”，需要顶层设计、观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治保障多管齐下。

这些观点巧哥非常赞同，但是还必须认识到，农民为什么要去城市买房？除了为了让儿子好娶上媳妇，更重要的是优质教育资源涌进了城市，优秀的老师都进城了，而乡村学校凋零了，从一村一校到今天的一个乡镇才一所小学，这显然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父望子成龙，为了能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读书他们为此咬紧牙关，在县城买房。

2013年11月出版的，厉以宁、艾丰、石军共同主编的《时论中国：为中国留下深度思想印记》一书中，选载了巧哥的《寒门学子到底输在哪里》（注明作者是“知名三农学者”）。我在该文说：寒门学子不是输在智力上，而是输在金钱和公平上。“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

农业大学本该以农村孩子为主，这是因为农村生源熟悉农村，了解农村，更适应于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工作。连为农业培养人才的农大都出现了农村生源少，这说明教育优质资源过于向城市地带集中，从而导致很多农村优秀学生失去更好的教育机会。

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首先是城乡教育资源起点不公平。资料显示在农村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不到40%，且师资力量薄弱、教育设施十分简陋。大多农村孩子是跟着老人生活，其教育成问题。

其次是城乡教育过程不公平。在乡村学校缺失优质资源，当今师资、教育设施政府都倾斜于城市，优秀教师涌进了城市。农村优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无法进入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也就与名牌大学无缘。如今他们不要说进重点高中，就连普通高中也难以考进，大部分农民子弟是要读职校。

再就是城乡教育结果不公平。本来乡村孩子从幼儿教育到义务教育都遭遇不公平，在录取上应该倾斜农村生源，可恰恰相反，很多重点学校都是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学校对于本地生源招生的比例大很多，同一所大学录取分数线城市生源还比农村生源低得多，从而造成农村学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由此可见，城市与农村教育的不平衡，也是我国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的一个缩影。

2021年9月1日巧哥在《为了读书，农民子弟何以如此艰难？》中说，在我看来，未来乡村打光棍的只会越来越多，同时城市的剩女也将会更多。由于女孩大都比男孩早熟与懂事，尤其是在小学与初中这个年龄段，所以考取高中就多。

如今一半的读职校，农村男孩以后能读上高中的就更少，而女孩多，她们读了高中考大学，毕业进城工作后又不愿下嫁，那就剩着吧！这也是城市剩女多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农村女孩减少，光棍增多，彩礼上升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