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碗鲫鱼木瓜汤里，想起那个家｜三明治

文｜Sherry

编辑｜珍妮

1

早餐时，父亲问我今天想吃什么菜，他去买。

“阿姨（继母）今早转了500块钱过来，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给你买点好吃的。”

我愣了一下。从小，我便对过生日之类的仪式感不太感冒。

三四岁时，父母要去黑龙江做生意。他们选择带上了弟弟，然后把我寄放在江西离外婆家不算太远的小镇上，一个专门收寄养孩子的家里。据说那家人收了十多个孩子，两夫妻靠这个来营生。那是我十余年的寄住经历的开始。寄住的最重要法则是不要给主人家添麻烦，而像生日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当然更不值得一提。

我想不到想吃什么，转身看到桌台上的木瓜。

“那就买条鲫鱼吧。烧个鲫鱼木瓜汤。正好这里还有一个木瓜。”

上一次吃鲫鱼木瓜汤是什么时候呢？

我的脑海一路翻到了4年前，老二出生的时候。我有点惊讶——这么久了吗？再想了一圈，的确是。或许是因为鲫鱼刺太多了，孩子们都不太喜欢。再者，鲫鱼木瓜汤似乎并不下饭，烹饪也有些麻烦，而婆婆做的最顺手的是红烧大头鱼，方便、下饭、性价比还高。连饭店里似乎都很少看到这道菜。所以，鲫鱼木瓜汤似乎只是停留在了做月子期间的回忆里。

准前夫是我的高中同学。回想起来，我已经不确定那是否算是一场恋爱了，还是一个一直在海上飘荡的人终于找到了一根可以回到岸上的绳索。我只记得，他那个家看起来好幸福。没有争吵，没有互相指责，看起来那么和谐、幸福。

我也好想要一个那样的家。

对家的渴望一直贯穿于我的成长中。过去我一直以为，一个不会被赶走、一个属于我的空间就是家，那个房产证的红本上有我的名字的房子就是。

2013年，我们在结婚后不久买了第一套房子。尽管它位于楼梯楼的顶楼7楼，每天需要爬楼梯上下，而且房子朝西、有西晒，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我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改造和布置这套房子，它是完全属于我的一方空间。尽管它离我的工作地点一个多小时的通勤，但是那个片区治安很好、周边绿树成荫、离公园和商场也都不远，女儿和老人都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想到这些，我很安心。

女儿2015年出生后，我们就计划要换房，抱女儿上下楼实在是太不方便了。终于在2018年换到了现在的房子。那时，朋友劝我这次买房一定要加我的名字到房产证上，我也坚持这么做了，即使准前夫略有微词，觉得我不够信任他。

2018年，我拿到了那个红本子，上面有我的名字，一个半属于我的房子。

2

我全心全意投入精力去经营那个家，但是回想起来，那个家里似乎从没有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结婚以后，即使共处了十年，公公婆婆不知道有些时候，我的确吃得很少，因为菜实在不合我的口味。但是我不能说，否则婆婆会变脸色，准前夫会说我不体谅他妈妈，而我也自知我一个都没帮厨的人，哪有资格挑剔厨师呢。为了不被公公婆婆抱怨我吃太少，我甚至学会了盛完米饭后把碗举高一点，迅速往里夹一堆菜，把碗里的食物堆高，让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少。

我也不时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大闸蟹，鱿鱼，三文鱼，花甲，牛腩，牛排，应季的新鲜水果......他们也会跟着我学吃大闸蟹，但是大多食物他们还是很少碰。那些食物在餐桌上仿佛和我一样，格格不入。

婆婆热衷于参加各种保健品店的营销活动，听半天讲座送盒鸡蛋。这些鸡蛋婆婆早上会煮给我吃。我对它们始终心存芥蒂，我不能确信它们是不是至少健康无害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假冒伪劣商品在我心里一直留有印记，但我依然硬着头皮吃下。

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孩子的教育就已经够费精力了——家委的校内支持，兴趣班筛选和沟通，和女儿在电子产品使用边界上的反复校准，疫苗和生病就医，四季衣服鞋袜和日用品，营养品和零食的筛选和采购，节假日的出行计划和行程安排——我自动把自己对食物的诉求放在了末尾。

3

2023年年末。我去了深圳工作，开始了一周的广深两地通勤，发现自己对“家”的理解开始动摇。

深圳的出租房很小，因为就在寸土寸金的公司附近。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属于我的房间除了能放下一张1.5×2的床，也就只能再放一个小衣柜了。房间宽度2米，长度不到3米，面积不到6平方米，四面白墙，什么装饰也没有。却也够了。衣柜和床之间的距离竟然还刚刚好够放一张瑜伽垫。休息放松、发呆、阅读、健身等等，我的需求都可以在这一方空间里得到满足。

“哪里才是我的家”这个问题就是在那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真是个傻问题啊，我对自己说。广州的房子的产权证上有我的名字，我的家人和孩子都住在那里，那里不就是我的家嘛。

生活里，广州这个房子里属于我的，散布在房间各个不经意的角落里。它们在衣柜里、书架上、还有几格抽屉里，既不固定，也不隔绝。这个房子里的三个房间分别被一家六口人瓜分了。公共空间绝大部分都是两个娃的领地。

每周回来一次的我，有时候会在心里问自己：哪个才是我的家呢？

是这个我持有红本的房子吗？好像理应是。这里有我最爱的两个孩子。但是我的心在这里并没有倦鸟归巢的安宁。这里更像我在管理的另一家“公司”。准前夫、公公婆婆还有我这个CEO都在共同服务于两个孵化中的大项目。

是深圳那个出租屋吗？似乎也不是，到期不续租了我就会被轰出来了。

家是我不会被轰出来的空间吗？仔细一想，一些字眼和画面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一个全然接纳我的地方。物理和精神上来说，我似乎从没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待过，又或者从没有一个地方给过我这种感受。

十年前，我追随着家的温暖进入了广州的家，但那些温暖我真的得到了吗？广州和深圳的房子里好像分别住了两个不同的我。

在冬天，广州的那个我是断然不会打开水龙头的热水方向的，但是深圳的那个我会。

从小我就怕冷。夏天，我总是会跑去调高办公室的空调温度，同事会去调低，然后我又去调高。我的体感温度似乎总是比一般人低上几度。夏天的空调房里，我的手经常都是冰的，更不要说冬天。从手到脚，还有臀部，都是冰冷。

我非常不喜欢冬天用冷水洗脸，即使广州的冬天从来不会冷到刺骨。但是，在广州那个家里，我已经习惯了水龙头只用冷水，即使在冬天。这源自很长期的一个婆媳矛盾——婆婆对“浪费行为”的反感。水龙头的冷水需要先放流，等它从冷水变到热水，才可以用上热水，所以，既费电又费水。唉。

婆婆其实似乎很少就这件事正面说过我，但是从她回收蒸包子用过的小垫片、不惜提着满满一桶水也要回收利用弟弟的洗澡水、还有她每次都念叨“衣服买大一点”（即使我给姐弟的衣服从来都是按身高+10码买）、还有家里总是出现从商场薅过来的小卷厕纸等等细节，我知道对她来说生活秩序是什么。

除了婆婆的原因，其实我还等不起——我需要尽快洗漱完，好陪姐姐入睡，或者陪弟弟读书，或者陪孩子玩......在广州的这座房子里，我的时间都是被精准计算过的：洗澡最好放在姐姐/弟弟还不空闲的时候，洗漱最好快点结束好去给姐姐吹干头发/带她上床入睡，读书/游戏要安排到具体的时间段以尽量确保他们能在10点之前上床。每个在广州的夜晚对我来说都像打一场仗，每分钟都很珍贵。

4

那是广州一家马路旁边的小店。因着地势高，有好几级台阶，把它和不时卡车通行的马路做了一点隔离。很普通的招牌，黑白字“潮汕餐厅”中间有个红色的圈。进门左手边是各类新鲜的食材：水缸里养着鱼还有一些海鲜，一个笼子里经常还有一只鸡。食材背后是一个卖烧腊的台子。这是前厅。

跨过前厅才是主餐厅。40来平的地方，摆放着几张木质方桌，还有一个大圆桌。桌上铺着塑料桌布。这是一对潮汕中年夫妻运营的小店。夫妻俩看上去都是极朴实的人。他们并不擅长和人迅速熟络，我每次和他们打招呼，他们都似乎有点受宠若惊、不知道怎么接话。这反而加深了我对他们的好印象。神奇的是，这样的一家小店里，餐桌旁的墙壁上竟然有插座。可以充电，也有网络。我可以在那里待很久。

去年9月以来，每周二的下午我都会来到这家小店，吃一碗牛肉粿条。女儿去年9月转到了这家店对面的创新学校。我报名了学校每周二晚上的家校合唱团，打着学习唱歌的口号，实际是为了找个理由周中来看望寄宿的女儿。一碗牛肉粿条20块，总是大姐（老板娘）现煮。

牛肉是从前厅的冷藏柜里取出的现切。粿条里面还会有油麦菜和芹菜粒，上面铺满细碎的炸蒜，很香。芹菜和炸蒜混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一种独属于这家小店的香味。大姐每次都会双手抱碗，小心翼翼地把这一碗粿条端上桌。热气腾腾。第一次来时我便提了要求“大姐，帮我多放点青菜呗”。后面，即使我不说，青菜都是铺得满满当当的。即使我不再说，她早已记住了我的喜好。

周二下午店里不时没人。我会坦然地走进去。放下书包杂物，手机充电头连上插座。打开电脑。静静等待大姐回来。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回来，然后会和我热情地打招呼，再为我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粿条，还会多加一些青菜。

在我们认识的第三个月。我在这里吃的第八碗牛肉粿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家”。这个想法把我吓了一跳。这里怎么会是我的家呢？但是，我在这里这么轻松、自在，没有被审视、被评价的紧张，空气中也没有一丝张力。让我安心做自己的地方不就是家吗？

5

去年的11月16日，我向准前夫提了离婚。那是一个一周前形成在我脑海里的决定。我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非常确信——我要离婚。

提离婚的时间地点也是我思考后，精心确定的。周日下午4点多，送完姐姐坐校车后我们回家的车内。他和我两个人，封闭的空间，十来分钟的车程。

即使我似乎胸有成竹，到了周日下午，我还是不自主地紧张起来。所有的过程仿佛都在提示还有几个环节就轮到我了。送完姐姐上校车，我们默默上车。他启动车子。车子开始跑起来。

到时间了，我告诉自己。我的喉咙有点发紧，我悄悄握拳。“我们离婚吧”这句话就这样轻飘飘从我嘴里说出来，重重地砸到那个狭小的空间里。

他转头扫了一眼坐在副驾上的我，然后立马转回主驾的视线，没有什么表情，语气平静：“你先去和大宝、和你爸、你家那边的亲戚、和爸妈说你要离婚，解释不是我对不起你，我们再谈。” 我想过很多种他的反应，但是完全没料到他会这样说。

那时的我真是太天真了。让我和他们说是吧，说完就可以谈离婚对吗，那我就去。

我只知道，我要离婚。没有人可以挡在前面。

我在家附近的商场下车。那是一个新开的商场，人流稀少，我在露天的区域里找了个可以坐下的地方，然后先后联系了父亲、小姨还有住校的女儿，告诉他们，我要离婚。

和姐姐的沟通真正撕碎了我。我们俩在电话里“抱头痛哭”。她说“妈妈，不要离婚”。我说“离婚在我这里是确定的事情。” 我不太担心女儿。她在一所创新学校，这里的老师们甚至比我更能共情和包容她。我知道，她们会接住她。

“离婚在我这里是确定的事情”变成了我的盾牌。

结束完电话，我坐在台阶上抱着膝盖痛哭。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又或者，即使有熟人，可能也没人想去探究一个女人为什么痛哭。过了好一会儿，一个人走过，拍了下我的肩膀，然后走了。等我抬头，我的身边多了一杯蜜雪冰茶。全糖。我有点感动，但是还是把它留在了原地。

6

在离婚中，我要面对的真正对手并不是准前夫，而是公公。

公公曾是我最佳的育儿助手。但是当我提出离婚，公公迅速成了我最大的反对者。作为家庭秩序的维护者，他对于我竟然要破坏他完美的家族叙事十分惶恐。主动调解，规劝，然后道德绑架——有了几个钱就看不上他们家了，说我没良心，我因为嫁到他们家才事业蒸蒸日上，结果现在忘恩负义......公公试图用各种方法控制我，但是都失效了。反倒是生娃以来一直和我矛盾不断的婆婆没有朝我泼什么脏水。或许是因为她不识字、不懂得唇枪舌战，又或者在这个家里，“盖棺定论”这种事压根轮不到她。

公公对我意见这么大，我想想也是能理解的。毕竟我是他亲自把关审核之后通过的儿媳妇。想到他以后回到农村老家，再也很难抬头挺胸炫耀家里儿子媳妇有多好，他这个家有多幸福，我好像有点同情他了。才怪！

回看我和准前夫十多年的婚姻，似乎在核心事项上始终是我和公公的博弈：我不想生二胎，公公和他说必须要生；我做着家里大大小小的决策，公公对他说不要太听老婆的......准前夫好像成了我和公公之间的第三者，一个无足轻重的传话者。

而准前夫约我正式谈离婚的那个晚上，公公终于走到了幕前。他们约我在主卧里谈。我已经不太记得他前面具体说了什么了，只是隐约记得是之前朝我泼的脏水的升级版，贬低、贴标签、污名化，他都用了一遍。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断用右手掐我的左手，仿佛手上的痛能够带我精神上离开那个现场。我清楚地知道，面对他们的话语体系，我的反驳都是可笑的。而更让我的身体恐慌的，是在那个密闭空间里，两个壮年男性给瘦弱的我在体力上的压迫感。

谈话的末尾，我只记得他们说让我把公公之前支援我们买房的40来万都还给他。“这是我的棺材老本，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吞我的钱的。”公公说得理直气壮，甚至有些义愤填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唯唯诺诺地说：我不知道，我们交给法律裁决吧。我知道，我只有示弱，才能离开那个战场。

7

2月14号，农历新年的前三天。我搬离了那个家。准前夫他们13号一早已经出发，回老家过年。我一个人，回到那个我曾经无比熟悉，但是现在变得异常陌生的房子，从13号下午开始，收拾到14号上午。电脑在客厅单曲循环着Trent Dabbs的Set for life。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循环播放这首歌。或许只是希望有个人的声音陪我一起度过那个艰难的过程。

是的，那个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回忆、整理、归类、收纳......我甚至来不及和每一个回忆好好告别。庆幸的是，午饭吃地很饱，有力气一直干活。还打包了一杯米浆回来。傍晚喝了米浆，吃了包里的几片小糕点。晚饭是否有吃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到了凌晨的时候，饿得、困得不行，下单了一份海鲜砂锅粥外卖，带蟹肉的那种。辛苦了，我告诉自己。喝了粥，在姐姐房间里睡了一两个小时。爬起来，继续打包。身体已经对刺耳的胶带撕拉声麻木。响了这么久，都没人来投诉。我已经不再担心它会吵到周边的邻居了。

从仔细分类、每个箱子电子文档详细记录装箱物件，到大致归类，再到装进去就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标准越降越低。身体已经累到麻木，它只知道机械地重复打包、装箱。意识已经没办法清晰思考。电脑还在播放Set for life。它仿佛变成了一种白噪音，在遥远的背景里远远响起。有声音就好。它在就好。

天慢慢变亮了。半黑半亮的时候，附近的楼里开始出现一些亮光。我停下，忍不住在想：那是哪家的妈妈起床了，给家人开始做早餐？只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又马上继续干活。离和搬家公司预约的10点只剩4个小时了，我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我知道，这次我没办法搬完。还有太多细节没有时间慢慢收尾。但我一定要把重的东西请搬家公司帮我搬走。轻的小件，我下次可以自己再清走。

搬家师傅包揽了所有的累活，把20多个大箱子还有姐姐的学习桌椅搬下楼、装车，再一个个搬上没有电梯的4楼新家。整个过程，总共花了不到2000块。面对他们的辛劳，我诚惶诚恐。幸亏有成熟的搬家和拉货的商业模式，我的几次搬家都非常顺利。两天前，2月12号，我退租了深圳的房子，从深圳搬回广州新租的房子。一个人，一个小货车的家当。

20多个大箱子，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杂物，最大号的厢货，几乎装满。2月18号，大年初二，我又一个人再次回到了那个房子。拾拾捡捡，又是3个大箱子，一个大袋子。叫了辆货拉拉，拉到了新家。“孩子换了个学校，我要去陪读。”对所有的师傅，我都这么说。他们都信了。毕竟我的家当里一大半都是书。一个简单的理由就可以打发他们的一点好奇。他们不会追问，不会评判。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下单和付款，他们便成了我的得力助手。

感谢成熟的搬家业务。借由它，不需要依靠任何男性和家族亲友，我可以一个人搞定搬家全流程。我还记得2月18号的傍晚，我坐在货车的副驾上，初春的风从车窗外吹进来，吹过我的脸庞，扰乱我的发丝。它们随风飞起，没有任何束缚。车窗外，路灯开始亮起。外面张灯结彩，年味正浓。我一个人，带着我的家当穿行在这个城市里。自由，自在。

8

深圳的房子已经在年前退租。搬来的物品堆在了客厅，和我从旧家搬出来的东西放在一起。深圳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也被我打包带了回来。年后，我计划提离职，回到广州。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终于都归拢到了新家。

特色的餐具和厨具、每双都不一样的尖头竹筷、只此一个的手绘碗碟、形状和图案各异的手工烧制瓷杯；还有草木香的棉麻床单，也是只按我的喜好买的；公共空间完全按照我和孩子的需求布置；衣柜里，我的衣服，终于可以伸展开来。

到了饭点，不想吃饭，那就不吃。饿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客厅不会再有嘈杂的直播声，只有蓝牙音箱在播放我的歌单。

我的新家坐落在一个老却不旧的小区，有很高的树木，有非常多可以静静散步的小道，还有经常能偶遇的流浪猫。它们或和我静静对视然后走开，或温和地走上来想要和我玩一小会儿，或只是斜视我一眼然后继续静静地躺着。我们可以交集，也可以只是平行地在各自的世界里对视一眼然后继续各干各的。

广州的春天像极了秋天，大量的落叶，铺满地面。我总是喜欢踩着已经干透的落叶一步步慢悠悠地走。而自从搬进来，耳机就成了小区内生活的非必需品——我不需要用它隔绝噪音，不需要用它隔离出我自己的小世界。

那些小道、树木和鸟声，替我围出了一个小世界。我可以安静地沉浸在那个世界里。

9

久未联系的朋友又连接上了，约好了下周来我的新家吃饭。

“你这么多年都没跟你爸爸一起生活，你还习惯么”她问我。

“还好。” 我说，“他的边界感挺好的。”

“那你后妈呢？”她问，“她也要过来吗？”

“她还在老家工作，今年9月退休，再看会不会过来。”我说，“但我不希望她来。”

“要我也是。” 她说：“我不习惯跟不熟的人一起生活。不知道能说什么。心理上特别尴尬。坐立不安......”

我突然意识到，她的理由在我这里并不成立。我不希望和后妈住，只是觉得她太吵、太邋遢，也不太会照顾人。回想起来，“和不熟悉的人一起生活”这件事，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从二伯家，父亲的朋友家，到母亲的朋友家，再到外婆外公家，我一直都在和不熟悉的人一起生活。而且，是我进入他们的主场。这和我的婚姻惊人的相似——我进入他们的主场。饮食方式，消费观，价值观......在广州那个家里，应该怎么生活这件事遵循的从来都是他们的标准。

悄悄买，楼下拆快递，丢掉包装，故意报低价格，说是朋友送的......我突然意识到：即使花的都是我一分一毫赚回来的钱，我依然需要像个小偷一样——躲躲藏藏。

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我的审美，我想给孩子的体验，统统要让步于勤俭节约的美德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想起年前搬家打包时，整理完我要带走的东西后我才发现：除了我和女儿的个人物品，还有则是我买了之后就被动闲置的生活用品——已经被当做随手丢书包和衣服的阅读椅，放进犄角旮旯的破壁机，自4年多前出月子后就再没使用过的炖盅，特色的陶瓷盘子和碟子，积灰和成了临时杂物架的立式小书架，顶上堆满杂物的烤箱......

和那些物品一起被闲置的，还有我对于美好生活的热情。我列了一个想在新生活里做的N件事：养宠物，办长隆动物园年卡，带姐姐去市区不同国家的餐厅，在客厅安装一个蓝牙音响，在客厅设置舒服的阅读角，春节一起出门、感受不同地方的春节习俗......都是在那个家里会被嫌弃、被否定的行为。”浪费啊，老买没用的，搞这些干嘛......“我甚至能想象得到他们的“评语”。

在广州的家里，我成了少数。没有话语权。没有决定权。而我终于明白，我在那个家里忍了十多年，是因为——从小习惯“客场身份”的我，早就习惯了把自己压缩进一个空间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明白和确信——我在这段婚姻里不幸福，以及决定——我要走出这段婚姻。

讽刺的是，我的感觉并不重要。“我不舒服，我不幸福”并不足以构成离婚的理由。我的家族长辈，我的律师只问我：他有出轨、有家暴吗？似乎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足以允许我离开那段婚姻。婆婆的那个质问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乱花钱又顾家，这么好的老公，你怎么就不幸福了？”曾经像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为什么我不幸福？为什么？我不断质问自己。而现在，我终于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这个问题的荒谬——我不幸福，可以没有答案。

感受本身就是答案。

10

搬出来后第一次元宵节，我给住校的女儿点了她想吃的小圆子、豆花和披萨。为了赶上她放学回宿舍的时间，我提前一天选店、加购物车、定闹钟。结果元宵节订单爆满，披萨迟迟不送达。我在订单页面和生活老师的微信之间来回切换，默默盼着快一点，再快一点。

最后，生活老师发来她吃东西的视频。她笑得很开心。那一刻，我突然哭了。

原来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里，我一直默默承担了这么多。可这些从来都不算“好母亲”的证据。

自我搬出那个房子后，准前夫发了很多信息控诉我，其中最核心的点是——他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而我拆散了这个家，然后是基于这个结论延伸出的无数指责。我无意和他掰扯，但内心，我把他的控诉翻来覆去地品读。

我开始看见——我们对家的理解有多悬殊。我要离开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那个充满审视和规训的“家”。

新家应该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不只是母亲。孩子也不只是孩子。我们都可以有情绪，有小毛病，但我们依然可以平视彼此、接纳对方。

不想做饭、心血来潮了就去附近的商场吃一顿。搭小区的接驳巴士或者打车都可以，不用担心有人会吐槽浪费。

尽管女儿寄宿，我也忙碌，我们还是迎来了新的家庭成员——美短小猫团子。不用担心会被抱怨费钱、吃饱没事干，也不用担心可能的小抓伤。

客厅有两把宜家的儿童小座椅，意外发现我也可以安坐。女儿一把，我一把。我们会各自做自己的事。她阅读或者玩Switch，我敲电脑。蓝牙音箱里播放着喜欢的歌，女儿和我不时轻声哼唱着。

窗外不时传来鸟叫声，让这方空间显得更加宁静。室内，音乐还在放。女儿在旁边，我坐在自己的小椅子上，身体一点点松下来。

11

厨房里传来水声。父亲在里面忙着。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生日的那一天，母亲会为我煮一大锅茶叶蛋。好多道工序，让味道一点点渗进去。我总是一口气吃好多个。那是一个已经快被我遗忘的生日。

“那买条大点的鲫鱼吧。再买点螃蟹。”父亲说。

他知道我爱吃。

中午，我坐在那里，非常悠闲地，一点点拆着螃蟹。

喝着鲫鱼木瓜汤。

写作后记

这篇写了很久。

有些部分，是后来才慢慢补上的。

写到后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一直在绕着同一个问题走。

有些东西，当下并不觉得重要，

但它们会在很多年之后，

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

编辑导师｜珍妮

写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注册针灸师。

西门菲沙大学小说和跨体裁(hybrid-form)写作工作坊毕业。她喜欢在写作中让人物经历种种缘分巧合，发现内在的觉悟和成长。作品见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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