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海淀的一所普通初中,初三下半学期,这个班有三十九名学生,但经常来上课的不到二十个,其中有七八个孩子长期在安定医院的休学门诊挂号,他们不是打架惹事,也不是沉迷游戏,而是某天突然就不说话了,关上门躺在床上,谁叫都不回应,家长们起初觉得这孩子太娇气,认为收了手机就崩溃肯定是心理素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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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在教培行业做了六年,后来专门帮助休学的孩子做过渡辅导,他接触过上百个类似情况,发现这些孩子不是自己垮掉的,是被压力压垮的。中高考分流像一道闸门卡得很紧,家长把必须上普高、考好大学、进体制当成唯一出路,孩子一旦觉得这条路走不通,连喘口气的地方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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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十四岁读不下去书,还能去工地干活、跟师傅学点手艺、在路边摆个小摊,好歹能挣口饭吃,自己也能做点主,现在可不一样了,童工管得特别严,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找个临时工的活儿都难,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考不上高中,又没法合法打工,连当个所谓的“问题少年”都没地方去,毕竟混也得有个地盘才行,可现在连这点地方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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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陶接手新学生,第一句话就问家长,能否接受孩子以后上职高,这话听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开口,很多家长嘴上说可以,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得反复讲,讲到家长自己相信才行,这不是劝孩子放弃,是让大人先松开手里的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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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全国职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超过95%,但北京家长对职业高中的接受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教育部推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融通,可学校里老师私下里仍然说“职高生没有前途”,社会只给出一条路,这条路又挤满了人,掉队的孩子不是生病了,而是被甩在半路上,脚下没有地方站稳,头顶没有光芒照亮。
那个孩子休学三个月后,悄悄对陶陶说,我不是不愿意学习,是学完以后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事情,他父亲在旁边听到这句话,愣了好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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