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几个夏天,是怎么都忘不掉的。
我今年六十多了,头发白了大半,孙子都上了初中。可每到六月,布谷鸟一叫,麦子一黄,我脑子里就浮现出四十多年前的那些画面来——金黄的麦浪一眼望不到头,镰刀在太阳底下闪着白光,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滴在干得发白的土地上,哧的一声就没了影。
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正是浑身有使不完力气的年纪。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好小伙子,干活不惜力,人也老实本分。可就是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到了二十二岁还没找上对象,把我爹娘愁得不行。我娘三天两头在我耳边念叨:“你看人家建国,比你还小一岁,孩子都会跑了。你看人家二牛,去年腊月才相的亲,五一就把事办了。你说你,你到底要拖到啥时候?”
我每次都嘿嘿笑两声,不吭声。
不是我不想找,是这事儿急不来。我家的条件搁在村里,说不上好也算不上坏。三间土坯房,一头老黄牛,七八亩地,够吃够喝,但要说多富裕,那也谈不上。我这个人嘴也笨,不会说什么漂亮话,见了生人尤其是见了姑娘,还没开口脸就先红了。相过几次亲,人家姑娘问一句我答一句,跟挤牙膏似的,最后都不了了之。
我娘说我这是“命里桃花不旺”。
我不懂什么桃花不桃花的,我只知道,那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楔子就到这儿吧,容我从头讲起。
那年是1982年,农历是壬戌年,也就是狗年。
刚过了芒种,地里的麦子就开始泛黄了。最先黄的是阳坡上的那几块地,阳光足,麦子熟得快。站在村口往远处望,一片一片的金黄铺展开来,像老天爷打翻了颜料罐,黄灿灿地一直延伸到天边。
俗话说“麦熟一晌”,麦子这东西不等人,今天看着还欠点火候,明天太阳一晒,南风一吹,转眼就熟透了。熟透的麦穗沉甸甸地耷拉着脑袋,风一吹,沙沙地响,像是在催人:“该割了,该割了。”
我爹那几天天天往地里跑,揪一把麦穗在手心里搓一搓,吹掉麦糠,数数麦粒,又放到嘴里嚼一嚼。“再等两天,”他眯着眼看看天,“再等两天就开镰。”
那几天村里人都忙活起来了。谁家的镰刀该磨了,谁家的架子车该修了,谁家的打麦场该糙了,都趁着最后这点时间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村头的老槐树下,几个老把式蹲在那儿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今年的收成。
“今年的麦子不赖,粒儿饱。”
“可不,老天爷赏脸,一春上没缺雨。”
“就怕割的时候变天,五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这话说得一点不假。种地的人最怕的就是麦收到一半突然下雨。麦子烂在地里,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麦收也叫“龙口夺食”,跟老天爷抢时间,抢到了就是自己的,抢不到就只能干瞪眼。
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我爹前几年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平时走路倒没什么,可是一干重活就疼得直不起腰来。我娘身体也不太好,有严重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就浑身疼。家里就我一个壮劳力,还有个妹妹叫秀兰,比我小三岁,刚嫁到临村去了,婆家那边也有一大摊子活要干,指望不上。
我有时候想,如果当初我考上了大学,现在是不是就不用在这地里刨食了?
我是1979年高中毕业的,那年高考差了几分没考上。本来想复读一年再考,可我爹说家里供不起了,让我回来种地。我没说什么,把课本收拾收拾塞进了柜子里,拿起锄头下了地。我知道家里不容易,供我读到高中已经竭尽全力了,我不能再给家里添负担。
村里有些小伙子高考落榜后就出去打工了,有去山西下煤窑的,有去河南修路的,还有去南方闯荡的。我也动过这个心思,可我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娘的风湿也越来越重,家里七八亩地总不能荒着。我要是走了,谁来种地?谁来照顾他们?
所以我就留了下来,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刚开始那两年心里确实有点不甘,特别是看到当年的同学考上大学,风风光光地去了省城,心里酸溜溜的。可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人总要面对现实。种地有什么不好?种地的人养活天下人,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堂堂正正。
我爹常说:“三百六十行,种地最稳当。不管外面怎么变,人总要吃饭。你只要有地,只要能种粮食,就饿不死。”
这话我信。
言归正传。话说麦子黄了的那几天,我在村口的碾盘上磨镰刀。磨刀是个技术活,不能磨得太钝,钝了割不动;也不能磨得太利,利了容易崩口。我爹教我的办法是先粗磨后细磨,粗磨用粗磨石,磨出刃来;细磨用细磨石,磨出光来。磨完之后用手指在刃口上轻轻一蹭,感觉有点涩手就差不多了。
我正磨着呢,远远看见一个人影从村口那边走过来。
是赵家村的赵叔,赵德厚。
赵叔是我们这一片的能人,走南闯北跑过不少地方,见识广,人缘也好。他在我们这一带挺有名气,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愿意请他帮忙张罗。他和我爹是老交情,年轻时一块儿在生产队干过活,关系一直不错。
“德厚来了!”我爹从屋里迎出来,递上一根烟,“啥风把你吹来了?”
赵叔接过烟点着了,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老哥,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我在旁边听着,心想赵叔该不会是来找我爹借钱吧?听说他最近在张罗儿子娶媳妇的事,花了不少钱。
“有事你尽管说,”我爹很爽快,“咱们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能帮的我肯定帮。”
赵叔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爹,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像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
“老哥,”赵叔犹豫了一下,“有件事想麻烦你们。”
“说。”
“我家那几亩麦子黄了,你也知道,我家就我和他妈两个人,他妈腿脚不好下不了地,我一个老头子实在是忙不过来。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想……”
“你想让我们帮你家割麦子?”我爹接了话。
赵叔点点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你们家自己也有麦子要割,这个节骨眼上谁家都忙。可是……”
“行了,”我爹摆摆手,“都是乡里乡亲的,说这些见外的话做什么。明天我就让建军去你家帮忙。”
建军是我的小名。
我在旁边听了半天,总算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赵叔是来借人力的。我心里其实是有点不情愿的,自家也有一大摊子活要干,帮人家割麦子,自家的麦子谁来割?但转念一想,赵叔和我爹是老交情,人家亲自上门来开口了,我要是不答应,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再说了,赵叔家的日子确实过得紧巴,他老伴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家外全靠他一个人撑着,确实不容易。
“赵叔,你别客气,”我说,“你说明天几点,我过去。”
赵叔眼睛一亮,连连点头:“好,好。明天早上五点,我在村口等你。建军,叔谢谢你了。”
“赵叔你这是说哪里话,”我爹说,“咱们两家什么关系,用不着这么客气。”
赵叔又坐了一会儿,和我爹聊了几句麦收的事就告辞了。我送他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尽头,心里莫名地有点忐忑。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预感,这次去赵叔家帮工,会发生点什么。
我这个人平时不太信什么预感之类的东西,但那天晚上确实翻来覆去睡不着。六月的夜晚闷热得很,蚊子嗡嗡地在耳边叫,我拿蒲扇扇了半天也不顶事。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了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好像才睡了一会儿就被我娘叫醒了。
“建军,建军,该起了。”
我睁开眼,窗外还是黑乎乎的。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我娘已经起来了,在灶台前忙活。灶火映着她的脸,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干裂的土地。我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心里一酸。我娘才五十出头,头发已经白了大半,风湿病折磨得她手指关节都变了形。
“娘,你多睡会儿,我自己弄点吃的就行。”
“不用你操心,娘给你煮了俩鸡蛋,你带上,”我娘把一个布包递给我,“去了人家家里别空着手,这是规矩。”
我接过布包,里面包了六个鸡蛋和一块腊肉。在那个年头,六个鸡蛋一块腊肉算是很体面的礼了。平时过年亲戚走动也不过如此,可见我娘对这事没马虎。
我洗了脸,把镰刀别在腰带上,提着布包出了门。天还没亮,村子静悄悄的,偶尔一两声狗叫打破夜的沉寂。我沿着村道往村口走,路两边的麦子在晨风里沙沙作响。
到了村口,赵叔已经等在那儿了。他披着一件旧褂子,叼着一根旱烟,烟头的红光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一明一暗。
“来了?”赵叔灭掉烟头。
“来了。”
“走吧,路不远,走得快半个小时就到。”
我们沿着田间小路往前走。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闭着眼都能走,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心情有点不一样。
我问赵叔:“赵叔,你家就你和婶子两个人?你儿子呢?”
赵叔叹了口气:“别提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兔崽子,去年跟人去南方打工,过年都没回来,说是要在那边挣钱娶媳妇。我和你婶子等了一年,一分钱没见着,倒是搭了不少路费进去。”
“年轻人嘛,”我安慰他,“都想出去闯闯。”
“闯啥嘛闯,”赵叔哼了一声,“外面的钱是那么好挣的?他是被人骗了,合伙做生意赔了本,不好意思回来。你婶子想起他就哭,我也没啥办法。日子总要过嘛。”
我没再说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赵叔家这本经,念得比我家还难。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东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抹红霞。晨风吹在脸上,带着麦子成熟的味道。那种味道说不清楚,有点像青草,又有点像阳光,还带着一点点泥土的腥味,混在一起就成了麦收时节特有的气息。
到了赵叔家,天已经亮了。赵叔家的院子不大,两间土坯房,院墙上爬满了丝瓜藤。院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扫地,看到我们进来,放下扫帚迎了上来。
这应该就是赵婶了。
赵婶是个瘦小的女人,四十出头的样子,脸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但眉眼还算周正,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个利落的姑娘。她走路的时候有点跛,右腿好像不太方便。
“这就是建军吧?”赵婶笑盈盈地看着我,“老赵回来就念叨你,说建军这孩子憨厚实在,干活一把好手。”
“婶子好,”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没打扰你们吧?”
“打扰什么,你能来帮忙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赵婶说着就去屋里端吃的,“饿了吧?先吃点东西,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我把我娘让我带的东西递给赵婶:“婶子,这是我娘让我带的,一点心意。”
赵婶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鸡蛋和腊肉,连连推辞:“这怎么好意思,你们来帮忙我们就很感谢了,哪能再要你们的东西?”
“婶子你就收下吧,”我说,“我们家也不缺这点东西。”
赵婶看了看赵叔,赵叔点了点头,她才把东西收下了。
早饭是棒子面糊糊配咸菜,还有赵婶刚烙的葱油饼。葱油饼还冒着热气,金黄金黄的,咬一口又香又脆。我喝了三大碗糊糊,吃了两张葱油饼,感觉浑身都是力气。
这时候,从里屋走出一个人来。
是个姑娘。
她大概二十岁左右的样子,穿着一件碎花短袖,扎着一条马尾辫,皮肤不算白,但很干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她走到我跟前,大方地伸出手:“你好,我叫赵秀英,我听我爹说你要来帮我家收麦子,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愣了一下,赶紧伸手握住她的手,结结巴巴地说:“你……你好,我叫陈建军。”
赵秀英的手有点粗糙,经常干活的手都是这样,但她的小手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戒指磨得发亮,想来是戴了很久的。我们握了手又赶紧松开,我的脸有点发烧。
赵婶在旁边看着,嘴角微微上翘,好像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英子,你还没吃早饭吧?”赵婶问。
“娘,我吃过了,昨晚剩下的糊糊喝了一碗。”赵秀英说着走到我旁边坐下,很自然地拿起一张葱油饼,“我再吃点,今天要割一整天麦呢。”
“你一个姑娘家,别下地了,”赵叔说,“在屋里帮你娘做点家务就行。”
“爹,你就别劝我了,”赵秀英咬了一口葱油饼,“你一个人能割几亩麦子?再说了,咱家的麦子再不割,过两天就得掉粒儿。我不能看着你和建军忙活,自己在家享福。”
赵叔看了看我,笑着说:“这丫头,从小就是个犟脾气,谁也劝不住。”
我也笑了笑,没说话。
吃完饭,赵叔带我去后院拿了镰刀和草帽。赵叔家的镰刀有点钝了,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磨石,蹲在院子里重新磨了一遍。赵秀英也跟着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几个咸鸡蛋和一壶凉开水。
“给你,”她递给我一顶草帽,“太阳毒得很,不戴草帽会晒脱皮的。”
“谢谢,”我接过草帽戴上,帽檐上还带着淡淡的皂香味。
我们还在地头没开始干呢,刚才在屋里,我发现赵秀英藏在门帘后面,偷偷看了我好几眼。
我没敢往深里想。
五点多,金红色的朝阳刚爬上树梢,四野的麦田被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亮得晃眼。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地里,拉得很长,像三个黑色的巨人弯着腰。
赵叔走在最前面,弯下腰,左手抓住一把麦秆,右手的镰刀一挥,“唰”的一声,一抱麦子就割倒了。他的动作虽然没我那么快,但很有节奏感,一刀一刀的,不急不慢,像钟摆一样。看得出来他是个老庄稼把式,只是体力确实跟不上了,割了十几刀就得直起腰来喘口气。
赵秀英排在我后面,她的动作比赵叔快多了,左手一搂一大把,“唰唰唰”几刀下去就是一大捆。她身上穿的短袖被汗水打湿了,贴在身上,勾勒出青春的身形。她腰弯得很低,头几乎垂到了麦秆上,像一枚悬挂的镰刀月。每次直起身来,那条马尾辫就在后脑勺甩出一个小弧。她把割下来的麦子熟练地用几根麦秆一扎,齐齐地码在旁边,整整齐齐,像排队一样。
我这才发现,赵秀英干农活是真正的一把好手,比我见过的大多数妇女都要利索。
我干了小半个时辰的功夫,赵秀英已经割了四五捆,她先用草帽给赵叔扇了几下,把水壶递过去;然后转身朝我走过来,弯腰在我刚才割过的地方捡了几穗遗落的麦子,一根根扎进腰间的围裙兜里,那个耐心劲儿像个捡珍珠的小姑娘。她抬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好看。
我赶紧低下头,专心致志地割麦。
“建军哥,”她忽然开口叫了我一声。
“啊?”
“你割麦割得真快,比我爹还快。”
“你割得也不慢,”我说,“你一个姑娘家,比一般老爷们儿都能干。”
赵秀英笑了,有两个浅浅的酒窝:“那是当然,我家就我一个闺女,啥活都得自己干。”
我愣了一下,又问:“你不是还有个大哥吗?”
“大哥去年跟人去南方打工了,一直没有音信,”赵秀英的语气有点黯然,“我爹娘为这事儿操了不少心。”
我隐约有种感觉,赵秀英似乎很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但也不一定,也许人家就是天性开朗,跟谁都谈得来。我没敢抱什么希望,也不敢多想。
看到赵秀英累得气喘吁吁,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人家一个姑娘家,本来不应该在毒太阳底下干这么重的活,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我加快了手上的速度,尽量多割一点,让她少干些。
不知不觉太阳就爬到了头顶,六月的日头越来越毒,天空蓝得发烫,连歇脚的麻雀都不肯从树荫里出来。地里的热气往上蒸,跟蒸馒头似的,额头上的汗珠子怎么擦都不停。我身上的背心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歇会儿吧,”赵叔直起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高声招呼在另一垄弯腰猛干的秀英,“天太热了,当心中暑。”
赵秀英把一捆麦子码好,直起身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脸被晒得红扑扑的,像熟透的苹果。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扬了扬手中的镰刀,笑着说:“陈建军,你割得再快也不用这样拼命吧?我都累得抬不起腰了,哪有力气陪你赛跑。”
我被她这句话逗住了,手里的镰刀差点掉地上。我心里说,这丫头可真会逗人,她虽然嘴上说比不上我,我偷偷瞟了几眼旁边她的那一垄,麦捆码得比我那头齐整,茬口也很低,地里干干净净,一棵麦穗都没有遗落。看得出来,她不但干活快,还特别细致,是个过日子的人。
我们在田埂上的大柳树下歇脚。赵秀英把竹篮递给我,里面放着早上没吃完的烙饼和早就煮好的咸鸡蛋。赵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烙了新的面饼托邻居捎到了地头,饼卷成小卷子,里面夹着白砂糖,那是招待贵客才舍得拿出来的白糖饼,外酥里甜。
赵秀英拧开水壶的盖子,先递给赵叔,又递给我,带着点抱歉的口气说:“建军哥,我们家没什么好招待你的,你湊合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接着干。”
“秀英你别这么客气,这些东西已经——”我接过水壶,对上她那对微微上挑的单眼皮,又赶紧把目光挪开。
“你已经很好了。”后半句硬是被我吞进了肚子里,脸臊得发烫,我赶紧侧过身去拧水壶。
我悄悄咽了口唾沫。这丫头,人长得不算顶顶漂亮,但眉眼舒齐,鼻梁直直的,嘴唇红润润的。说话的时候两只大眼睛会认真地看着对方,像会说话似的。村里那些婶子大娘们,大概会用“很入眼”来形容她。更难得的是,她干活毫不惜力,待人又这样周到,白糖饼这种精贵的吃食,恐怕她自己也舍不得经常吃吧。
我心头忽然一动。
不,不行。来帮工是赵叔托我爹开的金口,我要是动了这些歪心思,回去怎么跟我爹娘交代?让人家说我来帮忙是心怀鬼胎,那不成大笑话了?我陈建军虽然当了两年的庄稼人,面子虽然没有,自尊心还是要的。
吃完饭歇了一会儿,我们又下地了。下午的日头比上午还毒,晒得人头皮发麻,脚下泥土滚烫烫的,像踩在火上。我们三个人一字排开,不停地割,不到太阳完全落山绝不罢手。
暮色渐沉,西边的天际被晚霞映得通红。总共两亩多的地,我和赵叔、赵秀英三人合力,割完了整整一亩六分。赵叔说剩下的那些明天再割,明天上午再干个一上午,剩下的摊场之类的事儿他们自己来就行。
“建军,今天可真是辛苦你了,”赵叔拍拍我的肩,“要不是你来帮忙,我一个人不知道要割到啥时候。”
“赵叔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赶紧说,“都是举手之劳,赵叔不用放在心上。”
赵秀英站在院门口,身上全是麦尘,脸颊上粘着几根麦芒,她抬手提了提滑到后脑勺的头绳,把刘海拢上去。我注意到她又偷偷看了我一眼,那种目光很奇特,带着羞涩和好奇,还有一点什么东西藏在后面。
我没敢再看,跟赵叔夫妇道了别,迈步往回走。
“建军哥——”
走出了十几步,赵秀英突然在我身后喊了一声。我回过头,她站在昏黄的门灯下,身影被灯光拉得长长的。
“路上慢点走。”
“哎。”
我心里那根绷了一天的弦,被她轻轻一句晚归叮嘱拨响了,嗡嗡的,走在路上半天都静不下来。
第二天我比前一天早到了将近半个钟头,我刚走到赵叔家门口,赵秀英就不知怎么听见了脚步声,从院子里迎了出来,手里拎着水壶、干粮和烙饼。
“建军哥,你来啦,”她今天换了一件浅蓝色的短袖,头发用蓝色手帕扎了起来,整个人的精气神又变了样,言语间多了一些含蓄和俏皮,“我今天专门帮你灌了一壶绿豆汤,煮的时候多放了两勺糖,我爹说怕苦了小陈同志,让你甜一甜。”
“小陈同志”这四个字从她嘴里蹦出来,我突然就僵住了,迈了一半的腿硬生生停在那,差点没绊着门墩,直到赵婶在里屋唤她拿东西,她才吐了吐舌头,风一样地跑了进去。
“这丫头,一刻也坐不住,”赵叔从里屋出来,嘴角缺了烟管的豁口都合不拢,笑意全挂在脸上,“一大早就起来熬绿豆汤了,拦都拦不住。”
我们仨出了门,赵叔走在前面,我跟在他旁边,赵秀英殿后。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赵叔忽然停住脚,往路边的歪脖子树上靠了靠,有点气喘。
“人老了就是不中用,”赵叔咳嗽了几声,“以前这条路上山下山健步如飞,现在走几步就喘。”
我心里立刻盘算了一下。
赵叔这两年为了这个家,早就累得没个人样了,五十出头的人看着像六十好几,腰背早就佝偻了,颧骨高耸,脸颊下凹,走几步路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听我爹说,赵婶年轻时摔断了腿,没养好落下了终身残疾。赵叔那个不听话的儿子跑出去闯荡,几年不回来,家里里里外外全靠赵叔一个人撑着。难怪他家的小麦去年比人家早收了一旬却还是没赶上,打下来的粮食不够吃大半年,赵秀英一年四季吃不上一顿像样的年肉。
再看赵秀英,一大早的麦田里,天不亮就摸到地头割没日头的地方,不到太阳落山不在背垄里歇一毫。她弯着腰一直割,割得快了那把小汗珠就顺着脖子往下淌,迷了眼睛就拿手背一抹,那副认真倔强的神情,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让我想起烈日下未蒙尘的一株青根,有一股穷人家孩子身上才有的劲头。
趁赵叔歇脚的时候我放慢脚步,跟赵秀英做了个邻肩。
“你大哥不在家,你一个姑娘家干这么多粗重活,受得住吗?”
赵秀英捋了一把被风吹乱的前额发丝,浅浅地笑了笑:“这有啥受不住的,庄稼人的闺女,骨头硬着呢。”
“你一个姑娘,按理说不该干这么多农活,你叫个什么劲嘛。”我压低声音,“你一亩地干下来,换我两天的饭吃都够呛。东家少个劳动力,你要是把自己累出个什么好歹来,你爹娘岂不更遭殃?”
赵秀英被我这几句话说愣了,手里的镰刀差点没握住。她低着头想了半晌,后来才低声应了一句:“建军哥,你是好人。”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没头没脑冒出这么一句。这句话有很多种意思,最大的意思是——一个姑娘说一个男人是好人,多半是拒绝的意思。我一下子就慌了,连忙退开半个肩膀,拉开距离,只顾埋头割眼前的麦子,把腰使劲弯下去,再不跟赵秀英搭一句话。
一个上午的时间我割了一亩的麦,手磨出两个血泡,右手的血泡破了皮,死死粘在镰刀把上不能松开,一松手就黏住疼得钻心。我趁赵叔没注意,偷偷拧开水壶冲了一会儿,用牙咬住布条缠了几道,深吸一口气,弯腰重新干了起来。
赵秀英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我背后来了,把我的窘态看得一清二楚。
“手破了?”她弯下身来要夺我的镰刀,语气里满是心疼,“你怎么不早说,让我来割,你把摊场的麦个子往地头抱一抱就行。”
“没事,破了一点皮,不碍事。”
“你别倔。”
“真的没事。”我把镰刀换个手,改用左手割了起来。从那我再也没跟她多说什么话,我怕一开口就忍不住又多嘴说“好人”那码事。
将近晌午时分,两亩多地全部割完了。赵叔站在地头,望着身后码得整整齐齐的麦捆,眼眶有点湿。
“今年可算是把这茬收起来了,”赵叔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声音有点哽咽,“建军,叔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我正要开口,赵秀英又接过了话。
“爹,建军哥可不是图你感谢才来帮忙的,”她跟我站在一起,用肩膀碰了碰我的胳膊,笑盈盈地看着我,“对吧,建军哥?”
我只觉得脸一下红到了耳根子,窘得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赵叔在旁边看着,嘴角又没合拢,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块。他一边咳嗽一边绕着麦捆走了一圈,东看看西看看,末了停下脚来,一摸上衣口袋没烟了。
“英子,家里还有烟不?”赵叔问。
“没了,过年的那几盒抽完了。”
“那你先去供销社给我买两包烟回来,五毛钱的那种就行,剩下的钱买个一斤半斤油条,给建军带回去。”
赵秀英接过钱,跑了几步又停下来,扭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快步走了。那条马尾辫在她脑后甩来甩去的,越走越远。
赵叔坐在地头的树荫下,望着赵秀英跑远的背影,忽然自言自语地笑了。
“这丫头,跟她妈年轻时一样,越长越中看了。”
我不知该接什么话,只立在原地等他往下说。赵叔笑了笑,扶着我站起来,他搭上我的肩往大路上走,还不住回头看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嘴里念叨说麦子还要在田埂上晒两三天才能脱粒。
我往村路的方向看了一眼,想目送赵秀英拐过那道弯,杨树遮住了她的身形,只有裙角最后一点碎花的影子从树叶的缝隙里闪了一闪,消失了。
三
麦子割完了,脱粒是我后来抽空又去赵叔家帮忙的。
脱粒比割麦子更累人。赵叔家用的是生产队时期分下来的那台脱粒机,用个小柴油机带动,老古董一个,运转的时候声音震耳欲聋,喂麦的人一脚踩踏板上把麦捆往机器里送,全凭一双手一把劲,轰隆隆响得耳朵快聋了。
赵边几个小伙子嫌赵叔家的脱粒机太破太脏,给的报酬又微薄得很,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帮他。我想着总不能看着两亩多麦子摊在麦场里任由老天处置,万一夜里来一场雨,全家人半年的口粮就打了水漂。我跟我娘说了一声,天不亮就骑了四十多分钟的自行车去了趟赵叔家。
赵秀英看见我又来了,眼睛一下子亮了,她正光着脚弯腰把场院里的麦捆扬开均匀摊晒,听到我的铃铛声直起腰来,用胳膊肘把脸上的汗液擦一擦,朝我露出笑容。
“建军哥,你咋又来了?”
“我来帮你们脱粒啊,总不能等老天爷赏饭吃吧。”
我撂下自行车,袖子一挽,脱掉鞋子,光着脚走进了麦场。赵叔蹲在脱粒机旁边,额头上青筋直暴,修了半天也没修好那个气人的柴油机。
“这个狗日的柴油机,早上还能使,刚才又打不着火了,”赵叔急得满头大汗,我走过去蹲下来检查半天,发现油管堵了,用嘴对着吹了几下,招呼赵叔,“赵叔你拉,使劲一拽就转。”
赵叔猫着腰把摇把插进去,咬着牙猛地一拽,柴油机突突地冒出一股烟,算是喘上了这口气。赵秀英站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招手让我快点上踏板。
“建军哥你慢点喂,别把手给搅进去了。”
“你哑巴了吗?在旁边管好你的扫帚就行,别让麦秸堆得太高把滚轮憋停了。”
干活的时候我嘴上不饶人,赵秀英顶嘴的本事倒也不赖。她弯腰叉起麦秸往边上抡的时候,碎短袖的下摆被风吹了起来,露出一小截腰身,麦芒随风飞进了她的衣领子,她痒得缩脖子,发梢上沾着一片细碎的麦壳也浑然不知。她的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赤脚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场院地面上,那一身率性的劲儿,大咧咧的,俊俏极了。我赶紧把目光别过去,恨不得把自己的两只眼睛挖下来塞进裤兜里。
后来柴油机冒了一阵烟,彻底熄火了。
赵叔就着场院的井水洗了把脸,打起精神重新摇,摇了十几下手都抖了,还是打不着。我让他闪开,自己使出一身蛮力,摇把在手里转了十来圈,老家伙终于突突地喷火冒烟,算是给了面子。
赵秀英欢呼了一声,凑到我身边,用毛巾替我擦额头的汗。
“建军哥,你真是个能人,什么都会修。”
“少拍马屁,去摊麦子去。”
赵秀英抿了抿嘴,乖乖地照办。
这一天大概是整个夏天最让我疲惫的一天。摊场碾麦扬场的全流程从头干到尾,几个人从早上四点多爬起来干到夜里七八点,累得骨头散了架。赵婶做了手擀面,一人一大碗清汤面还卧了一个荷包蛋。
我大口扒着面,赵秀英端着半碗面坐在我对面,把碗里的荷包蛋夹到我的大碗里。
“你多吃一点。”
“我不要。”我又夹回去。她又夹过来,来来回回推了几个回合,最后我粗声说了一句“一人一半”,拿起灶台上一把菜刀,把一个荷包蛋劈成了两半,塞了一半到她碗里,另一半三口两口吃掉了。
赵婶从里屋出来收碗,正巧看见这一幕,笑着说:“你们俩像个小两口似的分来分去,羞不羞?”
赵秀英一口全麦面呛到嗓子眼,脸涨得通红,跑进了里屋,顺手把门带上了。不一会儿门后传来咳嗽声和漱口的咕噜声,安静了一会儿,又传来极轻极轻的笑声,像风吹过房檐下悬着的半截风铃。
我不敢在那个家里多待,生怕赵叔和赵婶会误会什么,水都没多喝一口,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走到半路下了一阵过雨,被风吹斜的雨丝扫到我脸上,凉丝丝的,可我浑身从里到外都是烫的,像有一把火在心里烧。
我那次去赵秀英家帮忙,前后总共去了三四趟。他们夫妻挽留我在家吃过两顿便饭,每次都推三阻四送东西,我一次也没要。
我觉得男人帮忙干点农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哪能收别人的钱财呢?更何况赵秀英家确实困难,收了人家东西我心里不安。我娘也一再叮嘱我,说人家不容易,能帮就帮,别惦记着回报。
我确实没惦记着回报。
至于赵秀英,我是惦记还是不惦记,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后来的事我没法预料,我就让命运的河流淌到哪儿算哪儿吧。
我去赵秀英家最后一次,是帮他们把麦子全部晾干装进粮囤,赵叔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沓皱巴巴的毛票,从一块,两块,五块,凑了一堆零钱,递到我面前。
“建军,这是你帮我们割麦打场的工钱。不多,你别嫌弃。”
我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心里难受极了。赵叔和赵婶平时连治病吃药都舍不得花钱,这些钱不知道是他们从牙缝里省了几个月攒下的,估计连赵秀英的嫁妆都在里头了。我要是伸手接过来,我还是人吗?
“赵叔,这钱我绝对不能要。”
“你不要我心里过意不去。”
“赵叔你要是硬给我,我以后可再也不来你家串门了。”
赵叔拗不过我,又推让了半天,最后还是赵婶开的腔:“老赵,你就别勉强人家建军了。这孩子心善,情意你记着就行,钱的事你就别提了,建军你不要放在心里啊。”
我向赵叔赵婶道别,推着车走到院门口,车胎上的泥印被夕阳照得橘红一片。
赵秀英从屋里跑了出来,我把车梯撑住,她跟我面对面站了几秒,忽然伸出手来,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想跟我握手告别。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比第一次更温暖也更粗糙,那枚亮到发旧的银戒指磕在我的指节上,凉丝丝的。我感觉到她没有马上松手,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停留了比正常握手更长几秒的时间。
一辆梁园村的手扶拖拉机从门前坑洼的土路上隆隆地开过,我们才如梦初醒似的松开。
“建军哥,你这人,真是的。”
赵秀英脸红得像西边的晚霞,忽然嘴角抿出一丝微笑,往后退了两步,一转身闪进了院里,红色碎花的衣角消失在门扇后面。
我出神了几秒,推起自行车走了。
四
农忙之后的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村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我每天早出晚归跟土地打交道,春种秋收冬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赵秀英家的麦收过去将近两个月,我以为这事已经翻篇了,那几天的接触不过是帮忙而已,很快就忘了。
没承想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院子里的磨盘上乘凉,远远看见几根晃动的影子从村路那头投过来。
“建军哥!”
一个清脆的声音穿过暮色,落进院子。我猛地抬起头,赵秀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到我们家院门外面来了,手里提着两个草纸包,笑眯眯地站在那。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脑子里好不容易刚清理掉的画面,又全浮了上来。
“你……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还你家上次借给我妈的药方子呀,还有这包豆皮,我妈说让你们尝尝家里的土产。”
我娘听见动静从里屋出来,看见赵秀英时上下打量了一番,眉头一扬,又打量了我一眼。
“这是谁家的姑娘?”
“赵叔家的,就是我去帮忙割麦的那个赵叔。”
“哦——”我娘这声“哦”拖得很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几眼,转身笑盈盈地把赵秀英引进了屋。
那天晚上赵秀英在我家吃了晚饭。
我爹从我还没记事起就没像那天那样热络过,跟我说话从来是板着脸三言两语,可是那天使劲劝赵秀英多吃菜,怕赵秀英夹不到蒸水蛋又亲手夹了两大块到她碗里,堆得像座小山一样高。
赵秀英端端正正地坐着吃饭,一双筷子在半空中像蜻蜓飞舞,吃相文文静静的。我越看越不对劲,赶紧垂下眼皮扒饭,一粒一粒数着吃,大气也不敢出。我把碗最后一口饭扫荡干净,撂下碗筷准备开溜的时候,赵秀英忽然抬起头看着我。
“建军哥你别急着走,我还有个事想跟你说。”
“啥事?”
“我爹问你,明天去镇上卖粮,能不能搭你家架子车?”
“这算什么事,”我大方地回答,“行的。”
赵秀英舒展开被卷发箍得光滑的刘海,那张被灶火映红的脸上,浮现出两个似隐似现的醉窝。
我娘从头到尾没说什么,晚饭后赵秀英走了,我娘把我喊到里屋,拧了我胳膊一把,差点没把我胳膊拧出一块青斑。
“你个傻小子,那姑娘多好你都不知道?”
“娘,你说什么呢。”我心里正乱着,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
“你还嘴硬。你娘我吃了几十年的咸饭,这点事情还看不出来?那姑娘眼睛里有你。”我娘说着把我推出门去,“你改天不要架子车拉粮食吗?明天上赵秀英家去一趟,带上两根白萝卜、几斤豆腐,听见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我娘脸上有点红,我想她大概也想到了她年轻的时候。
五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着牛车沿着村路绕到赵秀英家门前。她穿着一个素白的外衫,腰间扎了一条蓝布带,怀里抱着比枕头还大的包裹,站在门口等着呢。
“建军哥,你看我这一大包东西。”
赵秀英费力地把包裹往车板上拖,我伸手接了一把,她的指尖碰了我的手背一下,闪电似的收回去了,两人都没说话。
夏天清晨的阳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睫毛照得又密又亮。她上车以后很自然地坐在我旁边的木头横板上,离得很近,我连她呼吸的频率都能听出来,心跳不由快了几拍。
暮夏天光,风吹到脸上已经不像六月那么滚烫了,有一搭没一搭的,带着田野泥土的气息和玉米叶子青涩的味道。我心里猫抓一样坐不住,想要跟她说什么话,又不知道怎么开头。赵秀英低下头把脚边那个包裹重新扎紧,又从兜里摸出一把葵花籽,一颗一颗剥开来吃,剥好了的瓜子仁拿掌心托着。
她忽然侧过身来,把那一小堆剥好的瓜子仁递到我面前。
“建军哥,你吃点瓜子。”
我腾不出手来,那年头的牛车走在路上比拖拉机颠多了,每颠一下人就往旁边歪一下。赵秀英等了几秒看我没伸手,便直接把手心里那一小把瓜子仁送到我嘴边。
我慌了神,嘴一张,一些瓜子仁掉进了衣领里,一些掉在了木板上。赵秀英笑得前仰后合,那笑声像村外小溪的水流声,清清亮亮的,流进人的心里面去了。她边笑边弯下腰去捡木板上掉落的瓜子仁,抬起头时鼻尖差点撞上我的肩膀,慌乱中把自己的前额磕在我肩上,啊了一声,捂住额头坐直了身体,耳根红透了。
她的头发扫过我的下巴,有一阵清甜的洗发水的味道。
我心里那些原本模糊的感觉,像清晨的雾一样被风吹散了,露出了底下清晰的轮廓。我知道这个姑娘已经悄悄走进了我的心里,那个叫做“喜欢”的东西在生根发芽,我努力想拔掉它,可是越拔长得越快,拦都拦不住了。
我偷偷看了赵秀英一眼,她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把头低下去,手指绞着衣角。我们一路没再多说话,但那种安静并不尴尬,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帖,好像两个人都知道有些话不用说出来,心里都明白。
到了镇上粮站,排队卖粮的架子车排了长长一条龙。我卸了车把老牛拴到旁边的杨树下吃草,拎着麻袋往粮站仓库里扛,赵秀英负责撑口袋,我扛粮食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汗出得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回去的路上,赵秀英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煮鸡蛋,剥了壳塞到我手里。
“你家不富裕,还给我吃鸡蛋。”我捏着那个滚热的鸡蛋,舍不得吃。
“你帮我家干了那么多活,一个鸡蛋算什么?”
“你给我吃的,比一个春天你家母鸡下的蛋分量都重。”
赵秀英没接腔,安静地靠在我肩旁。她大概是听到“你家母鸡下的蛋”这几个字,想来了自家越来越穷困的日子,眼圈忽然红了,肩膀微微颤动。我没敢看她,怕她更伤心,只咬着鸡蛋,把牛鞭举得高高的扬了一轮空响。
那一天我赶牛车送赵秀英回村,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太阳还有半截没落下山。赵秀英跳下车,抱上那个包裹,刚走出两步又退了回来,从包裹最底处抽出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白毛巾,塞给了我。
“建军哥,你出了一天的汗,拿这条毛巾擦擦。”
她把东西往我怀里一推,转身跑进了院子,院子门在我面前吱呀一声关上了。
我把白毛巾展开,叠了四折,折成了一个小方块。毛巾柔软干净,还有阳光晒过的味道,上面绣着一朵小花,针脚细细密密的,一看就花了不少工夫。我把它放在鼻子边闻了闻,有一股淡淡的皂香。
我知道这条毛巾不是随随便便买来的。
那天回去以后我把这条白毛巾叠好放在枕头下面,整整一个夏天每天晚上枕着它睡觉,连做梦都觉得踏实。
六
后来发生的事情,快得像翻书一样。
没过几天,赵叔就托人到我爹那里打探口风,说话倒是直接干脆,没有绕弯子。
“老哥,你家建军人好,干活不惜力,为人也忠厚老实,我家英子对他印象很好。你看要不要让两个孩子处处?”
我爹当场没有表态,回家跟我娘商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爹把我喊到跟前,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却又藏不住笑意。
“建军,赵家那个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我低下头,支支吾吾了半天,蚊子叫似的说了一句:“挺好的。”
“别吞吞吐吐的,”我娘从厨房探出头来,“你倒是给句痛快话,你要是没意见,我和你爹就去赵家提亲。”
“你们看着办吧。”
我红着脸躲进了厢房,听见身后我爹和我娘在笑。
大约过了一个月,媒人正式上门提亲。赵叔那边回话说只要两个娃娃对眼,彩礼随我们的心意给,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我爹和我娘商议了一下,东拼西凑准备了一千块彩礼钱和四大件: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足够体面。媒人把礼单往赵叔面前一铺,赵叔扒拉着看了半天愣了好一会儿。
“都是好东西嘛,你们家这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赵叔把礼单收好,攥着我的手说,“建军,英子交给你了,你可不能亏待她。”
“赵叔你放心,我一定对她好。”
赵叔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笑容里带着欣慰,也带着不舍。
我和赵秀英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日子定在秋天苞谷收完以后办喜事,不冷不热的时候办事最稳妥。
那些天我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干什么都带劲,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村里人见了我都要拿这事开几句玩笑,说建军这小子平时不吭不响的,没成想一出手就娶了赵家村那个最利落的姑娘,真是闷声发大财。
赵秀英成了我名义上的未婚妻,我们俩之间虽然还没有正式过门,但两家的走动比以前更频繁了。
我去赵叔家的时候,赵秀英不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有时她会靠在我肩膀上坐半天,有时会把脑袋搁在我胳膊上,安静地听我讲村里发生的琐碎事情,讲累了就换她讲。她说她大哥后来给家里来过一封信,说在广东一家工厂里做工,挣了一点钱要寄回来,让家里别挂念。赵叔每回说起这事都会沉默很久。
庄稼人的婚事赶在秋天办,农忙一过就该操持了。
八月份我去了一趟省里的建筑工地,想多挣几个钱把婚房粉刷一遍,买几件像样的新家具。工地上的活比田里还累人,搬砖扛水泥绑钢筋,一天下来浑身灰不溜秋的,住的是四面漏风的窝棚,吃的是馒头就咸菜。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每天躺在窝棚的木板床上,拿出枕头下面那条白毛巾看看,心里就踏实了,觉得吃多少苦都值。
一个月后我从工地回来,晒得像从煤窑里爬出来的,正准备歇两天再去看赵秀英,第二天一大早刚端起饭碗,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建军,建军在家吗?”
赵婶的声音。
我心里猛地一沉,撂下碗冲了出去。
赵婶站在院门口,脸色苍白,眼睛红肿着,像哭过一夜的样子。
“婶子,咋了?”
“建军,英子她……她大哥出事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响,耳朵旁边好像有几千只蜜蜂在飞,什么都听不清了。赵婶后面说什么我都没听进去,只记得“工厂”和“摔伤”这几个字。
赵秀英那个常年不归家的大哥,在广东工厂干活时从脚手架上跌下来伤了脊柱,人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老板跑了没人管,医药费欠了一屁股。
赵婶哭得说不出囫囵话,我娘在旁边搀着她又是拍背又是递水。我爹眉头拧成一个硬疙瘩,在屋里踱了好几圈,最后把旱烟袋往桌沿上磕了磕,啪地一响。
“建军,你骑车去镇卫生院一趟,打听打听那边能治那瘫病不。”
我醒过神来,跨上自行车就往镇卫生院赶。医生说要转去县医院看骨科,得快,晚了怕伤筋动骨时间拖长了落下终身残疾。我从镇里回来已经是中午,连口水都没顾上喝,把医生的话原封不动跟赵婶复述了一遍。
赵婶的脸白得像纸。
赵秀英一个人闷在西屋里,我叫了她几声没应,推门进去,看见她蹲在墙角双手抱膝,把脑袋埋在胳膊里面,肩膀一耸一耸的,在无声地哭。
我蹲下来,轻轻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别怕,有我在。”
赵秀英扑进我怀里,哭得浑身直抖,把我的心都哭揪成了一团大疙瘩。她说大哥如果真瘫了的话,爹娘的下半辈子怎么办,妹妹这辈子还怎么翻身。她的眼泪一颗一颗掉在我手背上,滚烫的。
我搂着她使劲箍紧,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她的头发还是那股清甜的洗发水的味道,可我一点别的心思都生不出来了,只想替她把她头顶上的天撑起来。
七
大哥出事的消息传来不到三天,赵叔把我和赵秀英喊到一起,抽了半天的烟,开口说了句让我和赵秀英都愣在原地的话。
“建军,英子,我想了很久,这门亲事……先放一放吧。”
赵婶在旁边哭出了声,赵秀英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她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手指死死绞着衣角,指节发白。屋里安静得让人心慌,灶台上水壶烧开了,呜呜地响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拿那壶水。
我爹坐在旁边抽旱烟,一言不发。我娘皱着眉,看看赵叔,又看看我,嘴巴张了几次又合上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赵叔低着头,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沙哑得不像话。
“家里这个情况你们都看见了。英子哥这一摔,不光人要瘫,还欠了一屁股债,医生说后续康复治疗那钱跟流水似的。我不能害了建军,这孩子还年轻,不能跟着我家背债。退亲的话,什么彩礼、礼金,我为数不多的积蓄卖什么破铜烂铁该退的我如数退给你们……绝对不让你陈家受任何损失。”
“亲家公,你不能这样说话,”我娘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两个孩子好好的,你说退亲就退亲?那英子以后怎么办?”
“婶子,我知道你是好人,”赵叔眼圈红了,可那口气比他吐出的烟还淡还轻,“可眼下我们家就这个条件了,我不能因为自己拉了屎,就擦在建军衣服上。我闺女不能那么自私,你是吧?”
“自私”两个字从赵叔嘴里说出口,赵秀英再也忍不住了,呜呜地哭出了声。赵婶搂着闺女也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赵叔手里的烟管叭嗒一声掉在地上,半天没去捡。
我爹终于开口了,没朝赵叔发火,也没劝慰他宽心,只对着我丢了一句话出来:“建军,这是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做决定。不管你怎么选,爹娘不怪你。”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像大话的一句话,比丢给我一座山还重。
我一时像被钉在原地动不了。
我最恨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动摇了。我张了张嘴,声音怎么都发不出来。赵秀英把头从赵婶怀里抬起来,红肿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那眼神里有哀求,有绝望,有一点点若隐若现的期待,可更多的是一种我不太能读懂的东西。
我想起她在地里弯腰割麦草帽挡着大半个头,汗水把蓝底白碎花的短袖浸出一身背影的光泽。我想起那条叠得方方正正绣着小白花的毛巾,想起她往我嘴里送瓜子仁时鼻尖差点撞上我肩膀的那个黄昏。想起出发来我家提亲那天镇上粮站的过磅大厅里,她趁没人注意时把她手心里剥好的瓜子仁全送到我嘴边,下巴微微翘起的那个傻乎乎的快乐。
也想起她刚才趴在我怀里哭得像个没娘的孩子那样无助,我的心针扎一样地疼,疼得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做了这一辈子不后悔的一个决定。
“赵叔,”我说,“亲事不退。人我不退。”
屋里所有的人像被齐刷刷掐断了什么开关,安静得能听见墙角的蟋蟀在叫。赵秀英像被什么击中了似的浑身一震,抬起头望着我,嘴唇哆嗦个不停。
“建军,你别意气用事。”赵叔还想劝。
“赵叔,我不是意气用事,”我打断了赵叔的话,声音比我预想的要平静有力得多,“人活一辈子,不能事事都算计。英子家遭了难我就退亲,那我陈建军还是人吗?将来生了孩子我怎么对他说,你爹当年是个见风使舵的王八蛋?我做不到。”
我娘偷偷拿袖子擦了擦眼角。我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说了句让我这辈子都记在心里的话。
“既然建军自己做了决定,我们当爹娘的没有二话。亲事怎么办还怎么办,彩礼也不用退,英子的大哥要是需要钱治病,我们家也帮着凑。”
“老哥……”赵叔一下子跪倒在堂屋里,哭得像个孩子,“老哥,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哪。”
我爹把他扶起来,拍拍他的肩膀:“都是儿女亲家了,说这些做什么。”
赵秀英早已哭得说不出话来,她走到我跟前,一头扎进我怀里,把脸埋在我胸前,滚烫的泪水透过我薄薄的衬衫,烫得我胸口那块皮肤像要烧着了一样。她轻轻说了六个字,很轻很轻,像蝴蝶扇动翅膀,可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摁在我心口上。
“陈建军,你真好。”
我搂着她,把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慢慢闭上了眼睛,感受着怀里那个微微发抖的身体。
窗外,阳光正好,院子里的枣树枝头挂满了青色的果子。远处的麦茬地里已经种上了玉米,绿油油的一片,风吹过去刷刷地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那一刻我觉得,不管以后的日子有多苦多难,我都不会再害怕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了。
八
赵秀英家大哥那笔两三千块的欠款,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赵叔把自个儿所有的家底扒拉了一遍,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加上我家凑出的一笔钱,最后还差了六百多。
赵婶把赵秀英拉到一边,商量着要不要把收下来留作口粮的麦子卖掉换现钱。赵秀英当天晚上红着眼眶找到我。
“建军哥,我哥的医药费还差一截,我……我想把家里存下的口粮麦子先卖了,反正秋玉米要收。”
“你疯了,”我把赵秀英颤抖的手按住,“把口粮卖了你们冬天吃什么?”
“我不知道,”赵秀英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我真的不知道了,建军哥,我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
“英子,你别慌,我替你想办法。”
秋天的打工潮快要开始了,我想趁婚期前的空隙再去工地干一段日子。我爹摇着头说不安全,我娘怎么都不答应。
第二天一早我偷偷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塞了二十块钱在兜里,骑上自行车就到了镇上的长途车站。
“你去哪?”
我跨在自行车上回头一看,赵秀英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着我来了,站在路对面望着我。她穿着那天我们第一次下地割麦子时穿的那件碎花短袖,头发用蓝手帕扎着,风吹过来,几缕碎发飘在鬓角。她瘦了好多,两个腮帮子都凹下去了,眼睛下面青黑一片,看来昨晚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
“我去工地打工,”我没瞒她,“差的那笔钱,我想办法挣回来。”
赵秀英走过来,从布兜里摸出一个小纸包塞给我:“这是我从信用社取回来的八块钱,你拿着。”
“我不要,你自己——”
“你拿着。”赵秀英这次没有笑,眼圈红着,嘴唇微微颤抖,“建军哥,你对我好,我知道。可你也是个人,你也会累。你要是为了我家把自己累垮了,我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
我被她问住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最后把那八块钱攥在掌心里。
长途车来了,我抬起腿刚要跨上车门,赵秀英忽然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把脸埋在我后背上。
“陈建军,你早点回来……我等你。”
我咬着嘴唇,没让自己在那趟长途车面前掉下一滴男人的眼泪。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隔着车玻璃望着那个瘦弱的碎花身影越来越远,她的手臂贴在身体两侧一直没有抬起来跟我挥手,可我知道她没有走,一直看着这辆车转过山的那一边,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
我发誓这次出去不管吃多少苦,一定要替她把那段缺口补齐。
在省城建筑队的那段日子,说苦也不算苦,说累真能累死人。我一个十几岁就下地的庄稼汉,身上有的是蛮力气,可砌砖抹灰的高空作业不比翻土,刚来的头几天差点没把腰闪断。带班的工头老牛看我干活不要命又不怕脏,骂归骂,心里还是挺欣赏我的。
我跟老牛说了自家的情况,他二话不说让我住工棚的下铺,还从项目预付款里给我挤出一百多块钱让我先寄回去给赵秀英。我心里记着这个情,以后每次都抢在最脏最重的活第一个撸袖子干,工友们对我这个北方来的土老帽从开始的看笑话慢慢变成了竖大拇指。
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傍晚,我们收工比较早,窝棚外面下着不大不小的雨,空气里的霉味混着砌水泥灰的味道。一个工友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台收音机,打开来有一个唱歌节目正放着一首我从来没听过的歌,那曲调软绵绵甜腻腻的,让人想起故乡傍晚时分瓦房上飘起的炊烟。
老牛把手里的烟头碾灭,忽然跟工友们起哄取笑我:“建军,你还没成家吧?你媳妇好看不?”
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肯定想家里人了,你看他那张苦瓜脸,”另一个工友凑过来逗我,“给你媳妇写封信吧,说说工地上的事情,让她别惦记。”
我一想有道理,爬起来翻出赵秀英之前寄来的一封信,把信封的地址抄在一张脏兮兮的纸上,工友们七嘴八舌地教会我写信的格式。我抱着我那个破书包钻到窝棚尽头的角落里,掏出圆珠笔在膝盖上铺开信纸,琢磨了半天,写了撕、撕了写,圆珠笔漏墨染得我满手都是蓝油油的。
最后我写得不长,字数还没满一页作业纸。
那个年代的感情很少在嘴上说什么“我爱你”“我想你”之类肉麻的话,落在纸上的字句比嚼过的馍还没有味道,可每一句都是从肚里掏出来的,滚烫滚烫的。信寄出去以后我整天盼着邮差来,盼了将近半个月,终于等到了赵秀英的回信。
信里这样说,她哥的手术做完了,医生说恢复得还不错,全家的心都放下来了。还说我娘前些天去帮赵婶收自留地的芝麻,两个老太太在田里说了好一阵悄悄话。信的最后她画了一张笑脸,写了两行字。
“建军哥,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有我在呢。”
我盯着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工友们笑我痴,说我恨不得把那张纸吞进肚里去。我嘿嘿傻笑着说不出话,把信纸按原来的折痕叠好,夹在那条白毛巾里面,塞进枕头底下。
九月下旬,工程队结了一笔账,我领了将近两百块钱的工资,加上平时省下的伙食费和零星攒下的工钱,凑了个整,把钱全都汇到了赵秀英家的账户上。
等到工地彻底停工已经是十月了。
我回到村里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恐慌揉杂在一起的感觉。深秋的气温降下来很快,草叶上全是霜,村里的人开始烤火取暖了。我推开赵家院门走进院子,赵叔和赵婶正围着小炉子在烤红薯,看见我立刻站起来把我拉到炉子跟前,一人一句嘘寒问暖。
赵秀英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从里屋出来,脚步慢得跟蜗牛爬树似的。她把盆放在地上以后没急着直起腰身,就那么弯着腰看了我好几秒,像是不太相信站在院子里的这个人真是我陈建军。
她抬起头,刘海盖不住眼睛里的光。那光亮得需要用什么挡一挡才不至于烫伤人,可她偏不挡,就那么定定地望着我,抿着嘴唇不说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弄明白,那一刻她沉默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是因为有太多的话挤在喉咙里,堵得她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
“英子,”我说,“我回来了。”
赵秀英低下头揪着衣角搓了搓,仰起头来笑了笑,那笑容跟她十五六岁时第一个麦季在田埂上回头叫我喝水时一模一样,隔了好几年的风雨,还有那个味道。
九
工地挣钱还债这件事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我和赵秀英这一波三折的亲事从开始便惹了村里有些人的闲言碎语。
“赵家那姑娘家里背了一屁股债,陈建军还往坑里跳,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
“哟,你们不知道?听说是赵家的丫头自己缠着建军不放的,腰一扭屁股一甩把他魂勾跑了。”
“这叫什么来着?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不过英雄咱没瞧出个影子,美人嘛,我看那丫头也就那副模样,值几个钱你心里没数吗?”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恨不得跟他们干一仗。赵秀英拦着我,说嘴长在人家脸上让他们说去,堵不住的,反正咱们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吃别人家饭,怕什么闲言碎语?
我嘴上说我才不在乎那些话,背地里每次听到心里还是一阵一阵地窝火。赵秀英为了这事偷偷哭了好几回,我知道,她以为我不知道。
后来发生了一件大事,彻底堵住了那些闲人的嘴。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比往年厚了好几寸。一天夜里隔壁王家老太太突发急病,他儿子在外地打工还没回来,两个儿媳妇胆子小怕走夜路,跑到我家来敲门让我帮忙送到镇卫生院。我手忙脚乱套上牛车拉上人,可走了没几步发现轮子陷在雪地里,怎么也拉不动了。
赵秀英不知道从哪得了消息,提着一盏马灯赶到,二话不说脱下棉袄垫在车轮下面垫平碎冰渣,又蹲下去用瘦削的肩膀帮我发起狠来推那个比她还高的木轮子。天寒地冻的腊月天,她穿着薄薄一件棉毛布衫,跪在雪地里埋头推车,要不是她手里的马灯被风呼呼吹着,我差一点把她当成雪地里凭空长出来的什么硬骨头草来。
王家老太太被及时送到卫生院,医生说晚来半个钟头就不好说了。王家的儿媳妇攥着赵秀英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磕头作揖要给赵秀英立长生牌位,发誓把那座立在家里的祠堂里。
第二天这事传遍了整个村子,那些原来在背后嚼舌根的人都沉默了。
后来我听说那个讲“赵家丫头勾引陈建军”的婆娘,被自己男人甩了一个大耳光,躲在灶房里嚎了整整一下午,整个村子东头都能听见。
腊月里,我爹和我娘特意拣了个好日子,去赵叔家正式送过了大礼,把换庚帖这些程序走得齐齐全全的,没有任何一件礼节含糊过去。赵叔把收下的聘礼看完之后,扒拉着礼单反复看好几遍,最后亲手点了一遍数目,一样一样交代赵婶锁进了柜子里。
赵叔攥着我的手久久没松开,眼睛里泛着光。
“建军,你是个好娃娃,英子交给你,我放心。”
我回头看了一眼赵秀英。她坐在灶台后面烧火,火光照亮她的脸,侧脸的线条柔和得像画上去的。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眼看了我一下,又低下头去拨弄灶膛里的柴火,嘴角弯弯的,像月牙儿。
喜事定在腊月十八,离过年不远不近。
按规矩新婚前三天俩年轻人最好不要碰面,可赵秀英偏不信邪,隔三差五跑到我家来看我娘做棉袄,说婶子做的棉袄比街上买的暖和多了,要让婶子教她做棉袄的手艺。我娘被她哄得眉开眼笑,说我养了两个闺女加起来都没你一半贴心。
“婶子你才多大岁数就养了两个闺女?秀兰姐嫁人了,建军又不会做棉袄给我穿,你以后就是我亲娘。”
我娘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伸出食指在赵秀英额头上戳了一下:“这丫头嘴甜得哟,抹了蜜似的。”
赵秀英嘻嘻笑,偷偷看了我一眼。
腊月十二那天出了点小意外——供销社的棉布脱销了,赵秀英跑遍了镇上几个布庄都没买到给新房糊墙的蓝花棉布。我骑自行车跑了三十里路到隔壁镇的供销社才买到一卷,回程时天色全黑了,在结了薄冰的乡道上连人带车翻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把左边胳膊弄脱臼了。
赵秀英帮我揉手腕,每捏一下我的胳膊就痛得龇牙咧嘴。她心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拿热毛巾捂着我的关节一直不肯松手,夜里十二点赵叔从隔壁请了个推拿师傅来才把脱臼的胳膊接上了。
赵秀英把手伸过来抓住我的左手,跟我十指相扣。
“还疼吗?”
“不怎么疼了。”
她低下头看了我几秒,忽然凑过嘴唇在我右手手背上轻轻啄了一下,然后像被吓到的小兔子似的,从床沿弹开来快步走出堂屋去了。赵叔和我爹没看清她的动作,只有赵婶注意到了,捂着嘴偷笑。
婚礼如期在腊月十八举行。
那天老天爷很给面子,阳光从早洒到晚,把院里院外晒得暖洋洋的。穿上新棉袄的赵秀英跟平日里在地里干活、在灶台边忙进忙出的那个农村姑娘判若两人。她头上盖着红盖头,穿着一身大红棉袄,脚上蹬着一双绣花的红布鞋,被伴娘扶着跨进我家门槛。
我那天穿的是我爹年轻时参军穿过的一身军装改成的中山装,这套衣服我爹锁了十几年没舍得穿,我娘改了三天三夜才改好给我上身的。
拜堂的时候我的右眼皮一直跳个没停,倒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纯属我太紧张了手脚不知往哪搁了。赵秀英倒是稳当得很,跪拜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拜天拜地拜高堂,一样不含糊。
送入洞房后我揭开红盖头,赵秀英抬起头来看我,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看见她眼眶里盈满了泪花,那泪花在烛光里闪啊闪的,像碎金子一样亮。
“哭啥?”我拿袖子给她擦眼泪。
“高兴。”赵秀英一把攥住我给她擦脸的手,窝在自己的心口上,闭了几秒眼睛,又睁开望着我笑。
我们相视而笑的那一刻,院子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红纸屑纷纷扬扬落在雪地上,像是冬天开出的一朵朵红花。
村里人都说,陈建军和赵秀英这一对,是老天爷早就配好的。
十
新婚的日子甜得像蜜一样流淌了一段时间,被农闲的寂静拉得绵长,又被春天一个接一个蹦出来的活儿挤得七零八落。
第二年秋末我们分家了,那些原本掺在一起的锅碗瓢盆一分为二,院墙中间垒起了一道矮墙。老屋留给弟弟,我和赵秀英搬去了村子东头分给我们的两间土坯房里头住着。
土墙根上糊着零落的黄泥巴,墙角有好几道裂缝,风一大就往屋里灌冷气。屋里的家具更是寥寥无几,一张木头床两把旧椅子一个歪歪斜斜的柜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我娘不忍心,把她陪嫁的红漆箱子搬给了我们,赵秀英又从赵叔家驮来了一床半新的棉被,铺在床上。
搬家的头一天夜里我们躺在床上,赵秀英把脸贴在我的胸口,听着我的心跳。
“建军哥,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把日子过起来呀?”
“会好起来的,你放心吧,有我在呢。”
赵秀英撑起身子看了我好一会儿,把脑袋重新埋进我的颈窝里,闷闷地说了一声“嗯”。
分家的日子格外漫长的季节里,赵秀英第一个孩子没能保住,她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我没怎么劝她,我嘴笨不知道怎么劝,只好一声不吭地把她搂在怀里。她不哭了,就那么静静地靠着我,像一只受了伤的小猫缩在我怀里,偶尔用手指在我胸前划着什么字,那种沉默比哭泣更让人心酸。
我娘上门来看赵秀英的时候把她搂在怀里好一顿安慰。赵婶也来了,两个老人在灶台边忙前忙后做了几样赵秀英小时候最爱吃的菜,又把屋里的硬板床铺上了厚厚的棉褥子,嘱咐她好好将养。四个老人都走了以后赵秀英躺在我怀里问我:“建军哥,你说咱们这辈子还能有孩子吗?”
我心里一酸,搂紧了她说会有的。
十一
八十年代中期往后农村的面貌一年一个样。
村里最早富起来的那几户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院子里黑压压坐满了人,大姑娘小媳妇老少爷们儿聚在一块看到荧幕上飞出雪花才肯散场。几个胆子大的后生结伴去了广东深圳那边闯荡,腊月里回来的时候穿着时兴的夹克衫梳着大背头,裤兜里揣着一沓大团结,亮得我们这些还窝在农村里刨土的人眼花缭乱。
我没有跟着去南方凑那个热闹。
不是我不敢冒险,是我放不下赵秀英,也放不下那几亩薄田。我慢慢琢磨出另外一种更适合我家情况的路子——包下了村子东边那几亩没人愿意种的洼地。别人都说洼地种什么都不成器,我却在那里种上了莲藕,靠着一股子不怕失败的牛劲捣鼓了两年,第三年开始小有收成。
赵秀英把家里的一切料理得利利索索的,从来不用我操半点心。我每天天没亮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菜市场卖莲藕,卖完回来不管累成啥样,家里的灶台上永远温着一碗热粥和一碟小咸菜等着我。
后来的日子像一列慢慢驶上正轨的绿皮火车,不快不慢,稳稳当当。
那几年承包水塘种莲藕攒下一些积蓄以后,我把旧房子翻新成了红砖瓦房。落成那天赵秀英站在院子里转着圈看了又看,像小时候过年穿上新衣裳那样开心。
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赵秀英问为啥种石榴,我说石榴花红红火火的,吉利。她弯下腰帮我扶住树苗,往坑里填了几锹土,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
“建军哥,我们种棵石榴树好好浇灌,往后肯定能开花结果。”
我被“开花结果”这个词晃了一下神,望着赵秀英日渐红润的脸庞,笑了笑。
几年后赵秀英终于给我生了一个儿子。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眼泪差点没掉下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赵秀英躺在床上虚弱得很,却还伸出手来摸儿子的脸蛋,轻轻地笑了。
“建军哥,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我看了看窗外的石榴树,又看了看怀里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脑子转了转。
“就叫陈念恩吧,念恩,让他永远记住做人不能忘本,要记住他爹娘是怎么把日子过起来的。”
赵秀英念了两遍这个名字,满意地闭上了眼睛,嘴角还是弯弯的,像月牙儿。
尾声
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搬家了。
镇上那条主路通了大巴,去县城买什么东西都方便多了。还是种地,日子跟从前差不多,不过手里宽裕多了,舍得给儿子买他想看的课外书了。赵秀英说这小子随我,踏实。
这几年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夏天。
那个麦浪翻滚的夏天,我拿起镰刀帮赵叔家割麦子,在那片金色的海洋里遇见了赵秀英。四十多年过去了,她的头发白了许多,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瓣,牙齿也缺了两颗,可是那对浅浅的酒窝还在——每回笑起来,依然像当年在麦田里偶一回眸时那么好看。
院门口的石榴树是那年搬家时赵秀英坚持要移栽过来的。她说它陪着我们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不能丢下它不管。
石榴树活过来了,第一年没开花也没结果。第二年倒是冒出了红艳艳的花骨朵,赵秀英拿着剪刀蹲在树旁剪掉枯枝。我搬了把椅子坐在树下看着她侧影,斑驳的阳光透过叶子落在她肩上,像星星落在水里一样闪闪烁烁。
“秀英。”
“嗯?”
“你还记得我那年去你家收麦子的事吗?”
赵秀英手里的剪刀停了,抬起头看着我,阳光落在她眼睛里,和四十多年前那个夏天的田野上一样亮,一样暖。
“我当然记得。”她的声音轻得像风,“那年你要是没来,我爹一个人不知道咋把那些麦子收完。”
“你爹当年还问过我一句话。”
“啥话?”
“他问我说,听说你没对象?”
赵秀英一下子红了脸,把那句藏在岁月深处的话捡起来,弯着眉眼看我:“那你是怎么答的?”
我没有回答,伸出手把赵秀英被风吹乱的头发掖到耳后,一缕银丝从指间滑过。石榴花的香味在午后的风里散开了,清淡而悠远。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和四十多年前每个麦收时节的啼鸣一模一样。
院门半敞着,阳光从门槛上探进来,在我们脚下铺成一片金灿灿的光。
屋里的收音机不知在放什么年代的歌,声音开得不大,像是午后的背景,若有若无。赵秀英忽然朝我这边倾了倾身子,靠在了椅子的扶手上,没有靠上我的肩,可那距离,很近,很近。
她没有听见我的回答。
其实我不必回答了。
一切都在那个夏天最平常的日子里定好了——麦子割完回家时,她傍晚倚在院门框上目送我走的那种眼神,和四十多年以后她坐在石榴树下看我的那种眼神中间,隔着大半个世代收割机和退去的老黄牛、石磙、木锨,也隔着好几次差一点就过不去的那道命运的沟坎。
我站起身,弯腰把地上新剪落的几条枯枝捡起来,搁在小竹篮里。远处的麦田又被一年一茬的金黄覆盖了,要是闭上眼,好像还能听见四十多年前那个陈家坝的小伙子在麦田里弯腰挥镰刀时簌簌的声音。他不知道割完这场麦子以后的那个秋天,会有一桩极好的事在一个叫做李家坝的小村庄里等着他。
陈建军,你慢些走,你这一刀割下去,声音好像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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