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国民党兵败，覃异之想在香港养鸭子，关麟征：养鸡你也养不好

1949年8月13日，香港一家不起眼的楼房里，一份署名长达几十人的中文声明摆在桌上。覃异之俯身在宣言末尾写下自己的名字，字迹不算工整，却格外坚定。就这样，这位黄埔军校出身、在国民党军中身居要职多年的将领，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站到了人民一边。

从军一辈子的人，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做出这种选择，说容易，其实并不容易。更何况，就在几个月前，他还被视作蒋介石倚重的嫡系将领，手里握着南京卫戍和首都警备的兵权。要理解他这一步，视线很难只停在1949年的香港，更得往前推，好几年，甚至几十年。

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只记得他后来那句“在香港养鸭子也挺好”，却很少细想，一个曾被蒋介石赏匾额、给过5000大洋孝敬祖母的人，怎么会走到“养鸭子”这一步。往回看，他的路，其实早在黄埔军校时就已经出现了分岔。

一、黄埔二期的年轻军官：一张名单和一块袖标

1907年，覃异之出生在广西宜山一个普通农家。从小境遇不算好，少年时就闯过南洋谋生，吃过苦，也见过世面。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这一步，改变了他一辈子的走向。

那时候的黄埔，和后来的印象不一样。一方面是严格军事训练，一方面又是复杂的政治氛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处在上升阶段，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还在延续，校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政治讨论非常频繁。黄埔出身的许多军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思考中国何去何从。

覃异之就在那几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据当时同志的回忆，他拿到的入党介绍信写在邮票背面，收好之后再贴到信封上，看起来不起眼，但内容至关重要。只不过，军校生活残酷紧张，几番调动、斗争波折，他后来与地下组织失去联系，组织关系中断，却一直记得自己当初的选择。

黄埔毕业后，他留校工作，身份逐渐敏感起来。一次，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敖正邦把他叫到一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在方鼎英部长家办公桌上，看到一张名单，上面有你。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自己多留心一点。”这句话让覃异之心里一紧。那时国共关系已渐趋紧张，名单上被单独圈出来的名字，很可能意味着已经被注意。

也正是敖正邦这次提醒，保障了他后来的安全。覃异之与敖正邦的交往也因此更加密切，最终成了敖家的女婿。蒋介石后来知道这层关系时，还算客气，把覃异之称作“敖先生的女婿”。

1927年春，形势急转直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枪声尚未响起，空气已经透出杀气。那天晚上，覃异之在警卫岗位值班，手臂上戴着代表执勤身份的袖标。他知道，广州的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正处在危险边缘。不少人住处暴露，一旦清查，后果不堪设想。

他悄悄找到阳翰笙等共产党人，一边示意他们保持镇静，一边低声提醒：“今晚可能要动手，你们赶紧想办法撤。”借着手上袖标的便利，他对出入的检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于在最紧要的关头放了人一马。

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起那一夜，都提到“有人提前打了招呼”。覃异之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过自己那晚做了什么，但从他之后的处境看，很显然，他既没被当成“功臣”提拔，也没被一棍子打死，属于悄悄从风口浪尖滑开的一类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阶段，他还养成一个习惯：写日记，记录自己看到的事和想法。有几页关于共产党和时局的感想，被家里人看见。岳父敖正邦看后沉默了好一阵，最后没有上纲上线，而是悄悄安排他们搬家，又赶紧把婚礼办了，等于给覃异之加了一道“家庭保护”的壳。

从黄埔到1927年这段经历，为他后来的一切埋下了伏笔。一个早年接触过共产党，又亲眼见到清党血腥场面的人，即便身在国民党军中，心里的天平，往往不会那么简单。

二、从长城到台儿庄：在炮火中升迁的人生

进入30年代，国内大局又变了样。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确立，蒋介石逐步掌握军政大权。覃异之这类黄埔出身的军官，陆续被分配到各部队任职，走上真正的战场。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日军沿热河方向南下，逼近华北门户。覃异之此时任第25师第75旅149团团长，所在部队编入长城防线作战序列，在古北口一线同日军激战多日。那场仗打得极为惨烈，装备差、兵力不足是普遍情况，很多部队打着打着就减员大半。

在这种环境下，能守住阵地、不至于溃散，就已经很不容易。覃异之所在部队在古北口防线上顶住了数轮攻击，伤亡不小，但阵地没有轻易放弃。这一战，让他在军中积累了声誉，也让上级注意到了这个“广西年轻团长”。

一年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又被调去参加“围剿”行动。此时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小团长，而是能被蒋介石点名召见的指挥员。1934年春，蒋介石在庐山设宴，召见几名在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军官，覃异之就在其中。

席间，蒋介石谈起曾国藩、左宗棠之类的前朝名将，字里行间，对“能打仗的地方军人”十分欣赏。谈话结束，他当场赏给覃异之5000块大洋，让他寄回家“孝敬96岁的祖母”，还题了匾额，写着“国之仁瑞”。这块匾在广西老家挂了很多年，乡亲们都知道，覃家的孙子当了大官。

按常理说，一个能得到蒋介石亲自赏识的军官，大可以顺着这条路一路往上爬，牢牢捆在国民党这条战车上。可覃异之后来多次回忆，那次庐山会见，他心里既有些得意，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警惕。早年的经历并没有离他远去，反而在这种时候，时不时蹦出来提醒一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战事更忙了。1938年台儿庄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少有的大捷，52军在战役中任务吃重。覃异之其时任52军195师少将参谋长，主要负责协调、筹划和战场组织。他所在部队在台儿庄外围负有堵击任务，多次与日军短兵相接。

战役结束后，战报传到后方。岳父敖正邦拿着报纸，对着报上的“覃异之”三个字看了很久，连说了好几句“这个女婿还算争气”。这种家庭层面的反应，多少能反映那个年代军人家庭的心理——既担心，又觉得“出人头地”。

从长城到台儿庄，再到1939年湘北大战，覃异之一路升到师、军级干部，成为关麟征部下的重要一员。抗战八年，52军在正面战场上多次参战，伤亡惨重，但也在台儿庄等战役中打出了名头。蒋介石多次在训话中称赞52军，说这支部队“能打”，覃异之自然也在“嫡系良将”的名单里。

有意思的一点在于，抗战期间，许多黄埔出身的军官，在前线与日军拼命，在后方又或多或少接触到一些新的政治思潮。覃异之早年对共产党的好感和同情，并没有随着升官发财就此消失。他身边一些旧友、同学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很远，这种鲜明对比，很难不在他心里留下痕迹。

从战功和升迁看，他走的是一条标准的国民党军官道路；从内心的犹豫和过去的经历看，他又并不完全属于那种“死跟到底”的人。这种矛盾，到了抗战胜利后，表现得更清楚。

三、胜利后的犹疑：既被重用，又不愿内战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战争格局陡然变化。覃异之在抗战后期担任青年军204师师长，这支部队是国民党为培养新军官、新骨干而组建的，号称“青年军”，政治任务很重。作为师长，他负责编练、训练、整顿，职务不低，前途看上去挺光明。

遗憾的是，1945年初，妻子敖天犀去世，年仅38岁。家庭的变故，让他在心态上出现一段低谷期。蒋经国对他颇为熟悉，还曾出席他后来的婚礼，足见覃异之在蒋家“身边圈子”里占据一定位置。蒋介石甚至一度有意让他担任侍从室主任，这明显是要往最核心的幕僚层提拔。

覃异之却婉言谢绝，理由是更愿意在军中带兵，不适合做侍从室这种“贴身工作”。这种说法听起来客气，其实也带着一点回避的味道。后来他虽未进侍从室，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还担任过蒋经国的助手，在政治上已不算边缘人物。

解放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东北。1947年10月，覃异之出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官兼52军军长，率部开赴东北战场。东北那时已经是国共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形势错综复杂。覃异之很清楚，对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多人里头有他黄埔时期的同学、老朋友。再打下去，不仅是普通士兵的生死问题，简直就是同学、同乡之间互相对阵。

1948年2月，52军所属第25师在鞍山一带作战中被解放军歼灭，损失惨重。这一下，对52军打击极大，对覃异之本人也是沉重一击。他后来下决心离开东北，采取了一个看似“退一步”的安排：保留军职名义，实际不再涉足东北前线作战，而以国民大会代表等身份活动。

从此，他与大规模内战的前线渐行渐远。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层、高层军官中并非个例。有人积极调兵指挥，有人按命令硬扛，也有人像覃异之这样，明显表现出不愿继续卷入内战的倾向。站在局外人角度看，这种“离前线远一点”的判断，很难说没有受他早年政治倾向和对现实形势判断的影响。

在南京期间，蒋介石曾找他谈话，问他对时局的看法。覃异之提出“盟美、和苏、防英、制日”的想法。这种说法在当时国民党高层中算得上“新鲜”，反映出他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也反映出他并不认同简单地依靠一个大国、孤立另一个大国的做法。

蒋介石听完，并没有马上表态，但显然，对这个“广西军人”的政治嗅觉是有印象的。只是，战争的车轮已经压上来，个人的建议很难改变大的趋势。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主力损失惨重，形势彻底逆转。

在这样的背景下，覃异之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命。

四、南京城里的“警察厅长”：释放政治犯与暂缓破坏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表面上是“退居幕后”，实际上仍在掌控许多关键军政事务。这个时候的南京，已经摇摇欲坠，内外风声极其不稳。

就在这个当口，覃异之被要求兼任首都卫戍副总司令、首都警察厅厅长。换句话说，南京城的军警力量，名义上都归他来管。李宗仁一面试图同中共谈判，一面又要稳定局面，自然需要找一个手上有兵、形象相对“干净”的将领出来主持首都安全。覃异之既是黄埔出身，又不是那种以镇压出名的军头，看起来算是折中的选择。

李宗仁给他的其中一条明确指示，就是释放政治犯。国民党关押了大量政治犯、进步人士、学生代表等人，这一批人如果在政权更迭前后遭遇不测，影响会非常恶劣。覃异之接到命令后，开始以警察厅的名义，有步骤地办理释放手续。

不少被关押的人，在这个阶段重获自由。也有一些案件复杂、牵涉面广的，推进比较谨慎，但方向已经很清楚。这件事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强硬派的不满。时任南京最高军事负责人之一的汤恩伯，对此颇为不悦，认为放太多“问题分子”，不利于控制局势。

汤恩伯找覃异之理论，言辞很重。覃异之态度却很明确，他拿出李宗仁的总统手令，说：“这是总统的命令，我照令办理。”一句话，把权责上推到代总统那里，既表达了执行意图，又堵住了对方的嘴。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既有军人执行命令的坚决，也透出一丝“借势做事”的巧劲。

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长江南岸。南京守城问题变得突出，蒋介石方面曾经下达过破坏南京重要设施、建筑的计划，以防“资敌”。当时的思路，是如果守不住，就要炸掉一些交通枢纽、仓库等。

覃异之接触到相关命令后，没有简单执行，而是设法拖延。他以“需要详细勘察”“避免误伤市民”为由，对破坏计划按下了暂停键。解放军过江速度极快，南京很快宣告解放，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来不及实施，一批建筑、设施因此得以保存。

有不少后来查阅档案的人注意到，这种“暂缓执行”的态度，在当时不是多数。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看作覃异之一种特有的“抵抗方式”——表面守规矩，实则在关键环节动了一点手脚，为的是留下一些不那么容易挽回的东西。

南京局势日益明朗，国民党高层内部关于“去哪里”的讨论越开越多。有人想去西南，有人赶赴台湾，也有人索性选择离开政治中心。覃异之一度与李宗仁有过约定：将来如有可能，在广西一带另谋出路。然而，随着局势演变，这种设想渐渐失去现实基础。

在把家属先行送回广西老家、摆脱部分特务盯梢之后，1949年6月，覃异之自己辗转抵达香港。对于他来说，这既是一次短暂的避险，也是为下一步重新选择腾出空间。

五、香港的劝说与“养鸭子”：两条路与一份声明

1949年夏天的香港，是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中转站。有的人从这里飞往台湾，有的人继续南下东南亚，还有一部分人在此观望，左右为难。

覃异之抵达香港不久，老上级关麟征就找上门来。两人在军中相识已久，早在长城抗战和抗战其他战役中便有上下级关系。到了1949年，关麟征已是国民党重要将领之一，8月还将接任陆军总司令。

那天，关麟征上门时，情绪可以说颇为复杂。一会儿是旧战友，一会儿又是上级的口吻。“老覃，跟我走吧，那边还用得着你。”他给覃异之指了两条路，一条是去广州，担任陆军副总司令；另一条是去台湾，出任军校校长之类的要职。

这种级别的许诺，对于很多军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在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的时候，还能保住副总司令、军校校长这样的位置，意味着以后在“新基地”仍然握有权力、资源，也意味着彻底绑牢在蒋介石一边。

覃异之听完，沉默了很久。他心里的盘算，多半远比表面平静复杂。关麟征劝了几轮，最终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不想再干那些事了，打了一辈子仗，够了。在香港找个地方养养鸭子，也挺好。”

这话乍一听，有点像推辞，也有点像玩笑。关麟征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按他的理解，这等于拒绝再回队伍，甚至有断绝关系的意思。他当场火气上来了，提高了嗓门：“别说养鸭子，养鸡你也养不好！”这句带着怒意的话，声音大得连屋里家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话到这个地步，两人的分歧已经摆在桌面上。关麟征没再多说，拂袖而去，转身继续做他认为该做的事。而覃异之，真就跑到香港郊区，弄了几百只鸭子，想试一试“养鸭子”的日子。

结果并不理想。鸭子下水后，不少突然一歪头就死了，连续损失，让这一小小“试验”以失败告终。最后，他只好把剩下的鸭子送给熟人，自嘲一句：“看来真是连鸭子也养不好。”这段插曲，在家人嘴里传开，难免带着几分苦笑。

从外表看，他似乎在脱离政治、转向普通生活；而从内里看，他其实离关键节点已经越来越近。1949年8月13日，覃异之与贺耀祖等44人，在香港公开发表起义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声明中强调，他们对多年战争、内乱造成的民生困苦深感忧虑，决定不再参与反对人民的战争。

这份声明，标志着覃异之完成了从国民党将领到起义人员的转变。养鸭子，只是他在考虑出路时的一段过渡。而真正体现他立场的，是那一纸签名。

回过头看，他自1925年进入黄埔，1927年秘密帮助共产党人，抗战中卖命打日本，内战后不愿再与解放军血战，南京时期释放政治犯、暂缓破坏令，最后拒绝关麟征的劝说，选择在香港公开起义。一个人的选择路径，连起来其实十分清楚。

在那个政权崩溃的关头，国民党中不乏随蒋介石赴台、谋求继续掌权的人，也有像覃异之这样，基于自身信念和对形势的判断，选择截然不同道路的人。客观讲，这种分化，反映了黄埔系将领内部长期存在的张力：既有对旧主的个人感情、仕途依赖，也有对现实道路的冷静判断，更有早年思想影响不曾彻底消失的影子。

六、走出军营之后：平静岗位上的晚年

香港起义之后，覃异之的身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他一起签署声明的，不少人后来回到祖国内地，接受新的安排。覃异之在完成必要的审查后，也被安排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1952年以后，他被安置在当时的水利部参事室工作，从一个指挥军队的将领，转为从事技术和咨询性质的文职工作。这样的岗位不显山不露水，却相对稳定，也远离了过去那些刀光剑影、权力争夺。

在水利部门，他参与过一些资料整理、情况调研之类的工作，与年轻技术干部、工程人员打交道较多。对熟悉他过往经历的人来说，这种落差不小，但也算顺理成章：几十年军旅生涯带来的经验，更适合用在冷静分析和协调方面，而不是继续站在风口浪尖。

家庭生活方面，他把更多精力放回到亲人身上。老家广西宜山的亲族，陆续得知他在香港起义、参加新工作安排的消息，对他当年的选择有各式各样的议论，但总体态度，是既惊讶又多少带着一点“认同”。毕竟，在很多出身普通的家庭看来，一个人最终能落脚在一个相对安定的地方，不再过颠沛流离的军旅生活，也是一种“善终”。

多年之后，家里晚辈偶尔提起当年“香港养鸭子”的插曲，有人问他：“当年如果真去了台湾，当了副总司令，会不会好一点？”覃异之的回答很简单：“那样就得一直打下去，还打谁？”这句话不长，却把他心里那条清楚的界线说得明明白白。

从时间轴看，他一生跨越了清末余波、北洋混战、国共合作、军阀混战、全面抗战、解放战争和新政权建立。人物轨迹与国家重大变局纠缠在一起，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从个人经历看，他既是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嫡系将领，也是早年接受过共产党影响、在关键时刻做出不同选择的人。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时，许多将领都面临“往哪走”的问题。有人毫不犹豫，有人犹豫再三，也有人像覃异之这样，表面上用一句“养鸭子”来做遮挡，实际上心里的分量早已偏向另一侧。对于那代人来说，这样的抉择，可能不需要太多豪言壮语，落在纸上只是一个签名，但在他们自己心里，分量并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