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民族定义与汉民族形成

1957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一部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该讨论集的出现源于范文澜先生1954年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提出的“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这一观点的讨论，围绕这一观点基本上形成了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支持者认为范文澜先生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汉民族确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形成的“民族”；反对者认为范文澜的观点脱离了“民族”产生必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物质条件，孤立地将民族形成四要素机械地照搬应用于汉族形成问题上，因此结论必然是错误的，秦汉时的汉族只能是“部族”，而不能是“民族”。

在讨论过程中，双方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理论依据，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这就非常令人感到疑惑了，为什么在同一个理论依据指导下，面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会产生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斯大林定义对正反两派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了。

双方分歧一：关于共同语言，范文澜认为秦时“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形成的标志；反方则认为秦汉时方言仍占优势，没有统一的语言，书写符号的统一并不等于共同语言形成。

双方分歧二：关于共同地域，范文澜认为就是秦汉统一后的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域；而反方认为秦汉以后这一民族要素是在逐渐形成过程中，而且长时间分裂割据状况使这一要素在很久以后才最终形成。

双方分歧三：关于共同经济生活，范文澜认为“车同轨”代表了秦汉时期交通和工商业流通已有很大发展，国内形成了大小市场，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工商业已经使人们形成了共同经济生活。反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点诘难，他们认为，在秦汉时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很薄弱、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各地方的人们是不会有共同经济生活的。

双方分歧四：关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范文澜认为“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它包括“祖宗崇拜与孝道”；反方认为秦汉以来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存在着和逐渐发展着的，但“祖宗崇拜与孝道”却是宗法封建思想表现，不是全民所有的。

双方分歧五：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定时空限制，即“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范文澜对这一限制无法否定和质疑，所以在承认的前提下，得出“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这样一个稍显拗口的结论；反对者认为据此条件完全可以认为秦汉时期的汉族是“部族”，即介于部落和民族之间，处于原始公社制解体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共同体，汉族成为“民族”要等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或者干脆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了。

上述理论分歧，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及相关判断，似乎都有道理，那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斯大林定义本身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知道，对于任何思想理论的认知都不能脱离产生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必须从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我认为论证的双方对斯大林定义本身的特定指向性的误读、误判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斯大林定义的解析来说明问题的所在。

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共同长期以来被理论界奉为判定一个民族是否形成的标准，在考察一个群体是否是民族时，“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但是人们普遍忽略了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共同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民族认同的形成，这才是人们共同体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关键。具体来讲：

——共同语言是群体成员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的工具，是形成认同的主要因素。

——共同地域是群体生产、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群体从部落的血缘联系中走出，迈向更高一级人类群体时的重要联系纽带，它从客观上规定了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共同经济生活是将群体成员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关键纽带，人们通过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彼此交往，彼此依赖，形成了牢固的群体认同。

——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在上述三个共同基础上，人们形成了共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其中上升到较高理性的精神文化正是包含了群体认同的内核，即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是人们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判定，价值观念是人们对于事物、行为的善与恶，是与非，好与坏等等方面的价值判定。

那么，当一个群体具备了基于上述四个共同而形成的认同时，我们似乎就应该认定这个群体成为“民族”。但是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部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部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这个限定一下又将问题复杂起来了。为什么斯大林要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我认为两方面原因促成了这个限定。

首先是欧洲中世纪具体的社会状况。斯大林考察和研究民族状况主要是针对欧洲，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欧洲，诚然如斯大林所讲的“没有民族市场”，没有“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没有将民族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领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普世主义基督教的存在。在当时的欧洲，上层识字的基督教僧侣阶层和封建贵族领主，普遍使用的是拉丁语和拉丁文，而广大下层民众则使用的是各种方言，僧侣和贵族对于促成统一“民族共同语言”并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强调、加强和突出特权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和为他们所独有的那些特性显然是有利的”。而“民族的共同地域”则由于整个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和领主的存在，完全不可能形成。仅在德意志，1800年之前就有314个邦国和1475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在“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方面”，领主经济中，因土地的世袭性而不可买卖，加之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得封建领主缺乏经营发展和进行商业活动的动力，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主要是满足领主的个人需求，除了一些奢侈品求诸外部，商业流通对于庄园主作用非常有限，促成建立经济中心和民族市场的力量基本不存在。最为重要的共同文化，因为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存在，宣扬每个人在精神上都是直接面对着上帝、天国，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基督徒，这种宗教文化宣扬的认同掩盖了个人因出身、地域、语言等其他方面形成的文化认同。所以，上述几个原因就使得欧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可能形成斯大林定义所指向的民族身份认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时才会有“民族”认同。

其次，就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特定政治指向。18世纪末，西欧资产阶级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旗帜，以“民族”为动员工具，发动革命，领导人民推翻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道路。资产阶级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对内掩盖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对外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在此影响下，欧洲三大传统帝国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兴起，争取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运动在三大帝国内的各民族中间成为潮流，这些运动遭到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由阶级压迫和剥削引发的民族问题更加尖锐起来，已经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此欧洲各无产阶级政党纷纷展开了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研究，用于指导革命实践。这些理论的产生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民族定义及其相关理论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他一切思想理论都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一核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不例外。“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论断就是具体体现，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以所谓民族利益、民族认同为旗号的民族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动员各国无产阶级起来打倒本国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障碍。因而认清革命的对象，辨明其真实的面目，抓准其本质，从而在理论上击破资产阶级关于民族的谎言，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民族及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必然是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时代的民族”，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这样看来，关于汉族是什么时候成为民族的讨论似乎是可以画上句号了，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资产阶级出现前，汉族无论如何不能够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民族”，它是怎么形成的，它具有什么特点呢?

所谓“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民族”主要是指欧美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或摆脱殖民统治，构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过程中出现的“民族”。其中又以法国和美国为典型代表。18世纪的法国还处在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对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压迫和特权，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法国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把民众动员起来推翻了封建特权统治，将全体人民结为一个整体，在面对外部力量对革命的干涉时，又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为号召，鼓动民众去保卫资产阶级革命果实。在这个过程中，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完成了法兰西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觉。而美国的状况与法国不同，它是由18世纪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在反抗英国的殖民压迫和掠夺过程中逐渐完成的“民族”自觉，建立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过程就是构建美利坚“民族”的过程，其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殖民地人民的“朝圣”之旅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和美国的影响下，欧美许多国家完成了“民族国家”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似乎在西方政治生活的不断重复中成为普遍原则。民族主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助推器，“民族”和“民族”利益则成为资产阶级掩饰其对内剥削压迫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最好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民族”概念直接和国家相联系，自然就包括了政治的内容，而因应资产阶级“民族”概念而产生的无产阶级“民族”定义当然也就具有了同样的内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斯大林定义产生前后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民族与阶级、民族与国家、民族自决权等等方面的论述找到相关的依据。

正是由于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于欧洲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和它所包含的政治特性——直接与国家政权相联系，使得它在面对欧洲以外人们群体的民族形成问题和当今世界广大的与国家政权并无直接联系的民族群体时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限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本身的科学性和普遍适用性。当我们跳出这两大限制，单纯从斯大林民族定义本身来考察世界各民族形成情况，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考察汉民族形成这个问题。

首先，关于汉民族共同语言。民族共同语言是从氏族、部落共同语言发展而来的，而且它必须要先于民族的产生。汉民族的共同语言一定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产生，秦始皇“书同文”只是通过统一书写符号将它固定下来。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同样的书写符号并不代表形成共同语言，可以以汉语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异为例。这种认识只看到了方言之间差异，但却没有看到各方言间内在的一致性，如语法、词汇、构词法和表述方式上的一致性。书写符号和书面表达的一致性进一步强化了方言间内在的一致性，这是共同语言形成的必然结果。如果语言间没有内在一致性，即便使用了同样的书写符号，也不会产生共同语言，如同样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英语和法语，如同样使用汉字的古代的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语言。

第二，关于汉民族的共同地域。斯大林认为，只有经过人们长期的共同生活才能形成民族，而长期共同生活必须要有共同的地域。在很古老的年代，汉民族的华夏先民就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历经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蛮、夷、戎、狄各部落的兼并、融合，到秦统一时已经形成了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到珠江流域广阔的地域，秦始皇贯通长城分隔南北以后，这长城以内统一的地域就成为了汉民族生活、生产的主要地区，再经过汉代四百年的经营、开发，最终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就固定下来。

第三，关于汉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条是汉民族是否在秦汉时期成为民族的关键，也是争议最多的一点。问题主要存在于秦汉时期的地主经济是否能够产生普遍而广泛的联系，将人们结合在一起，能否造就全国性的市场和经济中心，使人们在生产、生活的联系、交往中产生认同。秦汉时期的地主经济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出现、井田制的废除、牛耕的普遍采用，由先前的领主经济发展而来的。地主经济不同于领主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于土地权利的可流动性和农奴与领主的依附关系变成地主与农民的雇佣关系。土地所有权的可流动性意味着地主可以通过商业行为对土地进行经营，扩大或转让自己拥有的土地，土地上的产出不再仅限于满足个人需求，更多的部分将投放到市场上，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地主经济事实上也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点和小农经济不一样)，地主就是土地资本家，而农民就是农业雇佣劳动力。秦统一以前，基于地主经济的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了，范文澜先生就引用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的话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土地资本不同于后世的货币资本，一是有限性，适宜于耕作的土地是有限性，二是与人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性。地主利用土地资本进行扩张，往往造成两个后果，首先是大量的土地兼并，其次就是农民被最大限度榨取剩余劳动以致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最后沦为流民。这二者结合就成为封建社会中国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的根源。如汉代绿林、黄巾。而封建时代同时存在的小农经济在地主经济的压力下只有两条路：一条路，被地主土地资本吞噬，由自耕农成为雇农，另一条路，就是努力经营，使自己上升为地主经济。中国封建王朝的兴替就在不断重复着土地重新分配、兼并、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轮回过程中进行着。人们就在围绕土地进行的流动中不断加深交往、强化联系，最后形成了对彼此的认同。

第四，关于汉民族共同文化上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按照泰勒的观点，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汉民族在先秦时已经发展出以农耕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到了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汉民族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经过先秦周礼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发展，已形成了以强调尊卑有序、各安其位的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这种制度文化的体现，而以忠、孝、仁、义为内容的儒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也已经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内核。这样一种共同文化之上自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同。这样的认同可以通过与异族交往时的“认异”来体现。《史记·匈奴列传》对匈奴有这样的描述：

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这段文字充分反映出当时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汉民族认同已经形成。

也许有人会对封建等级制度下，这样的认同能否被广大下层民众接受提出质疑，也许有人会对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人们之间是否能结成认同的关系提出质疑。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这两个疑问就很容易得到解答。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封建社会确实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自最高统治者之下，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等级分明，彼此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阶层之间不会有社会层级间的流动。《孟子·告子》篇里有一段话颇值得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玩味：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这段话说明了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下层群体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事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大阶层中的“士”这个阶层。封建社会中，作为普遍的识字阶层，“士”掌握着国家的文化权利，它起着联系君主和底层民众的纽带作用：向上，则成为“仕”，进入朝廷成为代替君王守牧四方的官僚；向下，则退居乡野，成为封建社会中基层宗法自治社区的意见领袖和宗法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士”们起着掌管文化、解释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的作用。在封建乡土社会中，“士”不但据有文化权力，而且拥有依据封建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治理宗族的权力。儒家思想中注重道德教化的特点，又使得封建统治者将儒家文化广泛地向下层民众传播。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的学者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厄内斯特·盖尔纳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

掌权者被夹在具有次民族规模的地方社群和更具民族规模的横向阶级或种姓之间的压力场中，他们所忠实的那个阶级更热衷于划清自己与比自己地位低的阶级之间的界限，而不关心把自己的文化传播给他们，这个阶级常常超越地方政体的界限，超越政治，与国家抗衡。它只有在极少情况下(如中国的官僚们)能与国家具有同等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现出某种民族主义)。

在中国，一种高层次文化更多地与伦理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可能并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正是在那个方面，而且仅仅在那个方面，它是国家和文化的现代联系的先行者。在那里，高层次文化与多种多样的口头语言共存，并将继续共存。

同时在封建地主经济中，土地所有权可以流转，所以普通农民可以成为地主，地主可以成为普通农民，“士”可以是地主，地主可以兼营商业，商人可以买地。这些因素，可以保证人们群体产生普遍的基于儒家道德伦理的认同。

其次，在秦汉时期中国没有出现像后世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即便明清时期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没有对整个封建社会产生太大影响，这一点和西欧近代有根本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在生产力没有太大发展的情况下，单凭个体手工业甚至早期工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完全无法满足全体人民的需求，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人头税轻土地税，手工业产生出来的效益不能与大土地所有者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相比，因而就无法对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构成太大的冲击。西欧社会由于国小人少，市场开拓就促使工场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去打破封建领主经济的封闭、隔绝、割据的状况，促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的诞生。所以，即使抛开中国封建社会抑制资本主义产生的其他因素，仅生产力落后使得手工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一点，就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要想彻底打破封建地主经济，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恐怕只能等到机器大工业产生以后了。所以，根本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在于是否会有顺畅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的渠道，这才是群体认同能否得以形成的关键。相形之下，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打破领主经济走上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道路，同时在社会生活中缔造了民族认同；而中国则是在封建地主经济条件下完成认同的构建。二者的主客观条件各有不同，但是都完成了构建民族认同的工作。所以强求中国必须要等到像西欧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后，才承认中国汉民族具有了民族认同，形成了民族，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的行为。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部族呢?按苏联学界的看法，部族不也是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前的人们共同体形态吗?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部族：

社会主义部族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人数少，它的其他一些特点也是由此决定的。……在部族的经济中，同民族的经济相比，工业的比重低一些。在他们的阶级结构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重也相对小一些，城市居民的比重也不大。……只有几千人的部族是不能广泛发展自己的文字和出版事业的，也不能开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职业剧院、电影院、音乐学院、大学等。

这怎么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作为核心联系纽带的人们共同体的判定标准呢?这分明是对于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和社会的评判标准。如果依照这个标准，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西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民族之外，大部分人们群体都会被判定为部族，仅凭工业比重低和城市居民少这两条，今天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都会被归为部族，更不用说在秦汉时期的汉族了。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苏联理论界所讲的“部族”概念和“民族”概念一样，都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在苏联，被归为“部族”的群体与归为“民族”的群体所享有的政治待遇——即建立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机关——是有很大不同的，“民族”可以建立从加盟共和国到自治州、自治专区在内的各种政权机关，而“部族”中只有少数能够建立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是属于“民族”的权利，“部族”是无权拥有的。

所以，因部族概念本身的缺点和其在苏联的特定政治指向，用它来命名普遍的人们共同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总之，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汉民族于秦汉时期形成是毫无疑问的。（节选自《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