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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这个人,你说他没才华吧,那是假的。
能进中南海的,哪一个不是人精?
可到头来,他在上海图书馆一间老旧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每天门一关,一个人在桌前写东西,写到2016年春天,人就走了。
1931年他生在上海,祖籍是山东威海。家里不算显赫,但脑子够用,读书也争气。
高中时候接触了进步思想,入了党,后来又调进中南海做纪要工作。
能进那个门,本身就是实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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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他给领导整理讲话稿,原话讲得比较散,他愣是熬了一宿重新梳理出来,第二天交上去,领导翻了一遍,没改几个字就用了。
他还去过团中央学习,在那里文笔更是磨得发亮。
后来被田家英看中,要过去当助手——田家英是谁?那可是伟人的秘书。
能被他相中的人,肚子里没点真货能行吗?
在中南海待久了,他发现伟人特别爱读史书。
戚本禹也是个机灵人,你读我也读,读着读着就钻进去了。
1963年,他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登在《历史研究》上,像往湖里扔了块大石头,整个史学界炸了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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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声铺天盖地,他当时压力大到整宿整宿睡不着,怕自己这回真栽了。
没想到江青把文章递到伟人面前,伟人点了头。
局面瞬间翻盘。一篇文章让他在高层面前立住了,不久就当上了《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你想想,三十出头,坐在那个位置上,周围都是老资格,搁谁谁不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
从那一刻起,戚本禹的命运就彻底拐了弯。
特殊时期的风潮一开始,他迅速站到了浪尖上。
他取代了曾经的伯乐田家英,当上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又成了江青和伟人之间的联络秘书。
那时候他的办公室是通往主席的必经之门——陈伯达要见,得先跟他打招呼;康生要见,也得先通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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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人物对他客客气气,门前天天有人排着队等。
这种被簇拥的滋味,说实在的,很容易让人以为自己真有多大本事,而不是恰好站在那个风口上。
他成了“文革小组”的成员,参与了不少事情,很多老同志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份材料,命运就此改变。
但他忘了,风能把你托上去,也能把你掀下来。
伟人后来察觉到有人在利用运动搞事,戚本禹和王力、关锋三人都在名单上。
68年1月,他被宣布“请假检讨”,实际就是被拿下了。
从权力的顶峰到秦城监狱的木板床,中间只隔了一纸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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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牢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床被子,伙食也差,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后来跟家人说,那段时间最大的痛苦不是没自由,是突然从被人需要变成了完全不被需要。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能跟外界联系,后来才慢慢允许看些书报。
他确实失控过,夜里睡不着会对着墙壁自言自语,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安分看书。
1983年审判,18年刑期。
好在他从68年就开始关押,到86年刚好满,人放了出来。党籍早没了,政治权利也剥夺到1990年。
出狱后的戚本禹被安排到上海图书馆收藏部当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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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在一幢老楼里,房门每天紧闭。
有同事偶尔敲门进去,发现他总是伏在桌前写东西,精神状态倒不错,也健谈,跟年轻人聊起历史能说上一两个小时,还会问人家“最近在读什么书呀”——那种语气里带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与关切。
但一旦话题触及往事,他就会沉默下来,目光有些散,仿佛触碰到一道没愈合的伤口,轻轻岔开说“不聊这些了”。
有回有人提起当年被批斗的一个老干部的名字,他愣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说了句“那都是罪过”。
2016年4月20日清晨,他去世了,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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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清理办公室时,除了几摞手稿,在抽屉最深处翻到一张已经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才华误我,悔之晚矣”。
不知道这张纸条是什么时候写的。也许是他刚到上海图书馆那一年,某个下雨的下午,也许是某个失眠的深夜,想起1963年那篇改变他命运的《评李秀成的自述》,想起那些被他亲手拉下马的名字,想起秦城监狱里那段对着墙壁说话的日子,然后摘下老花镜,慢慢写下这八个字。
他从底层靠一支笔爬上去,最后也跌在这支笔下。
不是时代没给过他机会,是他把平台当成了本事,把风口当成了翅膀。
潮水退了才知道,有些高度不是自己真的站上去的,是浪涌起来把人托起来的。浪一退,该摔的还得摔。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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