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没法过了！昨天我把35岁的儿子赶出了家门，让他自生自灭去

我今年六十一，退休金每月三千挂零，老伴走了六年。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三间砖瓦房，带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那树是我儿子出生那年老伴亲手栽的，如今树冠遮了小半个院子，每年秋天挂满红彤彤的果子，看着喜庆，但没人吃。熟透了裂开嘴，籽掉一地，引来一群麻雀。我坐在廊下看那些麻雀啄石榴籽，有时候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我儿子今年三十五，大学毕业十二年了。

写到这里我得停下来缓一缓。不是不知道怎么往下写，是一想到这些事，心里那个疙瘩就拧得我喘不过气。

他小时候是个好孩子。真的，我不说假话。村里谁见了都夸，说他聪明，说他懂事，说他将来一定有出息。他初中考进县城最好的学校，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虽然是二本，但在我们村已经是头一份了。他爸高兴得喝了半斤白酒，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大学生”。当时我觉得这辈子值了，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不算啥，孩子有出息，比什么都强。他大学毕业那年，我和他爸提前半年就开始攒钱，准备给他买个房子付首付。他爸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矽肺病三期，走快两步就喘，但还是坚持在矿上多干了三个月，就为了多攒几千块钱。

可是，他毕业以后没有去找工作。

他说他要考研。我说行，考吧。第一年没考上，他说第二年再考。我说行，再考。第二年还是没考上，他说他要考公务员。我说行。公务员也没考上。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每年都有一个新目标，考研、考公、考教师资格证、考事业单位，每年都在考，每年都考不上。他爸在第五年走的。临走那几天他已经说不出话了，拉着我的手，眼睛看着门的方向。我知道他在等儿子。我给儿子打了十几个电话，他终于在第二天傍晚来了。进病房不到两个小时，他爸就走了。我不知道他爸在最后一刻看没看见他，他的眼睛一直闭着，没有睁开过。

他爸走了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难了。他彻底不回老家了，住在省城我给他买的那套房子里——说是“买”，其实就是凑了个首付，剩下的贷款我这几年一直在还。他不工作，没有收入，房贷我还，物业费我还，水电气我还。他每天在房子里干什么呢？打游戏。从早打到晚，打到凌晨，打到天亮，饿了就叫外卖，困了就睡，睡醒了接着打。他屋里那台电脑是我给他买的，花了七千多块钱，本来说是用来“上网课备考”的，后来我发现他的浏览器历史记录里全都是游戏攻略。

我不是没跟他吵过。每次打电话说不了两句就吵，吵完他挂电话，关机，几天找不到人。我去省城找过他，敲门不开，我在门口站了两三个小时他才开门。他瘦了，脸色蜡黄，眼窝凹陷，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身上穿的那件T恤不知道多久没洗了，领口全是黄渍。我站在门口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头那道堤坝就垮了。我哭着求他，我说儿啊，你出去找个工作行不行？哪怕去饭馆端盘子也行，妈不求你赚大钱，妈就求你像个人一样活着。

他不说话，低着头站在那里，像一根生了锈的铁钉，钉在门框里，拔不出来。我说你倒是给句话啊，他终于开口了，说了一句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口疼的话：“妈，你别管我了，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

那天我哭着从省城坐车回来，一路上没有合眼。我想起他小时候，想起他爸，想起这三十五年的点点滴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是我把他惯坏了，还是我太纵容他了？每次他要钱我都给，他想考什么我都支持，他说不想工作我说那就再等等。我以为这是爱他，现在我才知道，这不是爱，是害。

事情的导火索是上个月。

他又打电话要钱了，说房贷这个月还没还。我说妈这个月退休金还没到账，你先等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让我心凉了半截的话：“那你去借点呗，等我考上工作了就还你。”考上工作？他三十五了，考了十二年什么都没考上，他还在说“等我考上工作”。那个“等”字像一把钝刀，在我心上来来回回地锯，不一下要你的命，但让你一直疼，一直疼，疼到你不知道不疼是什么感觉。

我没给他钱。不是不想给，是真的没了。这些年我的退休金全填进去了，每个月三千块，房贷就要还两千多，剩下几百块我要吃饭、交水电、买药、存着以备不时之需。我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身上这件棉袄穿了八年，领口磨得发白，袖口脱了线，我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我存折上只有不到两万块钱了，那是我留给自己办后事的。

三天后，他回来了。

不是回来看我，是回来拿房产证。他说要去银行办贷款，先把房贷还上。我问你拿什么还贷款，他说等他考上工作了就还。又是这句话，同一句话，连语气都没变。我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看着他翻箱倒柜找房产证，看着他把客厅抽屉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看着这个三十五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像一只困兽一样转来转去，我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累。

我说你别找了，房产证我藏起来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怨恨，是一种让我后背发凉的、近乎疯狂的执念。他走近两步，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妈，你把房产证给我。”

我说不给。

他忽然大声吼了一句：“你到底给不给我！”那个声音大得我耳膜嗡嗡响，院子里的石榴树上扑棱棱飞起几只麻雀。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那张脸英俊的轮廓还在，眉骨高，鼻梁直，跟他爸年轻时一模一样。但这张脸上的表情，他爸从来没有过。

我把房产证从衣柜顶上的箱子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他伸手要拿，我把手按在上面，看着他的眼睛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花了我三十五年的力气。“你今天要是拿了这本证，你就别再叫我妈。”他愣住了，手悬在半空中，嘴角抽动了一下。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的，母子对视大概有十几秒，那十几秒漫长得像过了一个世纪。他的眼神从疯狂变成挣扎，从挣扎变成犹豫，从犹疑变成了一种我看不懂的、很复杂的东西。

然后他把手缩了回去。

我松了一口气，紧张得背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正当我以为他终于想明白了的时候，他忽然伸出另一只手，一把从我手底下抽出房产证，转身就往门外走。我追出去，在院子里拽住他的胳膊，他甩了一下，把我甩开。我踉跄了好几步，差点摔倒在地，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脚步停了一瞬，但只停了一瞬。

他走出了院门。

我站在石榴树下，浑身发抖，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怕的。院子里的石榴树被风吹得沙沙响，那些还没摘的石榴在枝头晃来晃去，像一颗颗通红的心。那棵树是他爸为他出生而栽的，三十五年来生生死死，活得好好的，年年结果。而它的主人，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孩子，如今成了一个要到母亲手里抢房产证去还高利贷的陌生人。

我追出去。不是舍不得那本证，是舍不得那个人。

在村口我追上了他。他站在路边等车，手里攥着房产证，背对着我。我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喊得很用力，喊完以后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他没有回头。我走到他面前，站在他跟马路之间，挡住了他的路。

“把证给我。”我说。他不吭声。

“我再说一遍，把证给我。”他还是不吭声。

我伸出手去拿他手里的房产证，他攥得很紧。我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指甲在他手背上划出几道红印子，他始终没有反抗。他把房产证给了我。我没有接，而是把它撕了，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再撕成八半，碎片从手里飘落下去，落在地上，落在他的鞋面上，落在我和他的影子之间。

他低头看着那些碎纸片，嘴唇在抖，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他抬起头看着我，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我等着，等了很久，他什么都没说。

我说你走吧。他站着没动。我说你不是要走吗？走啊。

他转过身，朝马路上走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我看着他的背影，那背影高大、挺拔、年轻，跟他爸一模一样。那背影在我视线里越走越远，越走越小，走到马路尽头，拐了个弯，消失了，再往前走就上了公路，那里有通往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不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但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我站在村口，看着那辆班车从远处开过来，停下来，车门打开，他上了车。车门关上，车开走了。尾灯的光在黄昏里一闪一闪，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红点，消失在公路上。我站在路边很久，久到村口小卖部的王婶过来问我咋了、咋一个人站在这儿。我说没事，出来走走。她看了看我的脸色，没有多问，转身回去了。

我慢慢走回家，关上院门，把门闩插好。堂屋的灯没开，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茶几上还放着他翻乱的抽屉，地上还有他带进来的泥巴脚印。我坐在那把老藤椅上，看着对面空荡荡的沙发，那个他以前回来时坐的位置上放着一个靠垫，是他爸还在的时候他给买的，大红色，上面绣着“平安是福”四个字。

我忽然想起他小时候的一件事。他六岁那年，他爸在矿上受伤住院，我一个人在家照顾他。有天晚上我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他拿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坐在床边守了我一夜。那年他才六岁。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看见他趴在我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条湿毛巾。那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一个画面，我每次想起来都会哭，但那天晚上我没有哭。我坐在黑暗里，眼睛干干的，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可能是流干了，可能是还没到时候。

今天早上起来，我照例先去了厨房，做饭之前习惯性地往门外看了一眼。门口空荡荡的，没有他的鞋。客厅里一如既往的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给自己熬了一碗粥，就着一碟咸菜吃了。粥有点稀，咸菜有点咸，我吃得很慢。吃着吃着，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一颗一颗掉进粥碗里，噗噗噗的，像那年在医院里他爸走的时候，窗外下起的那场雨。

我今年六十一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我不知道在我走之前，他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人。能不能有一份工作，能不能像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那样养活自己，能不能娶个媳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孙子或孙女。我不知道。也许我等不到这一天了，也许我能等到，谁知道呢。

我没有把他赶走，是他自己走的。我把他赶走，是不得不让他走。再不走，我这辈子欠他爸的，就还不上了。他爸临走前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不是不放心我，是不放心儿子。他想让我把儿子拉回来。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去拉了，拉不回来了。

对不起，建华，我没拉住。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