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那场“站队”，4位名将跟了张国焘，后来他们结局如何？

01

一九三五年的四川，秋天来得特别早。

草地边上那些藏族牧民后来跟人讲，那年九月，天上的云压得很低，风里带着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像是血，又像是烂掉的草。一支穿着破烂军装的队伍从北面翻过雪山，稀稀拉拉地走进了草地边缘的寨子。

这些人里头，很多脚上裹的不是布，是麻袋片。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旁边的人扶一把，扶不动，就把他身上那条还算完整的毯子揭下来盖上，然后继续走。

这就是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

从江西出发的时候，八万六千人。湘江一仗，打掉了五万多。过雪山、爬草地，一路走一路死，到了懋功跟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能站着喘气的，满打满算也就一万来人。

但这一万来人里，藏着中国革命当时最核心的一批脑子。

会师那天的场面，后来被写进了无数的回忆录。两支队伍在桥头碰面，红四方面军的人穿得整齐，步枪擦得锃亮，腰上别着子弹袋，脸上有肉。红一方面军这边呢，很多人枪都端不稳，衣服烂得像从泥里捞出来的，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红四方面军的人后来说，那种眼神他们没见过，像是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不怕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本该让两支铁流合二为一的会师，反而成了整支红军最危险的一次分岔。

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

张国焘。

这个人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刻意从主流叙事里拿掉的。不是因为他不重要，恰恰相反，他太重要了，重要到后来的史书不知道该怎么安放他。

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到懋功会师的时候，他手里有八万人。八万条枪，八万张嘴，八万双脚。这是什么概念？中央红军那一万来人，在他眼里，连个零头都算不上。

张国焘是北大出来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跟王明是同学。这种人搞政治，那是一套一套的。他到了川陕根据地以后，搞肃反搞得血流成河，徐向前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根本不敢说话，今天还一起吃饭的人，明天可能就没了。但就是这种铁腕手段，让红四方面军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根据地，人口超过五百万。

所以当他看到中央红军那副惨样的时候，心里的那杆秤就歪了。

我有八万人，你有一万人。凭什么你来指挥我？

这种想法不是一天两天冒出来的。从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的第一天起，张国焘就开始布局了。他先是热情接待，好酒好肉招待，然后在各种会议上慢慢渗透自己的主张。他说北上不行，川康那边少数民族多，地形复杂，适合建立根据地。他说南边物产丰富，背靠成都平原，进可攻退可守。

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

问题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看的不是地图，是权力。

当时中央的策略是北上，去陕甘宁，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但张国焘不这么看，他觉得到了陕甘宁，就是到了穷乡僻壤，他这八万人的队伍，到时候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

两种路线，两种前途，就这么摆在了桌子上。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四个人，就在这个最要命的节点上，做出了后来让他们一辈子都无法完全释怀的选择。

02

先说罗炳辉。

这个人的名字，在红军将领里不算最响亮的，但要是论打仗的本事，他绝对排得上号。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穷人家的孩子，十六岁就在滇军里当兵。他有一个绝活，后来在整个红军中都传为神话：双手打枪，左手打一个目标，右手打另一个目标，两颗子弹同时出去，同时命中。这种天赋不是练出来的，是天生的。

他是怎么到红军这边来的呢？一九二九年，他带着一个连在吉安起义，直接把队伍拉过来了。这一拉不要紧，他本来就是滇军的老把式，带过兵打过仗，一过来就被委以重任。

长征开始的时候，他是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红九军团是什么角色？说白了，就是殿后的。打阻击、掩护主力、吸引敌人注意力，脏活累活全是九军团的。罗炳辉带着这支不到三千人的队伍，一路打一路走，从江西打到贵州，从贵州打到云南，再从云南折回来北上，走的路比谁都多，打的仗比谁都苦。

到懋功的时候，红九军团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但罗炳辉还是那个罗炳辉，眼睛亮得很，手上的枪法一点没丢。

会师之后，中央决定分兵。一方面军主力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组成右路军，北上；四方面军的主力和一方面军的九军团、三十二军组成左路军，从另一条路北上，然后到右路军那边会合。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军事部署。两支大部队走两条路，最后汇到一起，避免挤在一条路上被敌人包饺子。

但张国焘不这么想。

他接到分兵命令以后，磨磨蹭蹭不肯走。中央催了一次又一次，他就是不动身。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左路军南下。

这道命令下来的时候，罗炳辉正在忙着给部队筹粮。草地边上的藏区，粮食本来就少，他带着人挨家挨户去借，用银元换青稞，用盐巴换酥油。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队伍已经在往南走了。

他问怎么回事，底下的人说，张主席下的令，左路军全部南下。

罗炳辉愣了一下。

他是中央红军的人，红九军团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按理说应该跟着中央走。但问题是，当时的通讯条件太差了。草地里没有电话线，没有电台——九军团的电台功率太小，跟中央的联系时断时续。他接到的最后一道明确命令，就是随左路军行动。

这不是罗炳辉一个人的困境。当时整个左路军里，来自一方面军的干部有好几个，包括三十二军的政委袁国平、参谋长李特，还有红九军团的政委何长工。他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上面吵成什么样了，他们根本不知道。

张国焘搞这一手，是有预谋的。他在南下之前，已经把左路军里的中央干部一个一个地"谈话"了。谈话的内容很简单：中央的北上路线是错误的，南下才是正确的，你们要服从组织决定。

这种话在那个年代，分量太重了。组织决定，四个字压下来，你一个军团长能说什么？

罗炳辉就这么跟着走了。

红九军团被裹进了南下的洪流里，一路向南，翻过折多山，穿过大金川，一直打到了四川的百丈关。

百丈关这个地方，后来成了红四方面军南下战役的转折点，也是罗炳辉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地方。

03

百丈关在四川名山，是成都平原的北大门。你站在关上往南看，一马平川，成都就在那里。你往北看，全是山，一条窄窄的路蜿蜒上去，两边是悬崖。

刘湘在这里布了多少兵？后来的统计是，光是正规部队就有八十多个团，加上地方民团，总兵力超过十万。机枪阵地从山脚一直排到半山腰，每隔五十米一个火力点，交叉火力织成了一张网。

红军是十一月初到的百丈关。

那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川西的冬天不是冷，是湿。衣服湿了干不了，枪栓冻得拉不开，很多战士的脚在草地里泡烂了，走到百丈关的时候已经发黑了。

但没有办法，前面是关，后面是追兵，你不打也得打。

第一天的进攻还算顺利。红军利用夜暗摸上去，突破了第一道防线。但第二天刘湘的增援就到了，飞机也来了。川军的飞机不多，但在这种山地战里，几架飞机就够了，炸弹往窄路上一扔，后面的部队根本上不来。

打了七天七夜。

七天七夜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从周一打到下周一，中间不停，不撤，不换人，因为没人可换了。

罗炳辉带着红九军团在正面强攻。他这个人打仗有个特点，从来不躲在后面。警卫员拉他，他一把甩开，端着枪就往上冲。他的枪法在这种近距离的山地战里发挥到了极致，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压住一个机枪阵地。

但枪打得再准，也挡不住炮弹。

他亲眼看到自己的警卫员被一发迫击炮弹的弹片削掉了半个肩膀，血喷出来的时候，那孩子才十九岁，脸上的表情不是疼，是怕。罗炳辉抱着他往后跑，跑了不到两百米，人就没了。

七天打下来，红军伤亡近万人。

近万人。

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一万个有名有姓的人，一万个家里还等着他们回去的人。

红四方面军从八万人，打到了不到七万。而且这七万人里，伤号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弹药几乎打光了，粮食也见底了。

张国焘站在百丈关后面的指挥部里，第一次沉默了。

他不是不知道南下会有困难，但他没想到困难这么大。他以为四川军阀都是软蛋，刘湘、邓锡侯、田颂尧，这些人他在四川打过交道，觉得不过如此。但真正打起来才发现，这些人守自己的地盘，那是拼命的。

川军跟中央军不一样。中央军你打他一下他可能就跑了，川军不会。他们的兵很多就是本地人，家就在成都平原上，你打过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就完了。这种仗，你怎么打？

百丈关之后，南下的路基本上就堵死了。

张国焘带着部队往西撤，退到了炉霍、甘孜一带。那里海拔高，冷得要命，粮食更少，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

就在这个时候，罗炳辉做了一件事。

他开始偷偷地跟中央联系。

怎么联系？靠人。他派了几个精明的战士，化装成牧民，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去找中央的部队。那条路有多难走，后来那些战士回忆说，光是过大雪山就死了两个人，剩下的到了陕甘宁的时候，脚上的鞋早就没了，脚趾头冻掉了三个。

但信还是送到了。

中央那边收到消息以后，也派人来接。这就是后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的前因。

04

再说何长工。

何长工这个人，在红军里的地位很特殊。他不是那种冲锋陷阵的猛将，但他是那种所有人都离不开的人。

井冈山时期，他跟毛主席的关系就很近。第一面红旗是他设计的，红四军的军委秘书长是他当的，后来中央苏区的各种对外联络、统战工作，很多都是他在跑。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毛主席的"大管家"。

长征开始的时候，他是红九军团的政委，跟罗炳辉搭档。一个管军事，一个管政治，配合得很好。

何长工跟罗炳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更敏感，更早地察觉到了不对劲。

还在草地里的时候，何长工就觉得张国焘的态度有问题。怎么个有问题法呢？张国焘开会的时候，不再提"中央"两个字了，张嘴闭嘴都是"我们四方面军"，好像中央红军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且他开始在部队里搞小动作，安插自己的人到各个军团去当政委，名义上是加强政治工作，实际上是监控。

何长工把这些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声张。

他知道，在那种环境下，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没命。张国焘搞肃反的手段，他是见识过的。当年在鄂豫皖，多少人就是因为一句话不对，第二天就被拉出去了。

所以何长工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装糊涂，然后找机会。

机会来了。

张国焘南下以后，部队的给养出了大问题。草地那边已经过了，前面是藏区，藏区的粮食本来就少，加上红军一来，牧民都跑了，部队经常断粮。张国焘就派人出去筹粮，何长工主动请缨，带着一支小分队去了川西的深山里。

这一去，他就没打算马上回来。

何长工带着人在乌蒙山脉的深沟里转了好几个月。表面上是筹粮，实际上是在找红二方面军的线索。红二方面军当时在贺龙、任弼时的带领下，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正在往西转移。何长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他们的大致方位，然后派人去接上了头。

这件事的风险极大。万一被张国焘的人发现，那就是通敌的罪名，够杀十次的。

但何长工赌对了。

他跟红二方面军接上头以后，秘密建立了一条联络线。这条线后来成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合的关键通道。要是没有何长工在那个时候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铺路，后来的甘孜会师不知道要推迟多久，不知道又要多死多少人。

何长工这个人，后来活到了一九八七年，九十七岁。他晚年的时候很少跟人提这段经历，偶尔说起来，也就是淡淡一句：那时候没办法，总得有人去做。

05

李卓然的故事，跟前面两个人又不一样。

李卓然是湖南湘乡人，跟蔡和森是老乡。他年轻的时候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里昂大学读过书，回来以后就一直做政治工作。苏区时期，他是中央的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了红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这个人有一个习惯，从年轻时候就养成了：记笔记。

不是那种记日记的笔记，是记工作的。每天干了什么，开了什么会，谁说了什么话，部队走了多少路，打了什么仗，死了多少人，他都记。密密麻麻的，用的是那种最便宜的土纸，钢笔水都是自己熬的。

这个习惯在平时没什么用，但在南下的那段日子里，成了李卓然手里最重要的东西。

张国焘在卓木碉开了一个会，正式宣布另立中央，把原来的中央给"开除"了。这个会议的内容，后来成了党史上最敏感的一段。很多当事人都不愿意提，因为提了就等于承认自己当时站错了队。

但李卓然提了。

不是用嘴提的，是用笔记提的。

他把卓木碉会议的全过程，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谁先发言，谁后发言，张国焘说了什么，朱德说了什么，刘伯承说了什么，他自己说了什么，全部都有。

而且不止这一次。从懋功会师开始，到南下，到百丈关，到撤退到甘孜，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李卓然记了二十多本笔记。

这些笔记在当时没有任何用处。张国焘掌权的时候，谁敢拿这种东西出来？那不是找死吗？李卓然把它们藏在一个油布包里，贴身带着，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

后来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党中央需要系统地梳理张国焘的问题。这时候李卓然把那二十多本笔记拿了出来。

一翻开，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上面记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细节：某月某日，张国焘在某某村召开干部会，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某月某日，部队在某某地宿营，张国焘的警卫员打死了一个老乡的鸡，张国焘说"赔两块大洋"；某月某日，百丈关前线送下来的伤号有三百多人，张国焘在会上说"伤亡是正常的，不要大惊小怪"。

就是这些细节，拼出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你可以说张国焘不是坏人，你可以说他有他的道理，但你没法否认这些白纸黑字上记下来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原始档案，比任何后人的分析都有说服力。

李卓然后来在延安的地位很高，一直做到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但他从来不拿那些笔记当功劳讲，别人问起来，他就说：我就是个记笔记的，换了谁都会记。

06

四个人里，邵式平的路走得最曲折，也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

邵式平是江西弋阳人，跟方志敏是同一个县的。他比方志敏小几岁，两个人是发小，一起搞过农民运动，一起建过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是书记，邵式平是省委书记，两个人配合得很好。

但后来方志敏被捕了，牺牲了。邵式平活了下来，跟着红军走了长征。

邵式平这个人，跟其他三位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在上海大学读过书，会写文章，会讲道理，脑子里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

这套逻辑体系，在卓木碉会议上，把他坑了。

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抛出了他的那套理论：中央的北上路线是错误的，因为陕北太穷，靠近外蒙，苏联顾不上，去了也是死。川康地区不一样，物产丰富，少数民族多，可以建立独立的根据地，将来再图发展。

这套话，对于邵式平这种喜欢讲逻辑的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他真的去算了。他拿着地图，拿着人口数据，拿着物产资料，算了一遍又一遍，发现张国焘说的好像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川康地区确实比陕北富裕，确实有战略纵深，确实适合打游击。

所以在卓木碉会议上，邵式平是公开站出来支持张国焘的。

这一站，就站到了历史的反面。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南下打了百丈关，打不下去了。退到甘孜，跟红二方面军会合了。贺龙、任弼时来了以后，局面开始变化。张国焘的威风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不得不同意北上。

邵式平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没有人详细记录过。但从后来的一些零星材料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到了延安以后，邵式平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里，别人讨论问题，他就听着，很少发言。有人说他是在反省，也有人说他是不好意思。

但邵式平不是那种会一直消沉的人。

解放以后，他回了江西。

回江西干什么？不是去当官，是去修水库。

当时江西的水利一塌糊涂。赣江、抚河、信江，年年发大水，年年死人。血吸虫病更是要命，整个鄱阳湖平原，一半的村子都有血吸虫，小孩肚子大得像皮球，走两步就喘。

邵式平到了江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临川。

临川是他的老家，弋阳就在临川边上。他对那片土地太熟了，哪条河容易发水，哪个村子血吸虫最重，他门儿清。

他要修的是洪门水库。

这个水库的规模，在当时的江西是最大的。库容好几个亿立方，灌溉面积上百万亩。放在今天也是个大工程，更别说五十年代了，什么机械都没有，全靠人。

邵式平住到了工地上。

不是去视察，是真住。一间工棚，一张木板床，一床被子。冬天的时候，工棚里冷得跟外面差不多，他就披着大衣坐在那里看图纸。民工们三班倒，他也跟着三班倒，白天在工地上转，晚上回来算账。

有人给他拍过一张照片，后来在江西的档案馆里找到的。照片上的邵式平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站在大坝上，身后是一群光着膀子的民工。他瘦得很，颧骨突出来，但眼睛还是亮的。

水库修了好几年。中间出过事故，死过人，邵式平每次都亲自到现场去。有一次大坝出了裂缝，所有人都说要停工，邵式平说不停，他带着人连夜灌浆，硬是把裂缝堵上了。

水库修好以后，当地老百姓在大坝上刻了三个字：邵公堤。

没有人组织，是老百姓自己刻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政治，什么路线，他们只知道这个人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跟他们一起吃了好几年的苦，修好了这个坝，让他们的田不再被水淹了。

邵式平后来当了江西省的省长，但他最在意的头衔，不是省长，是水利厅长。他在任上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把江西的血吸虫病基本消灭了。

这个成绩，比任何军功章都重。

07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那个场面，跟两年前懋功会师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两年前是喜气洋洋的，这一次是灰头土脸的。四方面军从八万人打到了四万多，衣服破得不行，很多人连枪都没了，拿着木棍就来了。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罗炳辉见到了贺龙。

贺龙这个人，江湖气重，但心里敞亮。他见到罗炳辉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打仗的事，而是问：你还活着呢？

罗炳辉笑了一下，没说话。

后来在一次干部会上，罗炳辉说了那句后来被很多人引用的话：再分就没人了。

这句话的分量，只有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才懂。

南下一年，红一方面军损失了将近一半，红四方面军损失了将近一半。两支加起来十几万人的队伍，打到最后能站着的不到六万。这六万人里，还有一半是伤员。

再分下去，就真的没人了。

何长工在甘孜见到任弼时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就是眼泪往下掉，谁也不说话。何长工后来说，那是他长征以来第一次哭。

李卓然把他的笔记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翻了几页，合上了，说了一句：这些东西，将来有用。

邵式平在甘孜的时候，去找了贺龙。他没有解释什么，就是去了。贺龙也没问什么，就是给他倒了一碗酒。两个人喝完那碗酒，邵式平说了一句：贺胡子，我错了。

贺龙说：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走吧，北上。

08

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好说了。

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结束。罗炳辉跟着部队到了陕北，然后抗战爆发，他被派到了新四军。

在新四军的那几年，是罗炳辉军事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他发明了那个后来被写进军事教材的"梅花桩战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跟你打阵地战，我在你的据点周围布上一圈小据点，像梅花桩一样，你打这个，那个打你，你顾得了头顾不了尾。

这招对付日军特别好使。日军习惯了正面进攻，突然发现四面八方都是游击队，根本不知道该打哪个。

罗炳辉用这套打法，在淮南根据地打了无数次胜仗。日伪军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疼，叫他"罗疯子"。

一九四六年，罗炳辉在山东兰陵去世。死的时候才四十九岁。

毛主席亲笔写了挽词：炳辉同志不死。

这五个字，后来被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何长工解放后搞了很多年的外交和统战工作，当过外交部的顾问，也当过军事学院的副院长。他活到了一九八七年，是这四个人里最长寿的。晚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关于懋功会师之后那段日子，写了整整一章，但写得很克制，没有任何情绪化的东西，就是陈述事实。

李卓然在延安整风以后，一直做宣传工作。他那些笔记，后来成了研究张国焘问题最重要的原始材料。文革的时候，他也被冲击了，但因为那些笔记的存在，很多人保了他。他活到了一九八九年，八十九岁。

邵式平在江西干了十几年，把江西的水利搞上去了，把血吸虫病基本消灭了。文革的时候他也挨了整，被关了好几年。出来以后，身体已经不行了，但他还是坚持去看水库。一九六五年，他在南昌去世，六十七岁。

江西的老百姓后来给他修了一个纪念馆，不大，就在洪门水库旁边。每年清明，还有人去烧纸。

09

回头看这四个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犯错的原因，几乎没有一个是因为贪生怕死。

罗炳辉是被裹挟的，他根本不知道上面已经吵翻了天。何长工是被信息差坑的，他当时在山里筹粮，跟外界完全隔绝。李卓然是被环境压的，张国焘当权的时候，你不跟着走，下场比南下还惨。邵式平是被自己的脑子骗了，他真的以为张国焘的逻辑是对的。

四种完全不同的原因，指向同一个结果：站错了队。

但站错了队以后怎么办，这才是真正考验人的地方。

罗炳辉选择了用行动来弥补。他回到中央以后，打仗比以前更狠了，好像要把南下那一年欠的仗全部打回来。何长工选择了用智慧来纠错。他在最危险的时候去找红二方面军，等于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也给整个红军留了一条后路。李卓然选择了用记录来存证。他那些笔记，在当时看来毫无用处，但几十年后，成了最有价值的东西。邵式平选择了用余生来偿还。他回到江西，不是去享受胜利的果实，而是去干最苦最累的活，一干就是十几年。

这四种选择，没有哪一种是轻松的。

历史这个东西，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会因为你后来做对了，就把你之前做错的那一笔勾销。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那个疤永远在那里。但它也不会因为你做错过，就把你后来做对的那些事情全部否定。

功是功，过是过。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天的天气很好，没有风，太阳暖暖的。罗炳辉站在城墙上，看着远处走来的队伍，那些穿着破衣烂衫的人，那些拄着棍子的人，那些被人抬着的人。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后来他下了城墙，回到营地，把枪擦了一遍，然后睡了。

那是他南下一年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