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节选自《我一直在想:丹尼尔·丹尼特唯一自传》。
每个学术领域通常都有几个“霸凌者”,或说几个资深人物,他们随口发表意见、粗暴地驳斥质疑,恐吓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尤其是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和研究生。在科学领域,他们通常也对研究资金的去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这样一个“银背大猩猩”站在对立面,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可能遭受近乎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的研究不需要联邦或基金会的资助,我处于一个特别安全的位置,可以去挑战一些人。当我去挑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他们时,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同事们热切地鼓励我。
学术霸凌者几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阿尔法雄性灵长类动物”,不过就我的经验来看,也有少数雌性霸凌者。伊丽莎白·安斯科姆就是一个霸凌者。我还与另外几位打过交道,但都是通过私人信件,而不是公开挑战,所以在这里我就默默放过她们,希望她们能意识到。哲学领域大多数强硬的女性都是反传统者,而不是霸凌者,她们捍卫最初被嘲笑的观点,以优雅和坚定的态度承受打击。
我在很多情况下看到过一些女性学者,在男性同行对她们恶意中伤和侮辱诽谤时,这些女性都勇敢面对,并坚持了下来。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的《我和鲍比·麦吉》(Me and Bobby McGee)中有一句歌词:“自由只是‘没什么可失去的’的另一个说法。”我组织的“科学前沿的反传统者”系列讲座的座右铭大可借鉴这句歌词。当她们的男性同行还在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在“老男孩俱乐部”中的地位时,这些女性决心要全力以赴。
现在我要说说那些“阿尔法雄性灵长类动物”,那些霸凌者,比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一)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指的是任何事物有90%都是垃圾——这在所有领域都适用。但的确有很多出色的鸟类学家、鱼类学家和昆虫学家被贴上了社会生物学家的标签,因此被认定为有风险的雇用对象。不管怎样,我的挑衅奏效了。列万廷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评论,结果他自己反倒在这个过程中跌了一跤。古尔德没有和他的合著者一起写这篇评论,对我的批评保持了沉默。
几年前,古尔德曾在哈佛与帕尔马里尼共同讲授一门关于进化和认知的研讨课,我受邀参加。连续几周,我都不自在地坐在那里,听古尔德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常常歪曲论敌的观点: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道金斯、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英国演化生物学巨擘)等。我努力扮演安静的客人,看着哈佛的学生们尽心尽力地做笔记,仿佛他们在聆听神谕。
后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课后,我私下里和古尔德提起了这个话题。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那些人的攻击常常没有根据,敦促他改变做法,但他并不理会我的担忧,只把我看作一个因无知而产生误解的哲学家。我不得不终止参加这门研讨课,一想到我的学生有可能看到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却对古尔德的行为不置一词,我就无法忍受。
古尔德和我1992年时还能彼此交流,我们那时一起参与录制了维姆·凯泽的荷兰电视节目《辉煌的意外》,节目中古尔德加入了奥利弗·萨克斯和我的阵营,温和但有效地给了声名狼藉的鲁珀特·谢尔德雷克一个下马威。我邀请古尔德作为嘉宾来参加我关于进化理论的哲学研讨课,只回答问题,不做演讲。他接受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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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前,我们聚在伊斯特奥弗农场迷人的客厅里,喝着饮料。我们用一个大香槟酒瓶往10个杯子里倒香槟,分给大家,这时,布罗克曼让我致祝酒词。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为我们亲爱的朋友汉弗莱和科恩祝酒,心中早已酝酿好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祝酒词,这时布罗克曼在我身旁耳语:“香槟是希勒带来的。”哦!我应该为古尔德和希勒祝酒,而不是为新婚的汉弗莱和科恩祝酒!我设法转移了中心,临时拼凑了一些关于古尔德和希勒未来幸福的陈词滥调的祝福,同时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我险些酿成社交灾难的画面。然后我和希勒围绕她的雕塑热烈地交谈起来,着重聊了聊关于失蜡青铜铸造的技术细节,她邀请我去纽约,到她的工作室里待一段时间,我从未主动追求过这个机会。
(三)
由于我有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名声,多年来,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一间储存库,存放着关于古尔德故意歪曲事实的故事。我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而且会继续保存下去。我会讲一件我目睹的事件,它太有代表性了。1990年7月,认知科学学会的年会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主题报告人中有罗杰·尚克和古尔德,他们应年会事务主管帕尔马里尼的邀请前来参会。尚克做了第一场主题报告,给他的新书《给我讲个故事》(Tell Me a Story)做了有趣、非正式的总结,其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嘲弄乔姆斯基派的圈内笑话和讽刺。当然了,麻省理工学院有很多乔姆斯基派的人,而乔姆斯基本人当时并不在场。
尚克的报告结束后,第一个提问者是肯尼斯·韦克斯勒(Keneth Wexler),他是一位热心的乔姆斯基派,在搬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前,曾是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韦克斯勒的第一个错误是指责尚克用带有性别歧视和反犹主义的笑话侮辱了克雷斯吉礼堂,即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会场。尚克毫不犹豫地回应道,他不认为这是困扰韦克斯勒的原因:“你只是反对我在你的英雄乔姆斯基的领域批评他。”然后韦克斯勒犯了他的第二个错误:他决定对观众做现场调查。紧接着他犯了第三个错误:要求那些被尚克演讲冒犯到的人举手示意。没有一只手举起来!韦克斯勒一句话也没说就溜走了。
于他去世前出版,这是他的最后一本书,一本大部头著作,包含了很多长篇大论。不过,由于它几乎难以读懂,所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这对他的名声来说也算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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