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退休女干部被在省厅任职的儿子遗忘在干休所14年 从未有人探望

窗台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阳光从铁栏杆的缝隙挤进来，照在那些灰尘上，像撒了一把碎金子。周淑芬坐在藤椅上，眯着眼睛看着那些浮尘在光柱里慢慢飘。她已经在这个干休所住了十四年了。

门是锁着的。不是从外面锁的，是她自己从里面锁的。护工小周有钥匙，可小周不会轻易来打扰她。除非她按床头的呼叫铃。她已经很久没按过了。那个铃没坏，只是没什么事值得按。吃饭、吃药、量血压，小周会按点来。其他的，她不需要。也不指望。

她今年六十八，退休前是省妇联的副主席，也算是个厅级干部。老伴走了快二十年了。独生子陈志强在省城工作，据说是个什么厅长。据说，她是听干休所别的老太太说的。她们在她面前提起她儿子，语气总是酸溜溜的，带着羡慕，又带着同情。羡慕她儿子有出息，同情她儿子从来不来看她。

十四年了，陈志强一次都没来过。

电话倒是打过几回。刚来的头两年，逢年过节还打一个，说妈你还好吗，说妈我工作忙，说妈等我有空了就去看你。周淑芬说好，你忙，妈这儿挺好的，别挂念。后来电话越来越少了，从一年几次变成一年一次，从一年一次变成几年一次。再后来就没音讯了。周淑芬也习惯了，不打电话也不盼，不写信也不怨。不怨，那是假的。怨久了，就不知道是怨他，还是怨自己了。

周淑芬是二〇一〇年住进这个干休所的。那年她五十出头，刚办完退休手续。陈志强亲自送她来的，开着单位那辆黑色奥迪，车停在干休所门口，司机帮他拎着行李箱。他跟工作人员交涉，办手续，签合同，忙前忙后。周淑芬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看着他——他穿着深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板挺得很直。他说话的时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像在开会，像在布置工作。

他已经不是她怀里那个会撒娇的孩子了。他是陈厅长，是这座城市的政坛新星，是无数人巴结逢迎的对象。他在外面很忙，有很多会要开，有很多人要见，有很多应酬要应付。他没时间来看她，她理解。

办好手续，陈志强走到她面前，蹲下来，说妈，这儿条件不错，您先住着，等我在省城安顿好了，我接您过去。周淑芬摸了摸他的头，头发硬了扎手，不再是小时候那软软的绒毛了。“去吧，妈没事。”

他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那只手在门框上搭了几秒，走了出去。从那天起，他就再也没回来过。

十四年了，周淑芬在这个干休所里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做操，吃早饭。饭后在院子里走几圈，回屋看书，看报，看电视。午睡，下午接着看书，或者发呆。晚饭后再走几圈，回来洗漱，睡觉。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日历撕了一本又一本，窗外的梧桐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她的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脸上的皱纹从细纹变成深沟，手上的老年斑从几点变成一片。她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腰弯了，腿也疼，走不了远路了。降压药、降糖药、心脏病的药，每天一大把，一把吞下去，日子就过完了。

护工小周在这干了五六年了。刚来的时候还问周阿姨，您儿子怎么不来看您？周淑芬说他忙。小周又问忙啥呢，周淑芬说当厅长，忙国家大事。小周吐了吐舌头，说周阿姨您真了不起，您儿子更了不起。周淑芬笑笑没接话。后来小周不问了。她大概也看出来了，这个老太太的儿子不会来了。不是忙，是不想来。

不来的原因，周淑芬想过很多次。也许是他太忙了，也许是他觉得来干休所看她跌份，也许是他心里有愧，不敢来。也许是他早就忘了，忘了他还有个妈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每天坐在窗前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人。他对着窗台上的灰尘一坐就是一下午，灰尘越积越厚，她的心也跟着积了一层灰。

去年冬天，周淑芬摔了一跤。髋骨骨折，疼得她浑身冒冷汗。小周吓坏了，要打120。周淑芬说别打，先给我儿子打电话。小周翻出那个存了好几年的号码，拨了过去，响了很久才接。那头的声音很小，像是在开会，压低声音说谁？小周说陈厅长，您母亲摔伤了，您看……话还没说完那头就说我知道了，挂了。

小周愣住了，看着周淑芬。周淑芬躺在床上面色灰白，嘴唇没有血色。

“周阿姨，陈厅长他……”

“打120吧。”

救护车来了，把她抬上车，呜呜呜地开走了。周淑芬躺在担架上，看着车顶，没有哭。

手术很成功。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陈志强没来过，连个电话都没打。周淑芬出院那天让小周把手机拿来，拨了那个号码。响了几声，关机了。她把手机还给小周，说你帮我存上，万一哪天他打来了呢。

出院后，周淑芬的腿脚就不大利索了，走路得拄拐杖。她还是在窗前坐着，那根拐杖靠在藤椅旁边，被她摩挲得发亮。窗台上的灰尘也还在，她不让人擦。说留着吧，习惯了，她说那层灰在窗台上积了很久了，从那年他送她来干休所那天起就在了。她舍不得擦，擦了就什么都没了。留一点念想，哪怕是一层灰。

今年春天，干休所来了一批新护工。有个叫小孙的，二十出头，圆脸，笑嘻嘻的，嘴甜。她把周淑芬窗台上的灰擦了，说周奶奶您这窗台太脏了，我帮您收拾收拾。周淑芬张了张嘴想拦，没拦住。抹布几下，灰尘没了，窗台锃亮。周淑芬看着那片光秃秃的窗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挖了一下，空落落的。

小孙不知道她擦掉的不是灰尘，是她儿子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院子里时，车轮扬起的尘土。那年奥迪的尾气喷在墙上留下一道淡淡的黑印，干了，还在。她擦不掉，也不想看到那道黑印了。

小孙给她洗头，剪指甲，读报纸，陪她聊天。周淑芬说小孙你多大了，小孙说二十三。周淑芬说我家志强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刚考上公务员。小孙说周奶奶您儿子真厉害。周淑芬说厉害有什么用，又不来看我。小孙不说话了，低下头给她捏腿。周淑芬看着她的发顶，头发乌黑，扎着马尾。她想起志强小时候也扎过马尾，她给他扎的。她手笨，扎得歪歪扭扭。志强不嫌丑，顶着那歪歪扭扭的马尾满院子跑，见人就说这是我妈给我扎的。那年他多大？四岁？五岁？她记不清了，记性好，很多事都记得。她宁愿忘了，忘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疼了这么多年，也该麻木了。

六月份，干休所组织体检。周淑芬查出来肝上有个东西，医生说可能是肿瘤，建议去大医院进一步检查。小孙要给陈志强打电话，周淑芬拦住了。“别打了，他不会接的。”

“周奶奶，万一——”

“没有万一。”

周淑芬自己去省城做了检查，小孙陪着的。坐了很久的大巴，又换乘了很久的地铁，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挂号，排队，做检查，等结果。检查结果出来了，不是肿瘤，是血管瘤，良性的。周淑芬松了口气，说是良性，不用做手术，定期复查就行。小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说周奶奶，咱们去吃顿好的庆祝庆祝。周淑芬说不去，想回去。

回来的大巴上，周淑芬靠在座椅上睡着了。车窗外是大片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阳光照在那些庄稼上，闪着光。她做了个梦，梦到志强小时候，她牵着他的手在田埂上走。志强问她妈妈这是什么，她说这是水稻。志强问妈妈那是什么，她说那是玉米。志强问妈妈我们去哪，她说我们回家。妈妈带你回家。

路很长，梦很短，醒的时候车已经下了高速。小孙在旁边玩手机，看她醒了，问周奶奶你做梦了？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周淑芬说没事，她梦到她儿子了。她儿子不要她了。

小孙的眼眶也红了，拉着她的手说，周奶奶，您还有我。

那个梦她跟小孙说了一遍，小孙哭了，她没哭。她的泪早就在这些年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流干了。纸灰一样，她曾经以为它们早就散了。没有散。它们还在，在她心里堆着，堆成一座坟，埋着她这一辈子所有的牵挂、思念、不甘、委屈。那座坟的墓碑上刻着三个字，不是“周淑芬之墓”，是“陈志强”。

她还在等他来扫墓，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七月份，省里有个老干部座谈会，周淑芬受邀参加。她不想去，所里说这是上面的安排，请她务必出席。周淑芬换上了那件藏蓝色的套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子照了照。老了，跟记忆中的自己不一样了，跟志强记忆中的她更不一样了。

会议在省城的一个宾馆里，很大的会议室，长桌铺着深蓝色的桌布，摆着席卡。周淑芬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旁边坐着一个老同志，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她问周淑芬，你是哪个单位的？省妇联。哦，妇联的，我是工会的，老周。老周，她也姓周。

会议开始了，领导讲话，代表发言。周淑芬没怎么听，不是不想听，是耳朵不好使。坐席卡上的名字被风吹得歪了一下，她扶正了，手指在上面停了一下。陈志强的名字在那个席卡上，一闪而过，收了回来。

散会了，去餐厅吃饭。自助餐，菜很多。周淑芬端着盘子不知道夹什么好，小孙不在，没人帮她参谋了。她随便夹了几样，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刚吃了一口，旁边坐下来一个人。她没在意，继续吃。

“妈。”

周淑芬的手停了，筷子悬在半空中。那声“妈”她听了二十多年，从牙牙学语听到大学毕业，从大学毕业听到他结婚生子，从他结婚生子听到他官运亨通。那声“妈”他叫了不下几万遍。十四年没叫了，她还认得。

周淑芬慢慢抬起头，看着旁边的人。他老了，头发白了很多，额头也秃了，眼袋也大了，皱纹也多了。他穿着深色西装，系着领带，胸口的席卡上写着他的名字，职务比她想象的还要高。他比上次见到的时候更像一个官了，不像她儿子了。

“妈，您怎么在这儿？”

周淑芬看着他，眼泪没有掉下来。

他坐在那里，急急地解释。说他不知道她也来了，说他不知道她身体不好，说他这些年工作太忙了，说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她。说了很多，每一句都是“不知道”，每一句都是“工作太忙”。没人通知他，妈住院了不知道，妈长肿瘤了也不知道，妈差点死在家里也没人告诉他。他有秘书，有司机，有办公室主任，这些人会帮他过滤掉所有的“不重要”的信息。一个住在干休所多年的退休老太太，在她儿子那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里，属于“不重要”的那一类。

“妈，您别生气，我以后——”

周淑玲开口了。

“我没有生气。”

“妈——”

“志强，你走吧。妈不怪你。妈只问你一句，你晚上睡得着吗？”

陈志强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没有说出话。他叫了一声妈，声音沙哑。她应了，端起盘子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来，慢慢地吃。

那顿饭她吃了很久。盘子里的菜凉了，她又去夹了些热的。吃完了，擦擦嘴，站起来，拄着拐杖慢慢往外走。陈志强还坐在那里，没有追上来。

回干休所的大巴上，小孙问她见到儿子了没有。周淑芬说见到了。小孙问，他怎么说？周淑芬说，他说他不知道。小孙又说，那您原谅他了吗？周淑芬说，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他是国家的人，不是我的儿子了。

小孙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车下了高速。周淑芬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阳光照在她脸上，温温的，亮亮的。她的嘴唇在动，小孙凑过去听。她轻轻说着几个字。走远了，跟不上了，不跟了。

从那以后周淑芬再也没提过她儿子。小孙也不敢提。干休所的老太太们也不在她面前提了。她们大概也听说了什么，也许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也许是听家里人说的。她们看周淑芬的眼神变了，不再是羡慕和同情，是那种“原来你也被抛弃了”的心酸。

周淑芬不在乎了，每天还是那些事。起床，吃饭，吃药，散步，看书，睡觉。窗台被小孙擦得锃亮，再也没有积过灰。那根拐杖靠在藤椅旁边，越来越亮了。

有天傍晚，她在院子里散步。夕阳很好，把整个院子染成了金黄色。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拐杖点在地上，笃笃的。走到那棵梧桐树下的时候，她停下来，抬头看着满树的叶子。叶子被夕阳照得像镀了一层金，风吹过来，哗哗地响，像无数只小手在鼓掌。

她在那棵树下站了很久。夕阳慢慢沉下去，金色变成橘红，橘红变成暗红，暗红变成灰紫。天快黑了，小孙来找她，说周奶奶该回去了。她点了点头跟着小孙慢慢往回走。背影被路灯拉得很长，那根拐杖的影子比她本人还要长，戳在地上像一个问号。她拄着那个问号，在等一个答案。

她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也许是她儿子的一句“对不起”，也许是一个拥抱，也许只是他站在她面前，认认真真地叫一声“妈”。这几个字他叫了几万遍了，这一声她等了十四年，没等到。

路不长。她很快就走到了。

小孙扶她上了楼，开了门，开了灯。橘黄色的光填满了整个房间。周淑玲坐到藤椅上，那根拐杖靠在旁边。小孙问她晚上想吃什么。她想了想，说下碗面吧。

小孙去厨房忙活了。周淑芬坐在窗前，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跟屋里的灯一个颜色。那盏灯亮了很多年了，从她住进来那天起就没灭过。灯管换了好几根，底座一直没换。她舍不得换，那是志强送她来的时候亲自装的。

那年他爬到梯子上，她扶着梯子，说志强你小心点。他说没事，妈您放心。

灯亮了，屋里亮了。

她拿起手机，翻开通讯录，找到存了的那个号码，备注“儿子”。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拨了过去。响了好几声才接，那头很吵，好像在吃饭。他说喂？

口唇干裂了，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细若游丝。她说了这辈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应了。声音在嘈杂的背景音里，她听到了。

她挂了电话，把那个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备注是“儿子”，没有了，干干净净。窗外的灯还亮着，屋里的灯也亮着。以后只有一盏灯了，那盏灯不需要底座了。那盏灯在十四年前被他亲手装在这个天花板上的灯座上，拧了好几个螺丝，拧得很紧。现在她拿不下来了，也不需要拿了。它亮着就行了，亮着就当是他还在。还在。

小孙把面端来了，卧了一个荷包蛋，撒了一把葱花。周淑芬端起碗吃了一口，面很烫，她吹了吹。小孙问她咸不咸，她说刚好。小孙说周奶奶您慢点吃，别烫着。她嗯了一声。

吃完了面，洗了碗。小孙扶她去洗漱，帮她换了睡衣，扶她上床，帮她掖好被角。周奶奶晚安。小孙关了灯，门关上了。走廊的声控灯亮了又灭了。

周淑芬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很多年了，没人修。不用修了，习惯了。那道裂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变长，慢慢爬，爬过她的头顶，爬过她的心脏，爬到她的脚底。在那里咬她的脚趾。不疼，痒痒的。

她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阵轻一阵重，轻的那声是吸气，重的那声是呼气。她在等那口气呼完，等那口气吸进来，等那个循环终止。不知道哪天终止，她不急。

她闭上眼睛。

枕头底下压着一样东西，硬的，硌得她后脑勺有点疼。她伸手摸出来，是一个相框。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玻璃面上有一道裂痕。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女人穿着碎花裙子，扎着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小孩穿着海军衫，胖乎乎的，缺着两颗门牙，也在笑。

她看着那个小孩嘴角微微上翘了。把相框贴在胸口，玻璃硌着锁骨，有点凉。她不管了，就那么贴着。

窗外路灯还亮着。那道光穿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那个小孩从照片里走出来，走到她床边。他穿着那件海军衫，胖乎乎的，缺着两颗门牙。他歪着头看着她的脸，叫了一声妈。她没应，她睡着了。嘴角还带着一点笑意，手还握着那个相框。

他没有消失。

他还在那个相框里，她还在这个世上。她要去找他了，很快就能找到。到那时他不会再跑了，她不会再老了。他们在那里坐下来，说说话。说说这些年的日子，说说她怎么过的，说说他怎么就把她忘了。说着说着她笑了，他哭了。她给他擦眼泪，手在发抖。擦不干，越擦越多，她说别哭了，妈在呢。

他抬起头看着她的脸，母亲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碎花裙子，两条辫子，笑得眼睛弯弯的。他扑进她怀里哭了，她搂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妈，对不起。”她说没关系，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窗外，路灯还亮着，天快亮了。

那道光从窗帘的缝隙挤进来，落在地板上，细细的一道。那道光的尽头是一根拐杖，拐杖靠在藤椅旁边，在一明一暗的光线中静静地立着，等着它的主人。

她不知道还回不回来。它等了她很多年，她不会再拄着它出门了。它也要继续等下去了。

它把自己立在那里，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