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522年初春，江南嘉定县衙外一位布衣抱状纸苦等开门，他身旁的写状先生低声叮嘱：“见县太爷时，先哭再说理。”短短一句，把明代讼师的角色点得透彻——既是押状员，又是临场导演。若把镜头拉回今天，律所大厅玻璃明亮、收费一小时千元起跳，身份天差地别，让人不禁好奇：从讼师到律师，同样替人伸张权利，为何社会评价天壤之别？
先看大环境。明中后期，江南人口突破6000万，棉布、盐业、木材交易日日攀升。买卖兴盛，合同纠纷随之而来，《大明律》《问刑条例》厚达十余万字，普通农人看不懂，自然求助写得一手好八股的落第秀才。讼师由此成行，最初只是写状纸，后来兼揽口头辩解、证据搜集，雏形已相当于“法律顾问”。
然而讼师缺少一道门槛。没有考试，也无同业公会，用现代话说“谁都能办执照”，水平高低参差。有的熟读律例，能从条文中找漏洞；有的只会煽动情绪，诉状里多半是“血泪”“惨状”之类夸饰。官府为抑制诬告，在1475年颁令：“增饰辞状者，与主犯同坐。”可罚得再重，受雇念头不减，因为写一纸状，能抵农家数月收成。
再谈政权态度。农耕王朝强调“安土重迁”，最忌“好讼”。朱元璋就批过：“小事上堂，扰乱耕织。”讼师鼓励告状，与官方“息讼”理念相悖；县官一见状师，往往先生戒心，生怕卷宗成案，影响花甲考评。仕途考量，使他们在堂上动辄呵斥：“不许多言！”久而久之，讼师被贴上“惹事”标签。
社会舆论也不友好。儒家文人把科举成功视为正途，同窗落榜转行写状，被讥作“刀笔小吏”。《警世通言》里便写道：“状师三寸舌，坏人终身业。”这种鄙夷在明清小说戏曲中屡见，潜移默化地降低了行当声誉。
经济逻辑进一步放大负面印象。徽州素有“十户九讼”之说，本地山多田少，商路发达。年轻读书人若连考数科不中，回乡做讼师既可糊口又能积攒人脉。有意思的是，部分讼师与盐商、典铺老板形成利益链：先怂恿债主起诉，再从调解金里抽头。官府视之为“啃官司”——吃的是诉讼的肉，喝的是百姓的血，形象由此愈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律师体系。清末修律虽已引进西法，但真正的职业准入制度要到1980年代才完善，如今设置司法考试、实习、执业年检，多重过滤把关。法律共同体内部自我约束、行业协会惩戒，使得公众更愿意信赖“持证上岗”的律师，政治层面也承认其在诉讼中的必要性。
回到明清，讼师虽被压低，却并非摆设。许多冤案、地界纠纷正因他们写出的层层状词才得以翻案。康熙三十四年苏州织造厂闹命案，工头家属获赔三百两白银，背后主笔正是一位籍籍无名的讼师。《刑部档案》记载：“状纸条分缕析，词理周备”，地方官只能按律判决。可惜史书强调的是官员断案英明，讼师的努力往往被有意无意忽略。
再看官府与讼师的博弈。雍正五年，朝廷下旨“严缉讼师”，却转身又派人暗中观察“民间词讼情形”，借此改良成例。表面压制，实则利用，这种矛盾心态决定了讼师不会彻底消失，也难以获得正名。
说到底，地位高低是制度与观念叠加的产物。农本社会忌讼，缺乏职业准入，舆论亦不宽容，讼师只能在灰色地带求存；工业社会崇尚权利、程序与契约，律界受尊敬便水到渠成。二者之间并无绝对优劣，皆是所处时代的妥协。改变的不只是职业外衣，更是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社会对法治的理解深度。若回到嘉定县衙，那位写状先生大概想不到，数百年后，他的后代将坐进玻璃写字楼，对案卷用电脑标注法条，而“刀笔吏”三个字也已悄然走入博物馆展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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