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惊变 1950，普通毒杀案，竟藏军统绝密潜伏布局（三）

书接上回。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老叶之所以没有反抗，会不会是案犯使用了蒙汗药之类的麻醉药物，使老叶在短时间里失去了知觉？专案组推断当时单人病房里可能发生了这样一幕：案犯（根据现场勘查，案犯应是两人）在2日凌晨一时许潜入老叶所在的单人病房，当时老叶可能正在熟睡中，并未发现有人潜入，然后，案犯取出随身携带的用麻醉药物浸泡过的手帕之类，蒙住老叶的口鼻。当时老叶即使处于苏醒状态，也来不及挣扎或喊叫，还没反应过来就失去知觉了。

专案组里的腾博飞出身西医家庭，其老爸是外科医生，他发言说，估计案犯对麻醉被害人的时间控制得比较短，不会超过十分钟。案犯完成作案离开现场不久，老叶醒来。可以想象，已经习惯于把全部家当拴在身上的老叶来说，发现小布袋不翼而飞自然是一个激灵，立刻撑坐起来查看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样的刺激下（也许还要算上麻醉药物对气管产生的副作用），老叶发病不治身亡。

大家如此这般一分析，专案组长伍岳生认为，有必要去一趟公济医院，对元旦当晚的大门夜班门卫以及和老叶住在同一病区的病号进行访查。

说干就干，专案组一番调查下来，门卫老汪和病号赵某都有相关反映，当时公济医院午夜过后是关闭大门的，五十挂零的老汪严格执行医院的所有规章制度。附近的外滩海关大钟敲响十二下后，他就关上了大门。从午夜到清晨五点这段时间里，如果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车辆需要出入，门卫会打开大门；如有夜间急诊的病家前来，则开启大门旁边紧挨门卫室的小门。

老汪记得，大约在一时过后，有两个人进来过，个头儿一大一小。大个子戴了副眼镜，穿黑色棉风衣，小个子穿藏青色棉风衣，一直低垂着头，两人都戴着毛线编织的深褐色罗宋帽。大个子搀扶着小个子，用手指关节轻叩门卫室玻璃窗，示意开门。老汪注意到，大个子手上戴着毛线手套。

老汪立刻起身走出门卫室，把小门开启。两人入内，朝着急诊室方向走去。这二位在院内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是那副装束出来了，不过，此时小个子已经可以不必搀扶自己步行了。由于这段时间里只有这么两个家伙出入医院，专案组怀疑他们是作案者。

而这一点，可以从同病区住院的一位中年男病员赵某的证词中得知。该男子是个严重失眠患者，这人的失眠二十多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征象。赵某是旧海关工作人员，解放后先是留用，后因健康缘故，调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辖的物资调配处当了一名文员。

赵某这天吃了药但只睡了两个小时就醒了，他生怕自己睡不着闹出动静扰了病友，他干脆穿上衣服出了病房在病区走廊里溜达，走累了，就搬张椅子坐在光线好的位置看书。

那天晚上，赵某在病区一角悄无声息地看书时，注意到从另一侧楼梯门外进来了两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医用无檐帽的“医务人员”。赵某眼力还不错，隔着整整一条走廊，居然把二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医生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护士，医生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侧口袋里露出一截听诊器胶管，护士双手交错放在身前，右手持一个木板夹，上面夹着白色纸张。两人没有发现赵某，走进走廊后，随即推开了尽头那间单人病房的门，入内，又把门无声地关上了。

赵某当时也没有介意，但他下意识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十二分。过一会儿，这两个“医务人员”从那间单人病房出来，还是从走廊那头的门离开的，至于是去三楼还是一楼，赵某又看手表，二人出来时是一点十七分，他们在病房里待了五分钟——赵某反映的情况在时间节点上跟门卫老汪提供的情况一致。

赵某在得知杀人的情况后，他再三强调： “这五分钟时间里，那个白俄老头儿的病房里寂静无声。以敝人浅见，这对男女应是此中老手，我敢断定，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作这种案件！说不定眼前这起案件只是个开头，下面还有！”这位赵某确实具有先见之明，很快他的话就应验了。

上海市公安局在内部有一份名谓《敌情通报》的内部简报，由秘书处负责向全市各分局收集当天各自辖区的刑案发生情况，形成简短消息，由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分发全市所有警务机构。哪天若是刑案发生得多，则会在午后先印出一份外发下去。

叶夫根尼出事这天就是这样，所以该案基本情况在1月2日下午已经为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所知。不曾想到，这份《敌情通报》竟然引出五个基层警务机构致电市局秘书处反映，说他们管段内的医院最近也有同类案件发生。

这五家医院，分别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医院、山东中路上的仁济医院、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瑞金二路上的广慈医院和武进路上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案件发生情况如下基本上差不多。

1950年12月24日，四十挂零的资本家遗孀郎可人因腹部不适前往宏仁医院内科就诊，要求住几天医院单间。当夜二时许，该女忽然大叫“救命”。随待在侧正在瞌睡的看护姑娘小王被惊醒，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郎氏说她正熟睡时，忽然觉得床前似乎有人，蒙眬中强迫自己睁眼查看，不料脸部忽然一凉，觉得有块像是沾了些许水分的手帕样的东西蒙在口鼻位置，她想挣扎，但随即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苏醒过来，回想刚才的一幕，也闹不清是真实情况还是做梦，心里惊骇，忍不住就叫“救命”了。

小王随即按电铃，须臾，值班医生、护士赶到，检查下来，病人并无疾病反应。郎氏此刻已经完全清醒，查看自己随身物品，暗吃一惊，却未吭声。小王这时发现郎氏之前佩載的戒指、项链、手表已经不在，急于提醒。郎氏说设事，戒指、项链、手表她临睡时已经摘下放到坤包里了，又说刚才一幕很有可能是做噩梦。

待上午医生查房时，她突然要求出院。这时看护小王已经下班，据接班的看护小陆说，医生开了出院单后，郎氏往外面打了一个电话。稍后，来了一个青年男子，郎氏差其去结了账，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

当晚，小陆与小王交接班时聊起此事，回忆说郎氏出院时并无坤包。两个姑娘私下嘀咕，认为郎氏所说的那一幕应该是事实，果真是有人深夜潜入单人病房，掠走了她的首饰，还把放在枕头下的坤包也拎走了。只是，她可能碍于某种难言之隐，不想透露。

宏仁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根据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时的规定，外资电车公司、电话公司、工厂、医院，原未设立安保科室的单位，应当筹建；原已有安保科室的，须按照规定配备通晓业务的专门人选进行工作。宏仁医院原无安保科室，解放后但因规模有限，没组建安保科室，只是指定了一名曾在北洋军队当过侦察兵的杂役黄某负责全院安保。

当时分局、派出所有时召集外资企业安保负责人去开会，通报治安情况，黄某很起劲。一段时间下来，他跟分局、派出所的相关警员混熟了，也愿意把本单位的治安情况如实向警方报告。这次病员郎可人在医院发生了上述情况，黄某次日上班闻知后，即去内科想向郎氏了解。但郎可人已经出院了，他就找看护小王问了问，还做了一份简单的笔录。接着，他就向北京西路派出所报告了。

尽管郎可人本人没向警方报过案，但派出所还是派出警员前往医院走访，又从医院的病史档案卡上查到了郎可人的家庭住址，登门询问。可郎氏坚称她那天晚上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并未遭受什么侵袭。民警对此有些怀疑，要求郎氏提供那个接她出院的男青年的电话，她却说“忘了”。这种情况下，如果郎氏不报案，显然是立不了案的。所以，派出所也只能到此为止。

这事，原本也就这么过去了。可跨入新的一年，公济医院发生的这起案件迅速上了市局的《敌情通报》。北京西路派出所的领导觉得似与一周前本辖区内宏仁医院发生的情况类似，遂上报分局，分局又上报市局。

未完待续。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