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星期日死亡人数争议：官方96人vs反对派4000人

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冬宫广场。

一群手无寸铁的工人，带着妻儿，举着沙皇的画像，来请愿。迎接他们的，是军队的子弹。

这一天叫“血腥星期日”。它让俄国人民对沙皇死了心，也让革命的火种开始燃烧。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一天。

要真正理解那天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得先搞明白当时的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别的不说，就说沙皇尼古拉二世这个人吧。他1894年上台，接手的是一个庞大但问题重重的帝国。这人倒不坏，对老婆孩子那叫一个好，可他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他是上帝选中的，权力是神授的，谁也别想从他手里分走一丁半点。

有次他跟亲戚聊天时直接说了：“我绝不会同意建立代议制政府，因为我认为那对上帝托付给我的人民有害。”他觉得自己不放手，反而是对人民好。

可问题是，俄国社会已经在变了。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了农奴制，虽说改革不彻底，农民还是穷得要命，但毕竟把人从地主的完全控制下松了绑。工业化的浪潮也涌进来了，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工人队伍噌噌地涨。

到了十九世纪末，圣彼得堡、莫斯科这些大城市里，已经聚集了大批产业工人。这些人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分散在各村各庄，互相之间联系少，可工人扎堆在工厂里，天天一起干活、一起受苦，自然而然就有了抱团的意识。

工人的日子过成啥样呢？我简单说一下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心里憋着火。那时候一天干12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有的厂子甚至更长，工资低得可怜，勉强糊口都费劲。工伤事故频发，可工人受了伤，别说赔偿了，搞不好还被一脚踢出厂门。工人想联合起来争取点权益？门儿都没有。罢工是非法的，工会是不让建的，谁要是敢带头闹事，警察立马就来抓人。你看请愿书里工人自己写的话：

农民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虽然1861年就“自由”了，可他们还得向政府交赎地费，土地少得可怜，根本养不活一家人。到1903年的时候，农民欠政府的税款和赎地费累计已经高达1.18亿卢布。吃不饱饭怎么办？只能到处找活干，有的农民为了找口吃的，能走上几百公里。这种情况下，农村里也是暗流涌动，动不动就有人放火烧地主的庄园、抢粮食。

除了工人和农民，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也不消停。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还有波罗的海那片的，都对俄罗斯化政策憋了一肚子气。拿犹太人来说，他们被限制住在特定区域，不能随便买地，上学的名额被卡得死死的，连当兵都不能进海军或近卫军。这么多种矛盾搅在一起，俄国就像个火药桶，就差一根引信了。

1904年，这根引信还真就点着了——日俄战争打起来了。说起来也是讽刺，沙皇尼古拉二世本来想靠一场小胜仗来提振民心、巩固统治，结果俄国军队被日本打得找不着北。旅顺口丢了，对马海峡一战，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国内，老百姓都傻了：“咱们不是大国吗？怎么连小小的日本都打不过？”沙皇的威望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意思就是，不管加邦本人是啥动机，工人群众走上街头反抗压迫，那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加邦只是恰好站在了那个位置上。

到了1905年1月初，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了，很快蔓延到其他工厂，罢工人数蹭蹭涨到了十几万。加邦跟工人们商量，决定搞一次大的——组织一场和平示威，去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穿着最好的衣服——尽管那些衣服又旧又破，但在他们心里，这是去见“小父亲”沙皇，得体面点儿。他们手里举着圣像、沙皇的画像，唱着圣诗和爱国歌曲，浩浩荡荡地向冬宫走去。

这份请愿书的内容，我仔细读了一遍，说实话，一点都不激进，甚至可以说相当克制。工人和农民提的要求，说白了就是想活得像个人样。他们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工伤保险，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要求建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面哪一条过分了？搁在今天，这都是基本人权。可在当时的沙皇俄国，这就是大逆不道。

请愿书最后那段话读着真让人心酸：

工人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但他们仍然相信沙皇会听他们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沙皇是被坏大臣蒙蔽了，只要知道了人民的苦难，他一定会出来主持公道。这种对“好沙皇”的幻想，在当时的俄国农民和工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分不清沙皇和沙皇制度，觉得坏的是那些贵族官僚，沙皇本人是好的。

可惜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1905年1月22日——俄历1月9日——那天早上，圣彼得堡还是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冬宫，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变成了十几万，据说最多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他们不知道的是，尼古拉二世前一天就跑到皇村去了，根本不在冬宫。也就是说，工人想见的“小父亲”，早就躲起来了。

冬宫外的广场上，军队已经列好了阵。有步兵，有哥萨克骑兵。士兵们端着枪，紧张地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起初他们还对空鸣枪示警，想让人群散去。但人太多了，后面的推着前面的，加上天冷，大家都不想走。然后，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或者是哪个士兵先绷不住了，枪口对准了人群。

枪响了。

第一排的人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去。人群炸了锅，尖叫着四散奔逃。哥萨克骑兵挥舞着马刀冲进人群，马蹄踏过倒在雪地里的人。鲜血溅在白雪上，触目惊心。事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96人死亡、333人受伤。但谁都知道这数字是假的。反对派说死了4000多人，比较保守的估计是死伤超过1000人。不管哪个数字准确，那一天，沙皇的“金身”被打碎了。

加邦神父在混乱中逃走了，后来有人指责他是警察的密探，是故意引诱工人去送死的。1920年代苏联出版的资料直接给他定性为“沙皇保安机关密探”。但也有材料显示，加邦事先确实通知了当局他要组织游行。我觉得吧，加邦这人到底是不是卧底，可能永远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天去冬宫的工人，没有一个是想去闹革命的。他们只是想跟沙皇说说话，诉诉苦。他们至死都相信沙皇是好的。这种信任，被一排排子弹打得粉碎。

参加游行的工人后来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

从那天起，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沙皇的“仁慈”上了。他们明白了，要想过好日子，只能靠自己。

“血腥星期日”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俄国。各地都炸了锅。圣彼得堡的工人率先发起总罢工，学生罢课，知识分子跑到街上抗议。2月份，沙皇的叔叔谢尔盖大公在莫斯科被社会革命党人炸死。农民们在农村也开始行动了，烧地主的庄园，抢粮食和牲畜。整个俄国像开了锅的粥，到处都在沸腾。

到了6月，连军队都出事了。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列舰上的水兵因为受不了长官的虐待和发霉的伙食，干脆起义了，把军官扔下海，自己开走了战舰。这艘战舰在敖德萨港外晃悠了好几天，岸上的人看着它，心里都在想：连军队都不听沙皇的了，这世道真的要变了。

整个1905年，俄国就在这种动荡中度过。10月的时候，全国铁路工人罢工，交通瘫痪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陷入停滞，煤气和电灯都灭了，商店关门，连自来水都只能定时供应。就是在这次大罢工中，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了——这个“苏维埃”说白了就是一个罢工委员会，后来在1917年革命中成了核心组织。

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候终于慌了。他本来想硬到底，用军队把所有反抗都镇压下去。但他的顾问维特告诉他：陛下，光靠硬的不行了，得给点甜头。于是1905年10月30日，沙皇发表了《十月宣言》，承诺给人民“公民自由”，建立国家杜马（议会），没有杜马同意，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

这个宣言一出，自由派的人高兴了，觉得终于盼到了宪政。但工人和农民不买账——他们已经不相信沙皇了，而且他们想要的不是空头支票，是实实在在的土地、面包和八小时工作制。列宁后来评价1905年革命时说，这是一次“总演习”。意思是说，革命还没真来呢，这只是一场彩排。

但不管怎么说，沙皇靠这招暂时稳住了局面。军队从远东调回来了，对各地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到1906年初，革命基本平息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倒是开了，但沙皇看它不顺眼，没过多久就解散了。第二届也是这样。沙皇骨子里还是那个死抱着专制不放的人，什么宪政、什么杜马，都是被逼无奈才给的，一有机会就想收回来。

回过头来看“血腥星期日”这场悲剧，我觉得最可悲的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这场屠杀本来可以避免。工人去找沙皇，不是为了造反，是为了求他救命。如果他们真想去打仗，不会带着老婆孩子，不会穿着过节的衣服，更不会举着沙皇的画像。他们错就错在还相信沙皇。而沙皇呢？他连见都没见这些人，直接派兵开了枪。他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统治，实际上是在挖自己的坟。

历史后来给了答案。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尼古拉二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处决。那些在“血腥星期日”倒在广场上的人，如果知道十几年后沙皇的下场，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但我常常在想，1905年1月22日那天，如果尼古拉二世不是躲在皇村，而是走出来，走到那些工人中间，哪怕只是说一句“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俄国的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也许吧。

但枪声一响，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那一天，工人失去了对沙皇最后的幻想，而沙皇失去的，是整个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