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李冰“导洛”“治绵”与天府粮仓形成的历史关联

李冰“导洛”“治绵”与

天府粮仓形成的历史关联

李勇先 邓亚军

目前学术界讨论都江堰与天府粮仓形成的内在联系，更多地关注岷江流域而“忽略”沱江流域。这是因为都江堰所在的岷江流域面积和水量均大于沱江流域。实际上，天府粮仓所在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是由岷江与沱江及其支流共同创造的冲积扇平原。李冰领导蜀民创建的都江堰是一个集防洪、航运、灌溉于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体系，既包括岷江流域的都江堰主体工程，亦涵盖沱江流域的朱李火堰，二者是天府粮仓形成与发展的根本保证。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系列早期水利工程为后世地方灌溉系统的发育提供了基础框架。以什邡为例，自李冰“导洛通山”以来，当地依托石亭江丰富的泉水资源，历经千余年持续建设，最终形成了结构完整、层级分明、制度健全的区域性灌溉体系。特别是清代形成的“朱李火堰”分水机制，既是对古代水利技术的继承，也是对跨区域水资源分配制度化的积极探索。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导洛”“治绵”工程的历史考察及其与什邡灌溉渠系发展的关联分析，揭示李冰治水思想的广度与深度，阐释巴蜀水利文明由点及面、由工程到制度逐步演进的过程，进而深化对中国古代区域水利发展模式的理解。

李冰“导洛”与“治绵”

所谓“导洛”，是指李冰疏导发源于九顶山的洛水（今石亭江），解决其汛期山洪暴发、泛滥成灾之患；“治绵”则是指李冰整治绵远河（古称绵水），实现分洪引流、灌溉并举。这两项工程不仅缓解了成都平原北部长期以来的水患压力，更开创了跨流域水资源调控的先河。

（一）水利建设的延伸与系统治水的必然

为执行“得蜀而得楚，得楚，则天下并矣”战略，李冰出任蜀郡郡守后便对蜀郡所辖区域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开凿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成都平原“水旱从人”的基础，让岷江沿线民众不再受洪涝灾害之苦。在成功治理岷江之后，李冰进一步将治水重点转向沱江水系，实施“导洛”与“治绵”两项工程，分别针对沱江上游的两大支流——洛水与绵水，其中洛水的水患最为严重，治理难度亦最大。

“导洛”所针对的洛水，发源于九顶山南麓，流经高山深谷，进入平原前在今德阳市黄许镇一带形成天然隘口，古称“瀑口”或“高景关”。此处地势陡峻，河道狭窄，每逢汛期，山洪暴发，水流裹挟泥沙巨石倾泻而下，极易造成决堤泛滥，严重威胁什邡、广汉、新都等地区。与此同时，另一支流绵水，出自紫岩山，亦穿行于丘陵地带，河道弯曲，泄洪不畅，常与洛水形成叠加性洪峰，加剧下游灾害。两河并行东注，若不加调控，不仅难以利用其水资源，还会成为区域发展的重大隐患。关于这一工程，《华阳国志·蜀志》载：

“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

秦并巴蜀后，为继续贯彻“得蜀则得楚”战略方针，须将成都平原彻底改造为稳定高产的农业区。李冰修建都江堰，解决了岷江流域的灌溉问题，使西部成为“膏腴”之土；但其他地区仍受水患困扰，土地未能充分开发，“导洛”“治绵”实为秦国整体战略的延续。成都地区经过秦国的大力开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居给人足”，人民富裕。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巴蜀成为秦国重要的物质保障和供应基地。

（二）科学智慧与因地制宜的典范

“导洛”与“治绵”不仅是针对自然灾害的应急措施，更是李冰运用其“识察水脉”“能知天文地理”的综合能力，进行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的集中体现。

约公元前260年，李冰前往章山（今蓥华山）考察洛水治理方案，据清嘉庆《什邡县志》载：“秦昭王时，蜀守李冰行部至湔山，见水为民害，遣子二郎董治其事，因地势而利导之，先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三十六江以次而沛其流，西南十数州县，高者得种，低者可耕，蜀中沃壤千里，号称陆海，万民利之。”经过长期调查和分析，李冰利用热胀冷缩原理，采用“火烧水激”之法：先堆积薪柴焚烧岩壁，待岩石受热膨胀后迅速泼以冷水，使其因热胀冷缩而崩裂，再组织人力清除碎石。通过这一方式，成功开辟出人工河道，使洛水得以平稳流出山区，避免洪水集中冲刷造成灾害。此举堪比都江堰“凿离堆”之举，同为顺应地形、化害为利的经典案例。

出山之后，为实现分洪与引灌，又修建了“洛堋”，其为朱李火堰之雏形。清嘉庆《什邡县志》载：“诸水出高景关，即《华阳国志》：李冰导洛通山，洛水经什、绵是也。关下数里右分一支为朱家堰，古名洛口堰，再下为石亭江，拦江结闸，左分一支入绵竹为火烧堰，右分一支为李家堰。”整个系统实现了“分水分沙、调蓄兼备”的目标，展现出高度成熟的水利规划水平。

除治理洛水外，李冰还对绵水进行了疏浚与调控。《华阳国志》云：“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可见，绵水最终汇入洛水干流，形成统一水系。通过对绵水的治理，包括筑堤束水、裁弯取直、设置溢洪道等措施，有效减轻了其对下游的压力，并将其纳入整体调度体系。两条河流的联合治理，使得整个沱江上游形成“导—治—合—用”的完整链条，极大提升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与防灾能力。

“导洛”与“治绵”工程完成后，成效显著，昔日“夏秋洪涝、冬春枯槁”的局面得以扭转。洛水经什邡后与郫别江汇流，实现跨流域调配，既可灌溉农田，又能行舟运输物资，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这一成效也体现了李冰治水理念由单一河流治理向多流域协同治理的跃升，是对“天、地、人”三才合一思想的深入实践。该工程也为后来什邡地区的灌溉渠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什邡灌溉渠系的形成

都江堰水利工程作为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杰出典范，其影响范围远不止于成都平原核心区。在李冰“凿离堆、分内外江”的系统治水思想指导下，岷江流域及其支流水系逐步形成了多个区域性灌溉网络，其中以什邡地区的渠系发展尤为典型。今日所见之什邡灌溉渠系，并非一时一人之功，而是在当地独特自然条件与长期治水实践基础上，历经长期的系统化建设与技术管理革新，逐步演进而成的区域性水利工程网络。

（一）自然基础与早期水利活动

什邡灌溉渠系的形成首先植根于当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水资源禀赋，其水系格局与泉水资源分布共同决定了渠系的基础架构与功能导向。

什邡市河流属于长江水系，主要河流有“一江四河”（石亭江、鸭子河、小石河、马牧河、斑鸠河）纵横全境。其中，石亭江为核心河流，在市境内全长 87 公里，高景关以上段古称洛水，以下段始称石亭江，境内流程 29.5 公里。该河发源于九顶山东侧的二道金河（洛水）和头道金河（章水），水流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什邡，最终于金堂赵镇汇入沱江，再经泸州注入长江，兼具山区河流径流量丰沛与平原河流便于引灌的双重优势，成为渠系开发的核心依托。此外，鸭子河在境内长 23.5 公里，源于什邡与彭州交界山区，经什邡流入广汉，与石亭江支流共同构成了覆盖全境的地表水系网络，为渠系延伸提供了天然脉络。

历史记载表明，引石亭江水灌溉的活动早已有之。《华阳国志》记载，杜宇称帝时，以“江、潜、绵、洛为池泽”，其中“洛”即指什邡洛水，洛水上、下二堰，都在什邡境内。后世引水灌田，自关口以外分而为官渠诸河，又分而为白鱼诸河，又分而为绵竹之火烧堰，于是正河浅涸。明万历年间，绵竹县民于石亭江岸烧山凿岩，引水入绵竹县始有火烧堰。这一水利工程，在带来灌溉效益的同时，也埋下了长期争端的种子。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绵民横江筑堰与李堰争水，从此“争水涉讼，积案如丘”，直至民国。

此外，什邡泉水资源极为丰富，泉堰成为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根据清嘉庆《什邡县志》统计，什邡可用于灌溉的泉水较大的有五十多个，尤以南阳泉为代表。清嘉庆《什邡县志》载：“南阳泉，县西二十二里，南阳寺侧左平地，数处涌泉成河。分一支入黄土河，正支下流分沛泽、砖桥二河，邑中诸泉，惟此为最。”江河与泉水的互补，构成了什邡灌溉系统独特的水源基础。

（二）清代灌溉系统的系统化建设

进入清代，什邡灌溉渠系在早期引水工程的基础上，经历了重要的系统化建设阶段。首先就是石亭江分水体系的建立。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绵竹与什邡的争水事件，促使双方不得不寻求一种更稳定、更具公信力的分水方案。至嘉庆年间，已形成较稳定的“朱、李、火三堰”分水体系。

清嘉庆《什邡县志》载：“什邑水利，以洛水为最大……出高景关……关下数里，右分一支为朱家堰，古名洛口堰。再下左分一支入绵竹，为火烧堰。再下为石亭江拦江截闸，右分一支为李家堰。火、李二堰，各得水十分之三，朱家堰得水十分之四，共溉田数十万亩。”所谓“朱李火堰”，即什邡朱家堰、李家堰和绵竹火烧堰三堰的合称，其水源均来自石亭江（即古洛水）。朱李火三堰分水的核心工程是“分水平梁”——即筑于引水渠进口处的砌石底坎。在两个以上渠堰并列引水的情况下，以进口底口的宽窄控制各堰引水量，“中间分水处及两旁，各立制石”。最终确立的比例为：朱堰占水四分，平梁宽七丈二尺五寸（约24.2米）；李火堰占水六分，平梁宽十丈零八尺七寸五分（约36.2米）。这一工程虽简，却体现了以固定结构维持分水比例的制度化努力，为解决跨区域水资源争端提供了技术性方案。

在分水主线之下，又形成了多级支渠系统，将水源有效输送。朱家堰之下又有白蜡堰、倒流河、官渠河、麻柳河等支渠，李家堰之下又有白鱼河、小石河、马沿河等支渠，白鱼河支渠又分出头二三道沟、尹家堰、侯家堰等堰沟，马沿河又分出灵感沟、黄泥河等堰沟，小石河又分出岳家沟、马家沟等堰沟。通过四通八达的支渠堰沟，构成了形似蛛网的灌溉系统，共同构成了什邡县农业发展赖以维系的基础。

与此同时，以南阳泉为代表的泉水灌溉系统也得到了极大完善，并与江河渠系形成互补。

《南阳泉堰图》出自什邡县文昌阁藏板的清嘉庆十八年（1813）续辑《什邡县志》。据《大明一统名胜志》引成都参军任愿《蜀王庙记》记载，什邡南阳寺始建于刘宋大明年间，因后周灭佛而荒废；隋文帝时，蜀王杨秀于此遗迹发现大石像，才复旧址为寺。寺旁有泉，源流百余里，溉田数十万顷，是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此图反映了当地名胜南阳寺及南阳泉的风貌与基本状况，尤其展现嘉庆时期南阳寺的相对位置与基本构造。同时，南阳泉作为什邡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对了解当地开堰蓄渗泉水之俗以及水讼案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什邡县土质沙脆，地表水易渗漏，因此多季节性伏流。当地人多在泉水两岸开沟引水，并在沟内拦水截闸，于冬春干旱之际增土堵筑，称为“某家堰”。此时地表水多见干涸，而泉水渗入地下，农户即于此时淘取地下泉渗出的水——当地人称为“渗泉”，并将之引入沟内。渗泉入沟后，需随地势堵堰，以便保留蓄水，入田灌溉。南阳泉自天生桥分左右两支后，右分支分出蓝家堰、腰堰子、马家堰等30条堰沟，左分支分出程家堰、黄家堰、刘家堰等13条堰沟。天然涌泉和人工渠堰的结合，大大弥补了什邡县西南部水系的缺失，为农业灌溉用水提供了极大便利，促进了清代中叶什邡县农业繁荣。

什邡灌溉渠系的系统化建设，是一个以解决水权争端为起点，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分水工程，继而拓展出层级分明、覆盖全域的渠网，并充分整合当地泉水资源的过程。它标志着什邡水利从分散的、争议不断的局部引水，演变为一个具有统一规则、结构完整、江泉互补的区域性灌溉体系，为地方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体系不仅体现了传统水利工程的技术智慧，更反映了基层社会在资源分配与管理协调上的组织能力。

结语

李冰作为中国水利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其贡献不仅在于建成都江堰这一伟大工程，更在于他所确立的“识察水脉、因势利导”的系统治水理念。“导洛”与“治绵”正是这一理念在沱江水系的具体实践，是继都江堰之后对成都平原水系进行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李冰领导蜀民在沱江流域实施的“导洛”“治绵”等水利活动，成功化解了沱江流域夏秋洪涝、冬春枯竭的困境，使“绵洛为浸沃”成为现实，极大提升了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生产能力，与都江堰共同奠定了天府粮仓形成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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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4期“天府粮仓”专刊）

作者：李勇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邓亚军（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