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罢熙洽、张燕卿等16人的书法，您是否会怀疑“字品如人品”之说

从我童年开始，长辈就一直督促我练字，声言“字品如人品”。可能是逆反期提前，认字不足一百的我对家长的忠告不仅消极对抗，甚至正面忤逆。当时不知从哪里听来《水浒传》里有个大反派的书法极好，于是边躲“脑镚儿”边叫嚣“高俅的书法好，可还是大坏蛋！”再大一些，才知道字好的是蔡京，只是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见过他写的字，以验证童年时认定的看法有着怎样的成色。

其实看到了蔡京的真迹，我也很难评价，毕竟自己对书法艺术呈现无知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工作之后。当时，在一位同事的讲述下，我才多少明了何为“蚕头燕尾”，哪是“燕不双飞”。也是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书法是情感与心性的流露，一笔一画间藏着书写者的修养与气度。一如雄浑刚正、气势磅礴的颜真卿书法，其字里行间的凛然正气，正是他忠君爱国、刚直不阿人品的真实写照。他的《祭侄文稿》，笔墨悲愤激昂，满纸家国情怀，字品与人品高度契合。

不过以颜真卿的书法让我对“字品如人品”的论断信服，还是迈不过“蔡京”那道坎儿。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愈发坚信“字品如人品”只是陈述了某一类现象，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除去蔡京，还有很多书法造诣极高却品行不端者——字品与人品并非绝对的因果关系，字品只是人品对外投射的窥豹一斑而已。不信且看下列那些伪满时的汉奸，哪一个不是书法精妙之人。可惜在是非大义前，他们的人品显然不及字品，一幅幅烂调劣词反映的终是一个个狭隘的灵魂。

以下选取十六个与吉林市历史文化有关的伪满人物书法作为论据。

熙洽是谁以及其历史罪行毋庸多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的熙洽，乘张作相回锦州奔丧之机，投降日寇，令吉林城沦陷，与多门二郎在名古屋旅馆会面时，更显谄媚，竟无军人风骨。

九一八事变暴发时，身为清代名臣张之洞之子的张燕卿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很受张作相器重，可惜他不仅和熙洽沆瀣一气，还持熙洽密信赴长春与日军商洽投降事宜，卖国劣迹，终其一生难以洗白。

日军抵达吉林后，就是这位担任吉林省交涉员办事处主任的施履本，与日本领事石射猪太郎一起到火车站迎接多门二郎进入吉林城。

罗振玉一直以大儒自居，我并不否认罗振玉的学术成就，但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确实也有汉奸历史污点。1931年9月23日，板垣征四郎派罗振玉抵达吉林，要求熙洽宣布“吉林独立”，做东北降日的带头羊。这老头兴冲冲地领命跑到了吉林……

在吉林城沦陷前，关于如何对待日寇挑起事端，吉林省“军政两府”中形成了意见尖锐的两派：反日一派以诚允、马德恩、潘鹗年等人为代表，亲日一派除了前述几个汉奸之外，还有时任民国吉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荣厚、建设厅厅长孙其昌、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荣孟枚等。其中荣孟枚曾被誉为“民国东北三大才子”之一，艺术造诣为世人赞羡，但大是大非面前，这位“才子”却选择了支持附逆，成为令人唾弃的汉奸。

说到伪满时期与吉林市有过关联的人物，自然少不了傀儡皇帝溥仪。他曾效仿其先祖，到吉林小白山望祭山神，但其先祖开创的是“康乾盛世”，他所经历的却是东北山河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李铭书担任吉海铁路总办，也是附和熙洽降日的亲日派。后来，他接替熙洽担任了第二任伪吉林省省长。

阎传绂是日本东京帝大毕业的法学学士，曾在满铁任职，后来接替李铭书担任了第三任伪吉林省省长。

金名世和熙洽一样，也是爱新觉罗氏的远支，他曾在伪满初期担任过吉林警务厅厅长。后来他接任阎传绂，担任了伪吉林省省长。

徐家恒是永吉县人，是留学过日本的“学霸”。伪满后禁不住威逼利诱成为了汉奸。他是1936年吉林设市后的首任伪市长，在伪满官场也算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担任伪吉林省省长——是伪满期间五任伪吉林省省长的最后一任。

赵汝楳（梅）和罗振邦都是李铭书担任伪省长期间，伪吉林省公署的伪厅长，前者担任伪民政厅长，后者担任伪实业厅长。二人字品所呈现出的美感，显然超出了人品太多太多。

吉兴也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远支，在伪满陆军改制后由伪吉林省警备司令转为伪第二军管区司令，其办公的司令部位于今市八中西侧，即解放后的中法。其住宅位于局子街八号院，即吉林末代将军达桂的住宅。因此老吉林人既把八号院叫作“达将军府”，也称其为“吉司令宅”。吉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传闻他竟不会说日本话，不过其所作所为却是日本侵略者彻头彻尾的忠实走卒。

宝熙是清代宗室，其先祖为“荒唐王爷”多铎。多铎虽有狂放不羁、乖张叛逆的荒唐个性，但还算是能征善战的武将。宝熙则不然，他以文玩收藏鉴赏擅长，是个纯粹的文化人。可对吉林市而言，他则是一个“故事大王”，传闻北山罗锅桥被叫作“揽辔桥”，就是因为宝熙跟溥仪讲故事后的产物。

平心而论，从欣赏书法角度，今日展示的16幅书法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也可从字品窥探书写者的艺术修为和精神风貌。然而不偏不倚、全面客观地评判一个人，更应看重其言行举止与道德操守：明精湛的书法技艺是一种对美的感知和再现，完全可以通过后天苦练习得，而人品是道德修养、价值选择的沉淀，二者的形成路径截然不同，不能仅凭字迹评判一个人的德行。

当然，我并不否认人品、心性对书写的影响，可即便有影响，字品也只是人品的重要参考之一，而非唯一标准。纵观古今，真正受人推崇的名人，往往心怀正道，明辨是非，以德行立世、以习字修身——人品往往要高于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