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演出热衷搞笑，跟郭德纲有关

农历岁末，南北几大京剧院的“反串戏”十分红火。《锁麟囊·春秋亭》里，薛湘灵从轿子里捧出大金元宝，《拾玉镯·法门寺》则以“新能源车”“师姐师弟”等网络热梗频频引爆全场，线上直播更是触达数百万观众。

京剧名家李慧芳生前就说过：“反串戏不是玩笑戏”。现在的大多数观众不能理解这句话蕴含的艺术原理，反而认为，年底“封箱”，娱乐而已，何必讲什么清规戒律，有的还搬出“创新”“与时俱进”等为其辩护。

唱戏不论日常/年底，都是娱乐，但娱乐不是只有“搞笑”一种。“反串戏不是玩笑戏”的规则，不是反对娱乐，而是维护娱乐（艺术生态）的多样性，避免娱乐的形式单一化和效果扁平化。京剧中的玩笑戏，如《打面缸》《打杠子》《丑表功》等等，剧情本身就是“梗”，插科打诨、“玩梗”是它的主要手段；“反串戏”的主要形式是“反串”，是用“直工直令”的“反串”来娱乐观众。“反串”不论“串”的本领大小，越是一丝不苟，娱乐性越强。反串戏演员争相“玩梗”，连龙套都出来插科打诨，这就失去了反串戏的本意，与玩笑戏同质化了。尤其像《法门寺》这样寓意深刻的讽刺喜剧，搞得满台新名词，甚至塞进各种外来样式，几乎演成闹剧——“反串”的“娱乐”就被“玩梗”搞笑淹没了，“娱乐”只剩下“笑”，这是娱乐的扁平化。

“玩梗”搞笑在近年的京剧演出中不是个别现象。有些演员在日常演出中，也随意插科打诨，“玩梗”。譬如，有的老生唱《武家坡》，“窑门”下跪前冲观众问话：“你们说跪不跪呀？”观众大叫：“跪！”然后，哄堂大笑。

京剧演出热衷搞笑的现象，不能不说跟郭德纲有关。

“德云社”相声火了以后，郭德纲投资创办了麒麟剧社唱京戏。麒麟剧社的观众很大部分是他的相声粉丝。郭德纲在演戏中，有意无意带入了某些相声演出的特点。上述哪些热衷“玩梗”，台上演员直接与观众互动等形式，显然不合京剧演出的传统规范，大多更脱离戏情戏理。而郭德纲的相声和京剧，都需要在艺术生态的多样性前提下进行辨析。

相声和京剧都有雅俗之别。就艺术生态而言，雅和俗有各自的价值。这里要分辨一下“雅俗”与“对错”的区别。郭德纲的相声和京戏走的都是“俗”的路子，这在艺术生态上没有原罪；但郭德纲唱的具体的戏，则有“对错之别”。举例而言，麒麟剧社的《甘露寺·相亲》走的南派“五音联弹”的路子，郭德纲的唱腔基本学的小麟童，笔者以为小麟童的腔优于上京的版本，风格选择没有对错问题。然而，该场的舞台调度，乔玄与刘备同坐“大边”，成了客位；赵云站“小边”成了“保驾”孙权，实在是大错特错。不管南派北派，这都是违犯戏情戏里，有悖基本程式规范的。也就是说，“对错”之别要辨是非，雅俗之选无可厚非。

“德云社”刚起步之时，被称为是“老相声”“传统相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侯宝林为代表的“新相声”成为主流，传统“老相声”一度被贴上“低俗”“不健康”标签，退出舞台。九十年代后，市场力量撕开缺口，“非主流相声”回归，艺术生态趋于平衡。必须指出，“新相声”虽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就整体而言，“新相声”亦非无根之木，其中保存了不少语言隽永、构思精巧的传统精品。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市场逻辑与网络平台算法机制的叠加作用下，“新相声”中的传统精品也只能在录音录像带里听到了。相声舞台再次向单一风格集中。

政策之手、市场之手、算法之手，都可能在不同阶段塑造艺术结构。当任何一只手形成压倒性力量，艺术多样性便受到挤压。相声如此，京剧亦然。

麒麟剧社是民营剧团，其运作逻辑本质上是市场行为。演得好不好，对不对应当接受舆论批评，但是，如何演，选择什么戏路，包括引进某些相声化机制，一般不涉及行业伦理。

问题在于，部分国家拨款支持的院团，也艳羡民营剧团的流量路径，在演出中模仿搞笑机制，淡化戏曲本体规范。须知，国家院团承担着非遗传承与公共文化建设职责，其艺术选择涉及文化责任。如果一味以流量为导向，京剧演出也向“相声化”变异，甚至打着“创新”“与时俱进”的旗号，搞“时尚化”新戏，捞取流量红利，公共资助的正当性何在？如果艺术标准向市场单一指标倾斜，公共文化机构与民营剧团之间的边界又将如何界定？

这并非保守与开放，传统与创新之争，而是制度定位之辨。

艺术的生命力来自差异，而非趋同。艺术的健康生态，需要维护多种路径并存，而不是让某种机制吞噬其他可能。

当舞台上只剩笑声，艺术就失去层次。“反串戏不是玩笑戏”这句话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娱乐是多样的，不是只有一种“笑声”。只有保留结构差异，艺术才不会走向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