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工人被清退，外籍劳工涌入，以色列底层经济洗牌

“朋友，宣礼塔高呼‘真主至大’只剩一分钟了，我们要关门了。”

时值周五正午，宣礼员那悠长的唤拜声即将从清真寺的尖塔顶端倾泻而下，回荡在距离耶路撒冷老城仅咫尺之遥的街巷中。阿尔纳特沙鱼铺的一名店员正操着蹩脚却努力的英语，试图向店内的外国顾客解释当下的紧迫状况。这些顾客占据了店内的大多数，他们一脸茫然，无法理解为何店家要如此粗鲁地催促他们结账。

然而规则是铁律：一旦从四面八方传来穆斯林的唤拜声——那句以“真主至大”开头的神圣呼唤——买卖便必须立刻停止。在这一周中最神圣的周五主麻日祷告期间，任何商业交易都被视为“哈拉姆”，即被教法所禁止的罪行。

这是耶路撒冷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意味深长的瞬间之一。在我于这座城市生活的11年里，每当目睹这一幕，我仍会感到它浓缩了耶路撒冷那层层叠叠、往往充满敌意却又令人着迷的复杂肌理。

在暂停营业的间隙，鱼铺的伙计们并没有闲着。他们搬运着箱子，铲入碎冰，更多时候是在训斥那些不知所措的印度或菲律宾顾客。店员甚至不允许他们将已经挑选好的对虾、金头鲷或章鱼装入袋中。这些海鲜被从冷库取出，放置在室温下的泡沫箱里解冻，仅仅依靠遮阳篷投下的阴影勉强保鲜。

既然身处中东，“五分钟”的等待往往意味着四十分钟的煎熬。于是，几十人排起了一条长队，宛如赛车起跑线上的车手，焦急地等待着那个重新开启交易的终极信号。

店员之所以使用英语，而非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是因为眼前的这些顾客大多是外籍劳工。这座城市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外国面孔。以色列虽然长期对非犹太裔实行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但如今却不得不“高抬贵手”。

这一转变的背景是残酷的：自哈马斯发动袭击以来，以色列当局大笔一挥，取消了超过100000名巴勒斯坦工人的入境许可。为了填补这些原本由巴勒斯坦人以低廉薪资承担的脏活累活的空缺，来自印度、泰国或马拉维的劳工填补了进来。

在鱼铺里，我们能看到骑着电动自行车赶来的建筑工人，也能看到两位菲律宾女性朋友提着几袋青鱼离开——她们解释说，这是为了准备“帕克西乌”，一种用醋烹制鱼类的家乡菜肴。

这家鱼铺本身就是一种异类的存在。它坐落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毗邻那座被古城墙环绕的最美城门——大马士革门，以及那条将该区与以色列控制区无形分隔的公路。在遍布沙威玛烤肉、炸肉排和肉串摊位的街区中，这家海鲜店显得格格不入。

一方面，犹太教的饮食律法“卡什鲁特”严禁食用贝类和软体动物等海鲜，而耶路撒冷半数的犹太人口属于极端正统派，恪守清规。另一方面，尽管巴勒斯坦人信仰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允许食用海鲜，但根据我的观察——尤其是作为一个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海鲜之乡的人来看——当地人并没有烹饪海鲜的习惯。

事实上，对于一些巴勒斯坦父母而言，带孩子来这里更像是一次参观水族馆，他们会掏出手机给孩子和箱子里的章鱼合影，因为这这种生物对他们来说既充满异域风情又稀奇古怪。

鱼铺的老板名叫卢艾·纳奇。他解释道，周五之所以生意兴隆，是因为这是外籍劳工的休息日，而本地的常规工作周是从周日持续到周四。甚至有顾客专程从特拉维夫这个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赶来进货。

纳奇的进货渠道也颇具地缘政治色彩：他从以色列供应商那里购入鱼获，后者急于在安息日开始前清空库存。而在几小时后，当犹太鱼贩纷纷关门歇业以迎接安息日时，纳奇的店铺将继续营业至晚上九点，利用这个时间差大赚一笔。

纳奇认为，生意红火的一部分功劳要归于网络。巴勒斯坦的青少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世界各地的海鲜大餐，便央求父母购买以效仿。甚至有店员只要一看到新面孔，就会热情地教你如何烹煮龙虾，并顺势推销他的社交媒体账号。

随着祷告结束，争夺最佳鱼获的混战随即爆发。人群中偶尔能看到一两个世俗派的以色列人，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在城市犹太区难以觅得的违禁海鲜。

这其中，许多人来自已解体的前苏联地区。他们在强制无神论的环境中长大，至今仍保留着食用猪肉（在他们经营的超市里可以买到）或海鲜的习惯。

斯伯拉瓦便是其中一位。他名字的发音与那句著名的国家格言“荣耀属于乌克兰”如出一辙，他笑着澄清道。这位乌克兰人仅在两个月前定居以色列——根据《回归法》，任何拥有至少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都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

但他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开始遵守犹太洁食规定。当看到新家园里那些螃蟹和贻贝的成色时，他无法掩饰眼中的失望：“这跟家乡的完全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