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作风严重腐化，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出入红灯区，被如实记载

60年代，《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后，引发学术界空前讨论，该文认为李秀成之所以投降变节、晚节不保，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担任元帅后，未能坚守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从生活和思想层面背离了自身所属阶级。并且以苏州忠王府富丽堂皇、李秀成积聚金银财宝、国破家亡时仍贪恋珍珠宝物这三件事作为依据

李秀成画像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苦肉计考》一文中则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建造王府 “是太平天国的制度，并非李秀成个人的特殊行为”；“李秀成虽拥有不少金银财宝，但均来自缴获敌人和制度规定，而非贪污勒索所得”，“李秀成携带的珍宝，正是其王冠和手执玉如意上镶嵌的珍珠宝石，携带这些宝物是为了保存太平天国的衣冠仪制”。此外，罗先生还引用李秀成自述中 “用命散财”“未乐半时”“未闲片刻” 等表述，指出 “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并未贪迷财宝、生活腐化”，我认为这个观点确实对于李秀成来说是给他开脱的，这样定义李秀成，除了对罗先生当时所处环境外，并无其他可以理解的理由。

对于历史人物的态度过于鲜明，就容易造成对于真正历史真相的损害。在李秀成个人作风糜烂上的问题，不容否定。

李秀成于 1860 年 6 月攻克苏州后，不久便以旧拙政园为基础，兼并潘姓、汪姓地主的房屋建造忠王府。该王府 “极其壮丽，役民匠数千而成”，“园亭花木，无一不精，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据剪又村《自怡日记》。历经三年多营造，直至苏州陷落仍未全部竣工。据记载，忠王府 “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虽十数房口、数百人随从，皆住得开。家具概用紫檀、花梨、大理石，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连都自叹 “无久居” 之意。苏州忠王府失陷一年多后，园景已损毁过半，赵烈文前往游览时仍评价道：“清池曲榭，丘壑甚多，座落不下数十处，布置落落大方，树木卉草尤众，不愧为吴郡诸园之冠”《赵烈文日记》。

李鸿章

自述

李秀成

除苏州忠王府外，李秀成在天京原有一所 “极为雄伟美观” 的王府，其规模仅次于天王府，是 “最雄伟最华丽的建筑”。之后他又在旧府附近另建新王府，1861 年夏大部工程即将完工时，仍有千余名工人在施工现场劳作。旧王府 “各室内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器多件”，其弟李明成所用文具 “均有大价值，玉制的盛水盂、金制的笔、银座上的大红珊瑚笔架，还有多具水晶和玉制押具陈列桌上”，各类器物极尽奢华。此外，据史料记载，李秀成在杭州以旧藩两衙为行馆，在常熟另建行宫，其府第行宫之多、之豪华，可见一斑。

关于李秀成积聚大量金银财宝的事实：

大军攻克苏州后，“五十万元及无量数之宝物尽入私囊”，所报数字虽未必完全准确，但李秀成此时有大量金银财宝入私囊当属事实。克苏州如此，在其他征战之地亦应有相似情况。1863 年李秀成做生日时，嘉兴粮局派费六百两，人参、燕窝、高蜡烛等物的礼金合计一千五百两，一次生日耗费已然可观。

此外，接受下属进献也是李秀成金银财宝的重要来源。常熟守将钱桂仁 “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媚于伪忠王，忠王大悦”，钱桂仁也因此 “深感忠王之惠”，在李秀成回京时专程赴苏州送行。李秀成既接受钱桂仁的进献，亦会接受其他下属的供奉。他用黄金制作朝冠、玉如意，上面镶嵌满珍珠宝石，华美无比。李鸿章在《朋僚函稿》卷 12《上曾相国》中提及，忠王有私财，仅上缴万两，但李秀成在自述中称交出十万两，李生香供词也印证了其私财之丰厚。

李秀成在天京有两座忠王府，同时在苏州另建一座豪华忠王府，规模远超天京忠王府。苏州沦陷后，李鸿章进驻时惊叹其为 “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仅从揭露李鸿章从苏州忠王府论斤售卖锡器一次就卖了 20 多万斤，便可想见府内珍宝金银之丰富，称其 “百万家财” 并非虚估。

曾国荃

财富积累方式很传统。李秀成主要依靠手下兵丁掠取豪夺积累财物，除自身占有外，部分用于养兵，其余大量财物用于兴建新王府、官舍，供自己挥霍享受。兴建王府、官舍的工役多为不付工资的军工，苏州忠王府最初就有三千工兵参与建设，后期增至千余人，且有专人持藤鞭监督，对懒惰者加以鞭打。占领苏州前，李秀成兵力不足万人，进苏州两个半月前奇袭杭州时，兵力仅六七千之众。占领苏州后，收编李文炳、何信义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至七八倍，后利用苏州地区财富继续招兵，半年后留守苏州部队已达十万之众，他本人领兵外出时也带有数万人。

1861 年，在江西河口收编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二十余万百战精兵，一年时间内在苏、浙、赣、鄂三地扩军七十余万人，四年后被俘时自言 “部辖百余万众”。

此外他不听军令，拥兵自重。

太平天国执行 “东守西攻北伐” 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但李秀成占领苏州后，为谋求上海关税，不顾天王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招致列强武装干涉，遵王赖文光指责此举动摇国本。李秀成将百万大军视为私有，无其亲书密号，将领不从调遣；不服从天朝军事改革，拒绝将所部称为 “天营”“御林兵”；多次抗拒天王调其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严诏，还自鸣得意称 “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后来把他家人当人质后，才肯放他出京去前线指挥。

洪秀全

战略失误，导致战局被动

1861 年初，安庆保卫战决战关头，李秀成不从天王赴援安庆之命，坚持出师江西、湖北招兵，后天王调整战略，命四路迂回进取武汉，认真执行并占领黄州准备会师，李秀成却迟至 6 月才到湖北，且不攻武昌、不援安庆，招齐三十多万新兵后于 7 月全部退出湖北。

陈玉成

集中兵力对安庆发动最后总攻时，陈玉成请求增援，天王派向李秀成求援，遭其拒绝，导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不久曾国荃率湘军进抵天京城下。

曾国藩

洪仁玕

天京被围后，李秀成虽率大军救援，但因军心涣散、诸王离散，且失去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未能解围；后率军渡江试图收复皖北失地，兵败退回，兵员损失八九成，百万大军分崩离析。

部下离心叛变。由于李秀成 “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拥兵自重、聚敛私财，导致部下离心离德。其亲信大将纳王裹挟嫡系精兵十余万人，将苏州完整奉献给李鸿章。

郜永宽

生活奢靡无度

李秀成的日常生活极尽奢华。富礼赐在《天京游记》中描述，李秀成不在家时，其府邸所备宴席 “菜色甚佳，有禽类、羊肉及其他珍品，还有两瓶来路雪梨酒和一壶猛烈的天酒，席上人人尽量畅饮”，其弟李明成的生活也同样奢华，这可作为李家生活的参考资料。

在服饰与器物方面，李秀成头戴金冠，手执金玉如意，冠服器物皆镶嵌珍贵珠宝。富礼赐在天京游历时，曾见到李秀成的爱姬多人，其生活之奢靡可见一斑。此外，李秀成在天京新建的王府被哈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描述为 “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其对府第奢华的追求远超实际所需。作为将帅，理应以国事为重，节俭度日，将有限的财力用于军事与民生。而李秀成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将苏州忠王府、天京新王府建造得富丽堂皇，还在杭州、常熟等地建行宫，其行为已远超制度所需，绝非单纯的 “遵制度而行”，而是个人享乐主义的体现。至于来王、听王等王府的侈丽，更不能作为李秀成穷治府第的借口，反而反映出后期太平天国将领普遍的蜕化，而李秀成作为核心将领，难辞其咎。

有人说李秀成的金银财宝 “最主要是从缴获敌人而来”，且 “都将所获敌人财富首先上缴京库”，但史实并非如此。太平天国实行 “人无私财，一切财物皆缴公库” 的国库制度，全体成员的生活包括眷属在内均由国库供给，这一制度在金田起义之初便已建立，天王在永安、长沙也曾两次严诏强调，不遵守者查出斩首。定都天京后，虽有少数人违背，但大多数人仍厉行供制度，甚至为李秀成建造新王府的千余名工人也过着无工资的供制度生活。

李秀成在征战中缴获的大量财富，本应全部上缴国库，却有相当一部分流入私囊。除了 1863 年下半年及 1864 年初以私有银米救济天京穷人外，其余多为公款支出。且其救济行为与他奢华的生活、巨额的私财积累形成鲜明对比，难以掩盖其聚敛财富、背离国库制度的事实。此外，太平天国的进献之制本是特定场合下的制度，而李秀成无论是否有喜庆之事，对下属进献无不收纳，这已超出制度允许的范围，成为其积聚私财的重要手段。看正史之余，也要看一下野史的相关记载。

光绪年间，一本署名 “静宜草堂主人” 的小册子在江南市井悄然流传，开篇便惊曝太平天国核心秘闻 。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干王洪仁玕的长子、洪秀全的堂侄洪奎元。这位 “天国贵公子” 躲过天京陷落的屠城，隐姓埋名后，把亲历的军火黑幕、李秀成的私生活糜烂，全写进了书里，字字都是正史不敢载的细节。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得以让他能出入天京上层与苏浙军营。早年随父洪仁玕在香港生活，懂洋俗、会说南洋口音的华语，又顶着 “洪二代” 的名头，既能跟洋商谈军火，又能混进忠王府查看到李秀成的起居，最后相当于身边的第一视角记录者，把李秀成的私生活扒了个精光。

资政新篇

1861 年秋，形势对太平军已经不太有利，但是李秀成还是有心思请宾客喝酒，“桌上摆了四十多道菜，用西洋酒杯装葡萄酒，喝到兴头，叫八个女乐又唱又跳，曲儿一完，就留两个女乐陪宿”。洪奎元算过账，“这么一顿饭要花几千两银子，够一千个士兵吃一个月”，可李秀成毫不在乎，“每月宴客十几次，还说‘我守苏浙安定，享这点富贵怎么了’”。

有次陈玉成来苏州，李秀成设宴招待，洪奎元也在座。陈玉成瞧不惯这奢靡劲，酒过三巡就说：“江、浙没打几仗就收复了，这里不是立功的地方。” 李秀成没接话，只叫女乐来劝酒。可半夜，陈玉成突然传令拔营，临走前跟李秀成的手下说：“告诉你们王爷，吴中女兵太厉害，想成事就赶紧离开苏州 ，我没时间当面跟他说了。”

洪奎元在书里笑：“‘吴中女兵’哪里是真女兵？分明是说忠王被姬妾、女乐缠得没心思打仗！英王（陈玉成）是豪杰，这话又幽默又戳心，比骂他一顿还狠。”

多年后洪奎元躲在民间瞧着这一切，在书末写：“天国亡，不是因为清军能打，是因为王爷们都贪私欲，忠王占着苏浙富地，只顾自己享乐；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后宫藏着两千多人；其他王爷也争着建王府、纳姬妾。早年说的‘男女别营’‘不蓄私财’，早成了笑话。”

李秀成生活作风的负面影响

李秀成出身农民阶级，早期投身太平天国革命，立下不少战功，对穷苦人民也有一定的同情心。但成为高级将领后，他逐渐背离了农民阶级的初心，沉迷于奢华生活，积聚巨额财富，这种蜕化的生活作风消磨了他的革命意志。在太平天国事业危在旦夕之际，李秀成未能坚守革命气节，临危动摇，被俘后写下自述，有投降求降之意，企图以瓦解太平天国为筹码，成为可耻的叛徒。60年代便被批示为：白纸黑字，忠王不忠。

导致下属将领纷纷蜕化，军纪败坏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李秀成作为江浙军队的统帅，其奢华腐化的生活作风产生了恶劣的示范效应。后期江浙地区的许多郡县守将，虽官阶仅相当于清朝的州、县、知府或副将、参将、游击等，但纷纷效仿李秀成，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王府。如嘉兴守将来王陆顺德、荣王廖发寿，听王陈炳文等，其王府 “穷极奢侈”“盘龙翥凤，重规叠矩，前后七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在积聚财富与生活享乐方面，下属将领更是竞相攀比。常熟守将钱桂仁 “广收金器” 献媚李秀成，汪心耕任刑部尚书时 “开贺演戏，遍请群贼赴宴”“为其母做生日，异以彩舆，鼓吹旗帜，俱用锈龙黄缎”，平湖守将麻天安陈玉书部的刘生顺 “餐具象箸，归必欢饮”，大小将领生活普遍豪华。此外，后期太平天国军队中还出现了官吏经商盛行、士兵劫掠百姓等现象，军纪日益败坏。虽然不能将这些问题全部归咎于李秀成，但他作为统帅，自身不能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对下属的蜕化与军纪的松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就是一个筛子，它会在适当的机会筛掉腐化堕落的东西，最终能保留的还是优质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