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效力认定指南：无效与可撤销的实务区分及法律适用

副标题：一文厘清保险合同无效与可撤销情形的法律边界

保险合同作为典型的射幸合同与最大诚信合同，其效力认定不仅遵循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规则，更受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专属规范的约束。合同无效与可撤销虽均可能导致最终失去法律约束力，但二者在构成要件、法理基础、法律后果及裁判导向层面存在本质分野，这种差异可通过两起近年典型司法判例得以精准具象化。

案例演示

2024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保险纠纷案中，苏某未经丈夫张某书面同意，擅自为其投保含身故责任的复合型人身保险，投保单签名、权利确认及后续电子回访均由苏某单方完成，张某知晓投保事宜后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法院审理认为《保险法》第34条关于“死亡险需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规定，属于防范人身道德风险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案涉合同身故给付部分因违反该规定无效；同时考量保险公司未履行审慎核实义务、苏某擅自代签的双方过错，最终判令保险公司退还一半保费。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收录的刘某前诉某财产保险公司案（其裁判规则已成为近年同类纠纷的裁判指引）则呈现另一法律形态：刘某前为其营运车辆投保商业三者险后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虚构的“货物超高免赔”条款为由拒绝理赔，并通过误导性陈述诱导刘向前达成口头销案协议。诉讼中查明，案涉保险合同及附加条款均无“货物超高免赔”约定，保险公司系故意隐瞒理赔范围、以虚假理由拒赔，法院最终依据《民法典》第148条认定保险公司构成欺诈，判决撤销双方达成的销案协议，恢复刘向前的理赔权利。两起案例分别对应保险合同无效与可撤销的核心场景，其背后蕴含的法理逻辑与实务裁判准则，值得从专业视角深入解构。

保险合同的无效

保险合同无效，本质是因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或存在根本意思表示瑕疵，自成立时即当然、绝对丧失法律约束力，且无任何补正空间，其制度价值在于否定严重违法、损害公共利益或危及核心伦理的民事行为。

前述苏某案的裁判核心，正是对《保险法》第34条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严格适用。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权与财产权直接关联，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要求，并非单纯的程序性规定，而是防范投保人利用保险谋取不正当利益、规避道德风险的核心防线，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例外规定，亦基于亲子关系的伦理特殊性与监护权的合法行使。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无效并非必然及于合同整体，若保险合同包含重疾、医疗、身故等多重责任形态，且各责任可明确区分，法院可依据“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规则（《民法典》第156条），仅否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身故责任部分效力，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兼顾契约自由与当事人合理预期。

从实务延伸来看，保险合同无效情形始终围绕“违法性”与“危害性”两大核心展开，且需严格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因主体资格缺失自始无效，即便法定代理人事后追认，亦无法补正其效力，这是对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严格恪守，同时避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保险合同陷入人身或财产风险；投保人与保险人（或保险代理人）通谋虚构保险标的、编造未发生的保险事故等虚假意思表示行为，不仅因《民法典》第146条被认定为无效，更可能构成《保险法》第27条规定的保险欺诈，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其核心在于否定双方恶意串通破坏保险行业秩序的行为。

而在保险领域，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无保险利益的投保行为，是无效情形的高频场景。人身保险要求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法》第12条第1款），财产保险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法》第12条第2款），前者旨在防范人身道德风险，后者则避免“无利益投保”沦为赌博行为，若违反该规定，合同自始无效；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中，若存在免除自身法定义务、加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责任、排除其核心权利的内容，且未履行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的，该条款无效（《保险法》第19条、《民法典》第496条），典型如将重疾赔付限定为单一手术方式、排除合理替代治疗方案对应的理赔责任，此类条款因剥夺投保人合法保障权益，必然被司法否定。此外，公序良俗作为效力判断的兜底规则，对为赌博、洗钱等非法目的投保、约定“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害仍予赔付”等行为，即便无明确法条规制，亦会被认定为无效，守护保险行业的伦理底线与社会公共利益。

保险合同的可撤销

与无效合同的绝对否定性不同，可撤销保险合同在撤销前处于合法有效状态，仅因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瑕疵，法律赋予受损害方撤销权，通过权利行使使合同效力溯及既往归于无效，其制度价值在于矫正个体意思表示的不公，兼顾契约稳定性与当事人合法权益。

刘某前案的裁判核心，在于精准认定保险人欺诈行为的构成。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合同的拟定方与专业金融机构，负有《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如实说明义务，不仅需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更不得故意隐瞒真实条款、以虚假理由误导投保人作出决策。该案中，保险公司虚构“货物超高免赔”条款拒赔，并诱导投保人达成销案协议，属于故意告知虚假情况、隐瞒真实情况的欺诈行为，符合《民法典》第148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保险人若已知晓投保人存在未如实告知等欺诈事实，仍继续承保或支付保险金的，受“禁止反言”原则约束，不得再主张撤销合同或拒赔，这体现了保险行业最大诚信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平等约束。

实务中，保险合同可撤销情形均围绕“意思表示瑕疵”展开，且需严格把控构成要件与举证责任：重大误解的认定需满足“行为人对合同核心内容产生错误认知，该错误认知并非因自身重大过失导致，且足以影响其决策并造成较大损失”，保险场景中常见于投保人对保险责任范围、缴费期限、理赔条件的错误认知，或代理人代为填写投保单内容与投保人真实意思不符，且投保人签字确认时因保险人或代理人误导未审慎核对，但若投保人因自身疏忽未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导致误解，通常不构成重大误解；受胁迫订立的合同，撤销权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行使（《民法典》第152条第1款第2项），仅当胁迫行为伴随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时，因权利人在人身自由受限时无法正常行使权利，可以不受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的最长除斥期间限制（参照《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19条精神，该规则已延伸适用于保险等民事合同），保险场景中常见于用人单位胁迫员工购买指定保险产品、保险人以拒赔合理损失为要挟迫使投保人订立合同等情形。

显失公平的认定需同时满足“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与“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两大要件，保险场景中多体现为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缺乏保险专业知识，拟定保费畸高但保障范围极窄的格式条款，或在投保人遭遇重大事故急需资金时，以不合理低价受让保险金请求权，单纯的结果不公不足以构成显失公平，需结合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境综合判断。

保险合同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边界

厘清保险合同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边界，对实务操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二者的核心差异可从三方面精准区分：

其一，效力状态不同，无效合同自成立时即绝对、当然无效，无需当事人主张，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主动审查；可撤销合同在撤销前保持有效，仅在撤销权人行使权利后，效力才溯及既往归于无效，且需由受损害方主动主张。

其二，权利行使规则不同，无效合同的主张主体不限，双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及司法机关均可提出，且无除斥期间限制，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民法典为 3 年，人寿保险请求给付保险金时效 5 年，非人寿保险请求赔偿 / 给付保险金时效 2 年，均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可撤销合同的撤销权主体仅限受损害方，且受除斥期间约束，具体为欺诈、胁迫情形下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胁迫情形自胁迫终止之日起算），重大误解情形下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同时受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的最长限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胁迫除外）。

其三，财产返还与责任承担不同，无效合同中，因投保人故意导致合同无效的，保险人可不予退还保费（《保险法》第16条第4款延伸适用）；因保险人过错导致合同无效的，保险人需退还保费，并赔偿投保人因此遭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比例分担责任。可撤销合同被撤销后，双方需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需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这一差异在我们前述两起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苏某案因双方均存在过错（苏某擅自代签、保险公司未审慎核实），法院按过错比例判令部分退还保费；刘某前案因保险公司单方欺诈构成可撤销事由，撤销后保险公司需恢复刘某前的理赔权利，并赔偿其因欺诈遭受的利息损失等合理费用。

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本质是平衡契约自由与公共利益、矫正个体不公与维护行业秩序的法治过程。无效情形侧重对严重违法、损害公共利益、危及核心伦理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守住法律与行业伦理的底线；可撤销情形则聚焦对个体意思表示瑕疵的救济，彰显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后记

如前所述，对保险用户而言，需秉持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审慎核对保险合同条款，明确保险责任与免责范围，避免因自身行为导致合同无效或丧失撤销权；对保险人而言，更应摒弃流量化误导、机械性拒赔、格式条款“霸王化”等乱象，严格履行条款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规范投保核实、理赔审核流程，在追求经营利益的同时坚守行业初心。

唯有双方共同恪守法律边界与最大诚信原则，才能有效减少保险合同效力纠纷，让保险真正回归风险分担、损失补偿的本源功能，筑牢社会风险防控体系中的坚实“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