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背后，皇帝与诸侯豪强之间展开了一场命脉之争

前面说过，汉文帝汉景帝通过一番改革，在汉高祖刘邦鼓励发展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升级。

由此彻底打破了秦朝耕战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和摧残，让汉初经济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西汉实力由此显著增强。

人口增加。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

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粮食产量提升、粮价大大降低，文帝时粟每石价格大跌，“粟至十余钱”。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工商业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使朝廷有财力减免田租。

国力的显著增强，为之后平定七国之乱，以及汉匈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但这种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

豪强的势力发展太过迅速，超出了朝廷的控制范围。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工商业导致失地农民缺乏生活保障。工商业的兴起，让不少农民离开了土地。

这样一旦经济上出现波动，这些失地农民失去经济收入，也没有土地可耕种，无法自给自足，自然就面临生存危机，产生“人相食”的灾难性后果。

有人敏锐察觉到了风险，认为不可放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晁错提出，豪强过度扩张，竟然导致国家政策执行都走了样。

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恶化中。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还不够—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免受寒冷，怎么能够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不劳而获，要想使天下人不饥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违法犯上的事，是不可能的。国家既已贫穷，盗贼在等待时机，然而进谏的人却说“不要变动”，这是在说大话罢了。

虽然如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能退回到秦制，让朝廷重新对经济实行全面管控。毕竟商品经济对于国家发展促进效果明显，不能因噎废食。

如何维持国家持续发展？如何充实国家储备，以预防边境之患和诸侯之乱？如何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接下来，西汉统治者们便与豪强富商们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文景之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

封建时代国家经济都是以土地为本，可如今富商豪强占据垄断相关行业，手中资金众多富可敌国，关键时刻岂不是有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风险？

所以朝廷得要限制商品经济的规模，引导经济回到国家掌控的范围之内。

贾谊先是献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

他认为，文帝刚接手皇位的时候，国家还处于相对积贫积弱的状态，人民生活水平也处于较低水平。在民间，弃农经商的人日益多起来，出现了“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况。

贾谊指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可谓是针砭时弊，说到了文帝心坎里。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现在大家不事生产，全都想着搞钱。生产的人极少，而消费的人很多，国家的财富怎能不枯竭呢？

所以要让百姓踏踏实实投身到生产一线去。

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现在如果驱使百姓，让他们归向农业，都附着于本业，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工商业者和不劳而食的游民，都转向田间从事农活，那么积贮就会充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

在商业已经碾压生产行业的情况下，要适当挤压商业的份额，引导大家从事农业，这样就能够消化多余的资本，使其不会借助商业杠杆过度畸形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

西汉初地方豪强

在抑制工商业过度发展的同时，也要打压一下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

西汉朝廷默许豪强兼并土地，鼓励其进行规模化生产不假，但却不希望让大片土地全都落到某几个地方上的超级豪强手中。

怎么放缓这些豪强进行土地兼并的节奏呢？

汉文帝实施了授田制。

授田制是中国战国时期由国家主导的土地分配制度、简单点来说，就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以户或人为单位授予平民及外来者。然后拿到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向朝廷缴田租服徭役就行。

遇到像这样的地，地方豪强就只有望洋兴叹了。

不要小看这个政策，它其实是真管用的。后来到了东汉初年，刘秀做梦都想推行这一措施，并且推行“度田令”，下令丈量土地、核实户口，旨在增加赋税收入并限制豪强隐占土地。这项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整顿了东汉的经济秩序。但就是因为其对土地兼并的杀伤力太大了，才引来地主豪强的一致抵制，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才迫使刘秀不得不收手。

所以，在西汉之初，授田制在打击土地兼并、限制地主豪强规模上起到了显著效果。

因为贾谊以上的这些措施实在太硬核了，深深地触动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遭到了权贵们的集火。

他们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后，贾谊受到陷害，被流放到潮湿沼荒之地，死时年仅33岁。

贾谊

贾谊之死促使其他改革者开始反思：

对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富商豪强，一味地打压也不是办法，只有堵疏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怎么让富商豪强将手中大量富余资金拿出来呢？

如果通过打压处罚的方式，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抗。所以只有用名声和地位去引诱他们。

于是晁错提交了《论贵粟疏》，建议汉景帝步子再迈大一点，将爵位拿出来买卖。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要想让老百姓务农，就得提高粮食的价格。怎么提高粮食的价格呢？就是要增加粮食的价值，比如说跟秦人一样，可以拿粮食来换爵位。只要有人能拿出粮食捐献给朝廷，就能够得到爵位的封赏，另外也可以拿来抵罪。

什么样的人有实力捐出大量粮食呢？自然是那些富商豪强们。

原先商人在西汉地位是很低的，缴税也比普通百姓多一倍。但现在，他们可以通过捐献粮食提升社会地位，这对于不差钱的他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诱惑啊。

大量粮食捐给朝廷之后，肯定会导致粮食价格走高。农民手里的粮食就能换到更多的钱，是不是种地就更有动力了？

于是爵位越封越多，朝廷储备的粮食越来越多，农民收入越来越高，而富商豪强手中的粮食和资金也越来越少。

这样不断循环，水涨船高，从而将富商豪强们手中大量钱粮吸走，将他们的规模大幅削弱。

《论贵粟疏》不费吹灰之力，不会引发任何反抗，就能起到削弱富商豪强的效果，可谓是高明之极。

晁错削藩

当然富商们也不傻，他们花钱买爵位的热情总会冷却的。

但晁错还有一招：屯田戍边。

西汉和匈奴人打仗，消耗是十分大的。

匈奴不断袭扰，西汉就必须派重兵到边境驻守，但向边军输送粮草是极大的负担。

因为陆地长途运输的消耗极为惊人，比如以千里运粮为例。

率三十钟（粮食）而致一石。

钟和石为计量单位，一钟约为六石多，其损耗率能够达到惊人的99.5%。

这种边境的战争消耗，足以拖垮一国经济。

比如东汉的汉羌战争，其花费竟然占到了东汉朝廷全年进项的四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

西汉之所以能够勉强应付，就是靠默许富商豪强发展，让他们为朝廷提供大量收入。现在西汉朝廷要打压他们，首先就必须降低对他们的依赖。

也就是假使降低了工商业营收的份额，国家依旧能够将对匈战争打下去。

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节流。

节省战争花费，不需要这么多钱，那么打压富商豪强是不是就没压力了？

晁错想了一个节流的妙招：戍边屯田。

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

选择在边疆常年居住的人，通过免除赋税、分配田产、提供生产工具与初期物资保障等政策吸引移民，让他们在当地安家室置田产。

这样戍边者形成兼具农业生产与军事防御功能的稳定群落，使边疆不再有被入侵的忧患。

而朝廷也免去了一笔巨大的粮食开支。

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措施，完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结构。

从此工商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大幅下跌，渐渐下降到安全线以下。

汉初农业

当工商业比重缩减，土地兼并得到遏制之后，标志着西汉统治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战中取得了绝对优势。

西汉统治者终于从富商豪强手中夺回了对经济的主导权。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汉景帝便就有足够的底气采取强硬措施。

他相信这一次博弈，胜利的天平会倒向他这一边。

汉景帝任用了一批酷吏，他们包括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

对一味和朝廷唱反调的豪强们，这些酷吏祭出了铁血手段。

流血十余里。
余皆股栗。
豪强肋息，威震旁郡。

这样一番铁拳下来，西汉的豪强们便彻底服气，再也豪横不起来了。

通过两代皇帝的持续努力，西汉经济终于实现了宏观调控下的软着陆，并由此呈现出勃勃生机。

汉初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