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儿时在油灯的光影里听到的故事:孔子最有学问,他每次出行时,总会有5个车夫推着5辆车随行,车上装载的全是书籍。顿时,车的轮子在我脑幕上吱呀呀转动:5车书?一个人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读完?
那5辆书车的影子,一直伴着我长大。在知道了简牍、汗青、删削、韦编三绝……这些词的含义以后,我明白了,儿时听到的那个孔子与书车的故事源自成语“学富五车”;我同时也知道了,在中华悠长的历史中,曾有约1,500年之久的时光,书主要是以竹简木牍的形式存在的。我对简牍肃然起敬,一根根简牍在我眼前化作了黄金之色,白玉之质。我对简牍的兴趣逐渐浓烈,但凡目击与简牍有关的文字图片,都会认真浏览一番。于是,我脑海里那5辆书车依然在转动,并逐渐增加了新的书车,车上载着战国策简、山东银雀山竹简、云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湘西里耶古城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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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读到1930年在额济纳流域出土的居延汉简有关史料时,“轰隆”一声巨响,我的大脑,不,而是整个身心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这批汉简数量超过一万枚,超过在这以前整个中国出土的所有简牍的数量总和;内容极为丰富,极为珍贵;它连同敦煌文书等,被王国维先生称作20世纪初中国图书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为全世界瞩目。还有与其他简牍不同的是,居延汉简出土前后的故事至为精彩,带着传奇,充满惊险。出土前,中国学人冒着重重风险,阻止了外国“远征队”企图贸然深入我国西北,进行所谓的文化探险探查;出土后,中国学人又大义凛然,据理抗争,狙击了外国人要把这批木简运往欧洲的图谋;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汉简垂涎千尺,狡诈而凶狠地追索,在汉简面临万般凶险的时刻,一批北大学人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蹚艰险于脚下,将这批中国珍宝,搬离险境,又移出北平,转至天津,再送到香港,既而运往美国(需要提及的是,这批汉简依然漂泊海外)。居延汉简上面,除了以文字刻录了汉代100多年的历史,还赫然映照着中国人为捍卫国家尊严、守护中华珍宝的凛然正气,这是一段独特而珍贵的历史,不可泯灭,不可遗忘,应当使之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进入文化殿堂。一直倾力于文化题材小说创作的我,“写出来”的冲动如大海潮涨。
我开始收集资料,还专门到了汉简出土的地方进行考察,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尚存放在库房的汉简实物(20世纪70年代出土,其中有和20世纪30年代的居延汉简同属一个地点、一个时代的木简)。还有幸见到一根棍形木简,这是官方文书,称之为檄文,弥足珍贵。创作期间还凑巧听到厦门大学傅小凡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居延汉简。这一切,使我写小说的决心如同简牍上的刻字,清晰而坚劲。
我也感到,可以取用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塑造人物形象的素材越来越丰厚。我还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居延汉简上蕴含着无数值得探究的东西:国家强盛的原由,文化繁盛的基础,文化人在国强文盛中的特殊作用,近代中国文化珍宝的被盗被 抢,等等,此简非常简也。
开笔后,许多历史画面和人物形象向我涌来。我是带着对历史的尊崇来写这本书的,因为一片片汉简,实则是一个个历史镜头,记录着大汉的文治武功。居延汉简出土后的颠沛流离,则折射了近代中国的一段黑暗而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是1840年以来,中国文物惨遭西方毁灭和掠夺的延续,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辉煌篇章。所以小说故事的发展线索基本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就像用一枚枚汉简读排列串联而成的简册,从汉简出土一直写到汉简由历尽千难万劫后漂洋过海。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次几十年来对汉简的追逐之旅,对堪称中国文化一大标志的汉简作了一次虔诚的膜拜与礼赞。
历史的主角永远是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居延汉简这非常之简,正是因为有幸遇到了非常之人,才能在一次次劫难中,得以化险为夷。这非常之人,便是被称作中国脊梁的文化人。但这些人并不是完全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他们不仅有人们观念上认知的品格和气质,还有在关键时刻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的豪迈与血性。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着力在文化人身上挖掘刚毅勇武的品格。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重文亦重武,小说中有意提及的文天祥、戚继光就是典范。本书故事发生的时代,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由于外敌的入侵和王朝的腐朽,中华面临亡国亡种的可怕厄运。许多仁人志士(他们中不少是满腹经纶的学者)愤然而起,或以笔为枪,或携笔从戎,与国内外黑暗势力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斗争。时代是把文化人铸造成战士的炉火,书中提及的西南联大校训的“刚毅坚卓”便是那个时代文人学者精神熠熠闪光的写照。
在文化小说的创作中,我时常会思索一个长期萦绕于怀的历史话题:为什么在同一文化土壤中成长的中国文化人,在观念、行为上会大有迥异?应当说,中国人对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素来如判冰火,辨识十分清楚,爱憎十分明晰,只要看一下西子湖畔岳飞坟前跪着的秦桧夫妇铁像,就会一目了然。然而,从历史到现实,忠与奸却总是如白昼暗夜,结伴而行,代代相续。在抗日战争时期,奸佞猖獗,肆意为祸,似乎超越了任何历史时空。出现了多个汉奸政权,出现了许多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中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化人,以至产生了“文化汉奸”,相伴出现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皇协军”、“伪军”。这不得不让人发锥心之问:为什么会如此这般?我在小说中有意写了几位有文化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为了衬托小说中的正面形象,也是我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中这一现象的追问,也同样是在还原一段历史。
居延汉简源起于边地烽火(多是汉代西北边境的军政文书和戍守将士的信件),出土后立即遭遇抗日烽火,冥冥之中,似有一种力量要让这些本是木条制成的简牍经历战火烽烟,这便成就了书名——《烽火汉简》。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为我的创作提供帮助的朋友,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宋辰辰编辑为此书出版付出的热忱与辛劳。
文/吴仕民
编辑/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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