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张际鹏落魄记:流落香港码头扛包，台北老同学暗中相助

一九五二年秋天，香港铜锣湾的海风吹着邮局门口。张际鹏在柜台前贴邮票。他已经鬓角花白，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中将，手下有几万将士。此时的他正为了生计发愁。他寄往台北的信，装着全家人最后的希望。

时间回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在长沙，冬雨打在司令部的窗户上。刚成为第十四军中将军长的张际鹏，站在地图前用笔画着防线。虽然解放军还没过长江，但他接手的部队，已经是一个烂摊子。

张际鹏是黄埔一期学生，和胡宗南、杜聿明是同学。他参加过北伐，也曾带兵冲锋。抗战时他从团长升到师长，打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一九四八年他当上第十四军副军长，第二年正月转正。

但形势变得太快。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他升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其实是司令陈明仁要在长沙起义，故意把他调离实权位置。张际鹏的新办公室在司令部二楼的角落，他每天只能批一些粮草统计的文件。他常常站在窗口，看着楼下部队频繁的调动，手里的茶杯越握越紧。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晚上，收音机里突然播出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通电。当张际鹏听到自己的名字在起义将领名单里，他手里的茶杯一晃，热水洒了一身。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家外面多了几个生面孔的哨兵，说是为了保护他，其实是在监视。

随后他想了整整七天。八月十一日深夜，张际鹏带着妻子、两个孩子和三个亲信，打扮成商人模样坐上了货车。他们带了六口皮箱，装着一家全部的家当，其中有两箱是他二十五年军旅生涯中攒下的金条和银元。

当车子绕路衡阳，经过韶关往南走时，张际鹏一路上都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看着窗外的湖南山水渐渐远去。在粤北检查站，哨兵和他对视了一会，最后摆摆手让他们走了。九月中旬，他们终于来到了香港，暂时住在九龙油麻地的一家小旅馆。

刚到香港那几个多月，张际鹏还保留着过去的习惯。他在山林道租了一套三间房的屋子，每月租金八十港币，还留着副官帮他办事。每周三上午，他都会准时到弥敦道的南华茶室，和流落到香港的同僚们喝茶聊天。这些湖南籍军官聚在一起，总是为了战局变化争得脸红。

但现实的压力很快来了。一九四九年底，香港物价飞涨，米价翻了几倍。张际鹏带来的积蓄越来越少。更糟的是，他迷上了打麻将，有一夜竟然输掉三百港币，这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一九五零年春节前，张际鹏退掉山林道的房子，搬到太子道一处更小的房子居住。往日家里人来人往的景象不见了，墙上的军用地图收进箱子，抽屉里塞满了当票和欠账单。

一九五零年三月，就在张际鹏为生活发愁的时候，一位穿西装的陈先生来找张际鹏。这个人说得天花乱坠，说投资公海填岛能赚大钱，每年有三成回报。急着翻本的张际鹏拿出最后两根金条，又把妻子陪嫁的玉镯也拿出来，全都交给了这个能说会道的经纪人。

结果可想而知。到了约定的日子，陈先生的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这个骗局彻底打垮了张际鹏，全家只好搬进铜锣湾月租十五港元的小阁楼。这里不到二十平方米，夏天热得难受，下雨天还要用盆接漏水。

为了吃饭，张际鹏的妻子去制衣厂做零活，每天做十小时才挣五港币。张际鹏自己因为不会说广东话，又拉不下面子，找工作到处碰壁。有一次他去应聘英文秘书，老板看着他粗糙的双手，什么都没问，只是摆了摆手。

就在张际鹏在香港艰难生活的时候，在台北仁爱路的办公室里，袁守谦拿起张际鹏从香港寄来的第三封信。磨损的信封边角，透露着寄信人的困难。作为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现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虽然经手重要文件，却很难帮老同学弄到去台北的许可。

一九五零年的台北政局复杂，蒋家父子对从香港来的人都很警惕。张际鹏不仅名字曾经出现在湖南起义的通电里，还因为以前跟桂系白崇禧来往密切，被保安司令部列为需要审查的对象。每次开会讨论滞留香港人员的安排问题，总有人提起有些人立场不坚定的旧事。

有一次散会后，袁守谦特意留下来对陈诚说，“有些老同学确实过得很困难，比如张际鹏，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接受那边的职务。”陈诚听后只是摇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袁守谦在台北努力为他争取的时候，张际鹏在香港已经落魄到要去码头干体力活了。葵涌码头上热浪滚滚，货轮的汽笛声在海风中回响。张际鹏站在堆积如山的棉纱包前，学着工友的样子在肩上垫了块麻布。当百斤重的货包压上来时，他腿一软，晃了两步才站稳。

“军长也来扛包了，真是稀罕事。”工头的话引来一阵低笑。张际鹏默不作声，咬着牙一步步走上跳板。汗水很快湿透了旧衬衫，在重压下变成深一块浅一块的水印。

正午时分，太阳把船舷晒得发烫。连续扛了四个小时后，张际鹏眼前一黑，连人带货摔在跳板边。工友用冷水把他泼醒时，发现他肩膀的皮肉已经和麻布粘在一起，渗出的血水染红了棉纱包。

收工的时候，他捏着八毛钱工钱走向粥摊。找零的硬币从颤抖的手指间滑落，滚进了路边的排水沟。他蹲在沟边摸了半天，最后无奈地站起身。这个曾经指挥数万大军的将军，此刻竟然为了钱红了眼眶。

转机，在张际鹏坚持了几年后终于来了。这时台北的雨季来了，袁守谦在重庆南路的家里整理着来信。五年间，张际鹏的信在书柜里堆了厚厚一叠，每封都仔细标着寄出的日期。这些信从不诉苦，只在过年时简单写一句“一切都好，只盼归期”。

一九五四年秋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袁守谦终于等到了机会。蒋经国在报告里提到要争取流落在外的人员，会后他立即提交了精心准备的报告，还附上张际鹏这些年信件中显示忠心的段落。

与此同时，张际鹏正在香港邮局填汇款单。他把在码头干活挣的钱寄给台北的朋友，托他们转交袁守谦当活动经费。这个举动后来成了袁守谦说服保安部门的证据，“他要是真有异心，何必自己掏钱想办法回来。”

一九五五年三月，批复终于下来了，袁守谦马上自己掏钱买了船票，用挂号信寄到香港那个熟悉的地址。

基隆港的晨雾还没散尽，张际鹏一家提着最后两只皮箱走上码头。袁守谦特地穿着便装来接，两位老同学相视无言，只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臂，这个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在袁守谦的安排下，张际鹏以少将军衔办理退役，领着退休金在台北安了家。他们偶尔在和平东路的茶室聚聚，但更多时候张际鹏喜欢待在家里。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余程万在香港家里被劫匪杀害的消息，盯着看了很久，最后轻轻折起报纸收进抽屉。

晚年张际鹏常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孙子们在石榴树下玩耍。一九七零年一个冬夜，他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墓碑按他的遗愿只刻了“黄埔一期张际鹏”七个字。袁守谦亲自操办后事，把老同学的来信整理好珍藏起来，其中一九五二年那封边角磨损的求救信，被单独收在一个檀木盒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