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港张太夫人，跨国救援五百人

“一朝买作奴，终身为非民。伟哉张太君！独拯五百人。”这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为称赞宁波商帮小港李家张太夫人一件善举有感而发写的诗。

但是，这么大一件善事，地方志书都未记载。查阅文献资料，只在李氏家族史料中才有记录。

▲张太夫人像

在张太夫人长子李云书自撰稿《张太夫人事略》中记为：“

……有奸人某计买苦力四百七十余人，将鬻之南洋，谓之猪仔也，已装船，由镇海出口矣。被卖者家属呼号求救。五子征五（厚禧）知其事以告太夫人，太夫人闻之恻然，急命征五至甬与提督余、海关税务司穆商援救之法，皆愿相助。宁绍台道春顺一再推诿，而奸商已开船行矣。征五归禀太夫人，太夫人义形于色，急电长子云书回家商议援救。策既定，云书、征五遂至上海召集旅沪同乡开大会，于四明公所电告外国红十字会请求设法，并派专人赴南洋携款往赎，计得回国者四百五十余人，其未得归而死者十余人耳。是役也，前后所费约四万金云。

文中记载宁波劳工被骗卖到南洋做“猪仔”的达470余人，最后救回国的也有450余人，花费赎金高达4万银元，可见这件事当时无疑在沪甬两地引起了轰动。

有资料显示，从1800年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去东南亚的华工累计在1000万人以上。他们被当作货物运到国外，作为奴隶，地位低贱，当矿工、修铁路，毫无人权可言，受尽屈辱。在当时，这些华工出国需2至5个月的航程时间，其间全程被囚禁在船舱里，生活条件极端恶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故这种船也有“浮动地狱”之称。

那么，这件事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好在如今网络发达，笔者查阅网络数据库，发现在清末浙海关的十年报告上确实记载了此事——宁波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

500个男人，大多数是从农民中招来的，被送往海峡殖民地。宁波虽然并不比中国其他地方贫困，宁波人是富有的，也是容易满足的，但生活花费还是越来越昂贵。因此如果这项冒险成功的话，可能会出现一批移民。然而这次冒险并没有成功。有谣传说那些苦力在海峡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不久就被遣散。最后镇海附近小村庄小港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包了一条到新加坡去的船，把所有的宁波人都带回。

但这份海关报告中的措辞，却感觉是在揶揄做善事的人。这件事被一个镇海小港的富有地主给搅黄了，包了一条去新加坡的船，把这批人全部装了回来。洋人眼里，这件事好像变成了一次多管的闲事，说成是一次失败的移民计划。

继续查找史料，发现在1902年4月的《申报》上有连续两次报道，其中4月20日：

《设所救难》宁波访事人云：“浙江镇海县绅士李厚禧（征五）、鄞县绅士王澄联名禀诸鄞署，略谓：去年（1901）十二月，鄞人徐仲星、俞鹿鸣、戴永福、徐正荣、陈继昌、凌利生、张世标、沈和春、马友生等，以淘金爲名，招集本籍工人四百七十余名，用轮船载往外洋新加坡。现在众工人流落异乡，甚为可悯。职等谊关桑梓，不忍坐视，拟设法派人救回乡里，特借江北岸前街美颐洋行爲救难公所。凡被难人之家属或亲友，速即开明本人姓名、住址及平日所操何业，到公所挂号，以便汇册寄新加坡，按名资遣回籍，交其家属认明领回

1902年4月的《申报》连续两次报道

这则新闻报道信息有延迟，但对于整个过程的描述还是很详细，大致意思为：在1901年12月，有徐仲星等九人合伙以去海外淘金挣钱为名，在宁波招集工人470余名，用轮船运载往南洋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实际上并没有工作，工人们流落他乡，处境可怜，沦为被“卖猪仔”的命运。我们（指发起救助的李征五等乡绅）作为同乡，不忍心袖手旁观，打算想办法派人去把他们救回家乡。为此，特地借用了宁波江北岸前街的“美颐洋行”作为“救难公所”。凡是落难工人的家属或亲友，请尽快到公所来登记。登记时需写清楚落难工人的姓名、住址以及平时从事什么工作。我们会把登记的名册汇总寄到新加坡，然后按照名册，资助他们被送回家乡，交给家属辨认并领回。本公所是出于善举而设立，不收任何费用，请大家不要拖延。

又过了十天，4月30日继续报道：

《示救難人》宁波访事友人云：“

日前，镇海县绅士李厚禧、鄞县绅士王澄，慨念本籍工人被诱出洋，流离可悯，为特筹资设法拯之使归，一面禀请鄞县宰黄菊友大令晓谕各乡咸知此事。大令准之，随即出示晓谕曰：为示救难人谕饬事，据二品衔湖北试用道李厚禧等禀称，去年十二月间，有奸人徐仲星（即隆圻）等，以招工开矿为名，诱集鄞、慈、镇、奉、象五邑民人四百七十多名，雇「春生」轮船载往英属新加坡地方，卖充猪仔渔利。被该处同乡工商觑破奸计，控诸洋官华民政务司，贩卖之举虽得中止，而四百多人谋生无计，欲归无资。伊等现拨捐集款，派人前往该处，分别给发盘川，陆续救回，在江北岸美颐字号设立挂号公

所。

这篇报道里面对整个被骗过程介绍得更详细。即去年（1901年）12月期间，有奸人徐仲星（又名徐隆圻）等人，以招募工人开矿为借口，诱骗聚集了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五个地方的百姓，共470多人。他们雇用“春生”号轮船，把这批人运往英国属地新加坡。到新加坡后，实际上根本没有工作，企图将他们当作“猪仔”贩卖以牟取暴利。幸好被当地同乡的工商人士识破了这个奸计，并向当地洋人官府控告。虽然贩卖人口行为因此被阻止了，但这400多人失去了生计，想回家又没有路费。现在，李厚禧等人已经筹集捐款，并派人前往新加坡，给这些遇难同胞分别发放路费，将他们陆续救回。为了办理登记和救助事宜，他们在江北岸的美颐商号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登记接待公所。

至此，一份海关报告，两张《申报》的新闻，可以说把整个事件都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为何地方志书没有记载的原因，因为这件事与官方也脱不了干系。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认为移民也是一件好事，哪怕被骗。

但真的是这样吗？

晚清鄞县人陈炳翰，字洁庵，他平生特别留心地方掌故，关心社会动态，喜欢把所见所闻及时写在自己的诗文《洁庵吟稿》中。关于这件事，在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诗文中有提到：“

小民无告良可哀，粤省骚动未平静。燕豫邸报又告警，只为赔款帑藏空。各省加捐民不靖，加捐激变咎难辞，兵戈四起祸如斯。倡其议者在大吏，孰爲罪魁实西夷。香港西南新加坡，讹传掏金获利多。痴人贪利纷纷往，远离乡井投网罗。绅董慷慨形义举，雇轮赴救涉风波。

在诗文下面还备注：“

西人购华工出洋，既至，役以牛马。时华人在新加坡者数千人，苦不聊生，欲归不得，绅董集资雇轮往载。

他在诗文中也分析，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大量赔款，导致晚清政府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之后的苛捐杂税导致广东、河北、河南接连民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老百姓为了生活，纷纷背井离乡去讨生活。虽说下南洋淘金的宣传由某些地方官员发起，但实际上的祸根是在殖民的洋人。许多不明真相、贪图利益的人纷纷被骗到南洋、美洲等地去做苦工，沦为“猪仔”。幸亏得到了一些开明的宁波乡绅慷慨解囊，雇佣轮船前往救援。在陈炳翰的记事诗中对此事表示出的是赞许。但他记载的“时华人在新加坡者数千人”这描述不准确，实际上被骗者为470余人。

鄞县通志·洁庵吟稿

综上所述，120余年前这场由宁波小港李家张太夫人发起、其子李云书和李征五等人具体执行的跨国救援行动，其脉络与真相已清晰浮现。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慈善活动，而是一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民间力量对抗国际苦力贸易（卖猪仔）体系的英勇之举。

以小港李家为代表的宁波绅商展现了惊人的道义勇气和组织能力。他们迅速行动，自筹巨款（四万银元），通过旅沪同乡会、外国红十字会等多方渠道，最终包船亲赴南洋，成功将450余人赎回故乡。

然而，这样一件轰动沪甬、功德无量的善举，却在晚清地方志书中踪迹难寻。其原因，从浙海关报告的轻描淡写和揶揄口吻中可见一斑。幸而，《申报》的连续报道、李氏家族的私人记述、海关的间接记录以及陈炳翰的纪事诗，共同构成了坚实的证据链，穿越历史的迷雾，为我们还原了真相。

因此，百年前的这场跨国救援，堪称宁波商帮“知行合一、义利并举”精神内核的集中迸发。李氏家族（当时为名震沪上的工商业大家族）以宏大的商业资本践行更深远的道义责任，用果敢的实际行动守护生命的尊严，完美诠释了“利缘义取”的商业伦理。

这段尘封的历史启示我们，真正的商道不仅是创造财富，更是承担社会责任、彰显人性光辉。从昔日的南洋救赎到今日的驰援世界，这份精神基因始终在宁波的血脉中流淌，并持续照亮着新时代的企业家勇担社会责任、贡献民间力量的奋进之路。

来源丨作者 赵前进 陈一鸣

编辑、一审丨郑凯元 二审丨王昱啸 三审丨朱俊

责编丨沈焰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