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后，河南“一流人才”怎么突然断层了？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里，河南可以说是绝对的C位，是名副其实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从商朝的甲骨文，到北宋的《清明上河图》，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物。老子、庄子、韩非子、商鞅，这些中国人思想骨架的先哲们都与河南有着不解之缘。

唐宋八大家里，韩愈、韩愈、欧阳修（祖籍）都是河南人。更不用说那些定鼎天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了。

可以说，在明朝以前，河南就像一个巨大的人才“发动机”。

但奇怪的是，我们翻开明清两代，特别是清朝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现象：河南籍的、那种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一流人才”，似乎一下子少了很多。

跟旁边人文鼎盛的江浙地区一比，河南的星空显得有些“黯淡”。这就让很多人纳闷了：曾经那个“天下名人，中州过半”的河南，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明清以后，它的人才好像突然“断层”了？

曾经的人才“发动机”

“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

在古代，河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战略核心地位。因此，从夏商周到唐宋，有二十多个朝代在这里建都或迁都。长时间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让河南汇聚了天底下最顶尖的资源和人才。

咱们随便数数，思想家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这几位几乎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政治家和军事家，比如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李斯、抗金名将岳飞。文学家有“诗圣”杜甫、大文豪韩愈、“诗魔”白居易。

科学家有东汉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医学家，有写下《伤寒杂病论》的“医圣”张仲景。甚至在艺术领域，还有唐代的“画圣”吴道子。

到了北宋，首都开封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没有之一。这个时期，河南的人才产出达到了一个顶峰。

像推动改革的范仲淹（祖籍）、写出《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有开创了理学的程颢、程颐兄弟，都是那个时代的巨擘。可以说，那时候的河南，随便一个县城里可能都住着几个未来要进史书的人物。

这种辉煌是建立在它作为“天下之中”的绝对优势之上的。首都在这里，全国的精英自然会涌向这里；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事业才能得到滋养，书院林立，学术氛围浓厚。

在这样的环境里，诞生“一流人才”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永远站在舞台中央。随着一个关键时期的到来，河南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转折。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宋室南渡之后，并在明清时期被彻底固化了下来。

何为“一流人才”？

我们口中的“一流人才”，到底指的是什么人？这个标准在不同时代，其实是不一样的。不把这个标准搞清楚，咱们的讨论就可能跑偏。

在明清时期，也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断风层”发生的年代，社会评价一个人是不是“一流人才”，标准其实非常明确，甚至有些单一。

那就是 “学而优则仕”。当时最重要的上升通道，就是科举考试。

一个人，无论你多有才华，如果不能在科举考场上杀出重围，金榜题名，进入仕途，就很难被主流社会认可为“顶级人才”。

因此，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往往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内阁大学士、封疆大吏，以及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学术领袖、文坛盟主。他们的成功，几乎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比如明代的内阁首辅、清代的军机大臣，这才是大家眼里的“人中龙凤”。

所以，当我们说明清时期河南人才“断层”时，主要参照的是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与江苏、浙江、江西这些科举大省相比，河南在明清两代考中进士、特别是进入翰林院，最终成为朝廷重臣或学术大师的数量和比例，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比如晚明时期，在江南文人圈子呼风唤雨，引领文坛风骚的“复社”、“几社”中，河南籍的代表人物就屈指可数，侯方域算一个，但相比于江南庞大的文人群体，显得有些孤单。

然而，时间快进到清末民国，“一流人才”的标准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西学东渐，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再是八股文章写得好不好，而是看你是否能在现代学科领域开疆拓土。

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这些新兴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成了新时代众人仰望的“大师”。

正是在这个新赛道上，河南人又开始崭露头角了。

比如，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秉志、中国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冯友兰、甲骨文研究的一代宗师董作宾等等，他们都是河南人，并且都成为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这可是当时中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你看，同样是“一流人才”，标准一变，结果就大不相同。

明清河南为何“星光黯淡”？

为什么在明清时期，那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河南，在传统的“士大夫”人才产出上，会经历如此明显的滑坡呢？

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彻底转移。

我们知道，自从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不可逆转地南移了。

到了明清两代，以江南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凭借其发达的农业、繁荣的手工业和商业，成为了整个帝国的钱袋子。

所谓“苏湖熟，天下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江南地区财力雄厚，藏书楼、书院遍地开花，刻书业、教育业极其发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富庶的士绅阶层。

他们有钱、有闲，可以几代人专心读书，冲击科举。这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与此同时，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使得政治中心也永久性地离开了中原地区。河南的地位，从曾经的“京畿之地”，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连接南北的普通内陆省份。虽然它依然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粮食产区，但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全国的精英产生虹吸效应。

人才和财富，就像水一样，总是流向高地。

在明清时期，政治高地在北京，经济和文化高地则在江南。被夹在中间的河南，就显得有些尴尬和落寞了。

第二个原因，是天灾人祸的轮番打击，严重破坏了河南的社会生态。

如果说经济中心的南移是温水煮青蛙，那天灾人祸就是一记记重拳，直接打在了河南的身上。其中，最致命的就是黄河泛滥。

明清时期，黄河决口、改道的频率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河南正处于黄河中下游最不稳定的河段，每一次黄河发大水，对河南来说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良田被淹，城市被毁，无数百姓流离失所。

一个常年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社会，是很难有余力去供养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的。家庭连饭都吃不饱，又怎么可能支持孩子“十年寒窗苦读”呢？

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明末的农民起义，李自成的主力部队就长期在河南境内活动，与明军反复拉锯。

连年的战乱，给河南社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百业凋敝。

即使到了清朝前期，河南的元气也远未恢复。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基础被严重削弱，人才成长的根基也就被动摇了。

在这双重打击之下，河南的社会经济水平与江南地区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民国时期的“弯道超车”

当所有人都以为河南的人才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时，进入民国时期，它却在一条全新的赛道上，实现了一次令人惊叹的“弯道超车”。

前面我们提到了，随着清朝灭亡，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学校教育和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

这对于所有省份来说，都意味着一次“洗牌”。

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比拼的是适应新时代、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而这一次，河南抓住了机会。

河南虽然在明清时期经济相对落后，但它那深不可测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反而成了一种独特的优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考古学。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地下埋藏着数不清的古都遗址和文化宝藏。

当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河南安阳的殷墟立刻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将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而在这场伟大的学术发掘中，河南籍学者董作宾脱颖而出，他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是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你看，古老的土地，反而孕育了最前沿的现代学科。

另一个例子是哲学。河南是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发源地。这种深厚的哲学思辨传统，似乎也融入了河南人的血脉里。

到了民国，当人们开始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框架来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思想时，河南唐河人冯友兰站了出来。

他以一部《中国哲学史》，构建了第一个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体系，享誉海内外，成为一代哲学泰斗。

除此之外，在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等众多现代学科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河南籍的领军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当选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河南的人才“基因”并未消失，只是在旧的赛道上被压抑了。

当然，今天我们再看河南，它正在努力建设“国家创新高地”和“重要人才中心”。

了解了它在历史上经历的辉煌、沉寂与复兴，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它今天所有努力背后的那份厚重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