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见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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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峨的布达拉宫金顶折射着耀眼的阳光，大昭寺前酥油灯长明不熄。朝圣者沿着蜿蜒的青石板路虔诚叩拜，喇嘛们的诵经声在雪山环抱间回荡。在青藏高原的辽阔天地间，藏传佛教以其独特的精神魅力和文化底蕴，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布达拉宫。摄影/Shigatseapso，来源/图虫创意

2025年9月，西藏自治区迎来成立六十周年的辉煌时刻。六十年来，西藏历经沧桑巨变、实现繁荣发展，呈现出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崭新气象。藏传佛教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伟寺院到寻常百姓家，从卷帙浩繁的经典文献到日常的祈福仪式，深刻影响着藏族同胞的生活。它既是雪域高原上璀璨的文化明珠，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可以说，一部藏传佛教史，也是一部汉藏文化交流史。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唐朝初年已经颇为兴盛。而此时的西藏地区，仍处于起始于民间信仰的苯教影响之下，民众崇信自然神力、进行巫术占卜等活动。

公元7世纪初，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他先后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来自佛教盛行的国度，并且都虔诚信佛。她们进藏时，带去了许多佛像与佛经：赤尊公主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弥勒佛像和度母像；而文成公主则带去了被藏族至今奉为至宝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传说这尊佛像在释迦牟尼在世时便已造好，历经诸国辗转，最终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妆来到吐蕃。在两位公主的支持下，松赞干布兴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用来供奉她们带来的佛像。在建寺过程中，也融合了吐蕃本土宗教苯教的元素，从而更加适应当地的信仰习惯。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成婚结亲的画作。摄/詹茜卉

松赞干布迎娶两位公主，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是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向往。文成公主和亲吐蕃后，大大促进了两地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公主进藏途中一路传播佛教，还在青海地区留下了佛教摩崖石刻。随她一同来到吐蕃的还有中原僧人，他们不仅翻译佛经、诵经祈祷，还向当地民众传授医学等知识。

松赞干布去世后，由于苯教势力根深蒂固，佛教在吐蕃一度受到打压。直到赤德祖丹即位，向唐朝求娶了同样信仰佛教的金城公主，派桑悉（希）等大臣到唐朝迎取佛经，佛教在吐蕃重新得到推广。金城公主来到吐蕃后，找出了之前被封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重新进行供奉，并庇护了许多从西域佛国于阗逃亡到吐蕃的僧人。

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基础上，唐朝频繁与吐蕃举行和平会盟。这些重要的会盟，很多都是在佛教寺院里举行。比如公元765年和767年，唐朝和吐蕃两次在长安的皇家寺院兴唐寺会盟。唐蕃之间最重要的一次盟约，公元821-822年的“长庆会盟”也是在兴唐寺举行前期仪式，并在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歃血为盟、立碑纪念。唐蕃会盟的仪式中融入了不少佛教元素，如在佛像前行礼、由僧人诵经祈福等，双方都认为在佛前起誓更庄重、更有约束力，侧面印证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

唐朝前期，不少来自汉地的僧人取道吐蕃、尼泊尔进入印度取经求法。这些僧人虽然只是过路，但也让吐蕃人亲眼看到了汉地佛教的兴盛和求法者的决心。

公元754年，吐蕃派遣使者桑希前往长安取经，开创了赴中原取经的传统。桑希是护送金城公主进藏后留居西藏的唐朝大臣巴德武之子、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儿时的玩伴。他不仅从长安带回了大量佛经，在成都跟随禅宗大师学习禅法，还前往五台山求取佛寺图样，作为在吐蕃兴修佛寺的参考。在他的影响下，赤松德赞大力倡导佛教。公元781年，吐蕃又正式向唐朝请求派遣僧人传授佛法。唐朝派了良琮、文素等僧人赴藏，并约定每两年轮换一次，这是佛教第一次有组织地在吐蕃进行传播。

后来，吐蕃甚至主动征召汉僧前去讲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禅僧摩诃衍。摩诃衍原本在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修行，在当地颇有声望，被尊称为“国德”“蕃大德”，甚至能够参与处理地方政务。他所修习的禅宗讲究“顿悟”，主张信徒可以在修行中突然觉悟佛法。摩诃衍在吐蕃短短两三年，就吸引了大批信徒，据说有五千多人跟随他学习，其中还包括吐蕃赞普之妃、姨母等贵族女性。他向信众教授《楞伽经》《维摩诘经》等禅宗经典，影响力迅速扩大。

敦煌莫高窟。摄/章频，来源/图虫创意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时吐蕃也在传播由印度传来的“渐修”法门，强调循序渐进、一步步修行。摩诃衍的“顿悟”禅法传播太快，引起“渐修”一派不满，两方争论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一场持续三年的“顿渐之诤”。最终在当时的桑耶寺举行两派辩论，赤松德赞最终选择支持印度一系的“渐修”派，摩诃衍的“顿悟”派逐渐失势，禅宗在吐蕃的传播也随之减弱。

不过，禅宗还是在吐蕃留下了汉地佛学的印迹。在摩诃衍之前，另一支来自四川的禅宗——净众宗和保唐宗，其实已经传入吐蕃，前文提及的使者桑希就是这一派的传人。当时在吐蕃还有许多其他修习禅宗的汉藏僧人和信徒，禅宗的一些经典还被收入吐蕃的藏文佛经目录中，成为藏传佛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这些取经、译经的活动一度受到吐蕃保守大臣的阻挠，但禅宗经典还是得以保存下来，并在后来逐渐融入藏传佛教的教义之中。

吐蕃人管·法成是联结汉藏佛教的重要人物。作为9世纪吐蕃著名的佛学翻译家，他精通藏、汉、梵三种文字，将《大宝积经被甲庄严会》《楞伽阿跋多罗宝经》《贤愚经》《解深密经疏》等佛教经典由汉文译为藏文，又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由藏文译为汉文。其中《贤愚经》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几乎成为僧俗藏人佛堂必供典籍。此外，他还留下了《大乘稻秆经随听手镜记》《四分戒本疏》《瑜伽师地论讲义录》等汉文著作，其中既融入了藏传佛教的思想内容，也吸纳了汉传佛教的诸多概念，尤其注重汉、藏经典互证，体现了藏传佛教在思想领域的中国化。

有宋一代，汉藏佛教之间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官方交流，但是民间来往并未断绝。北宋与吐蕃接壤地区兴起了一批佛寺，位于岷州（今甘肃岷县）的广仁禅寺就是其中之一。寺里的僧人念的是藏文或梵文经典，气势恢宏，说明藏传佛教在这里已经相当兴盛。而建寺过程中，也有许多当地藏族首领出资出力，都是归顺宋朝的吐蕃豪酋。这座寺院中信奉的佛教既不是纯粹的藏传佛教，也不是纯粹的汉传佛教，而是融合了两种文化特征的佛教。广仁禅寺强调戒律，也注重禅修，是宋代汉藏佛教交融的生动缩影。

元朝时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中央设立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负责统筹西藏各项事务，并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西藏与祖国其他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联系日益密切。元世祖忽必烈召集汉、藏、蒙等族佛学家对勘编纂完成十卷本《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部书对比了佛教基本典籍在汉传与藏传过程中产生的内容差异，促进了汉藏佛教经典的研究和传播。

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也开始大规模向中原地区传播。西藏的高僧大德纷纷来到汉地传播佛法，他们收徒授戒、修建寺庙、翻译佛经，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向北可达元朝的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向南则远至浙江、福建。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风格往往融合了汉、藏、蒙等多民族元素，如经典的藏式白塔、曼陀罗布局，同时也保留了汉式山门、僧堂等结构。

此时，藏传佛教萨迦派不但在西藏势力最强，也最受朝廷尊崇。早在公元1244年，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就与蒙古王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盟，并写下《致蕃人书》，劝说西藏各方势力归附。此后，该派的杰出僧人先后被封为“帝师”，普通僧人也可凭金牌通行于西藏与京城之间，藏传佛教由此在汉地空前兴盛。整个元代先后共有14位帝师，第一位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元朝的官方文字八思巴蒙古文，还为元大都进行选址设计。帝师不仅是皇帝的老师、拥有崇高名号，更实际参与管理西藏和全国的佛教事务。他们参与佛道辩论、奖励优秀汉僧、编制僧团规范、保护寺院财产以及重修白马寺等佛教古刹，加强了汉藏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共兴。

凉州会盟所在地甘肃武威白塔寺。摄/田志民，来源/图虫创意

明朝建立后，皇帝深知藏传佛教早已在西藏深深扎根，所以治理西藏时也注重借助僧人的力量。明初为了稳定西藏、彰显正统，不断派遣使者入藏，大约有68批使团前往西藏，其中洪武、永乐、宣德三朝最为频繁。这些使者中既有汉官、汉僧，也有不少藏僧。他们宣告改朝换代，册封西藏高僧并邀请他们来大明朝贡。

对西藏僧人来说，朝贡不仅是政治任务，还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朝廷赏赐多，沿途食宿由政府承担，返回时还能采购茶叶等物资带回藏地进行贸易。因此，进贡的僧人源源不断，尤其在明宣宗时期，朝贡次数激增，有时一年超过24批，连边境地区的僧人也纷纷加入。到明宪宗时，有些使团规模竟达到上千人。西藏僧人带来的佛像、佛经、舍利等宗教物品，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

一些明朝皇帝也信仰藏传佛教、促进藏传佛教发展。明代永乐和万历年间，两度组织刻版印刷藏文《大藏经》。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巴·得银协巴曾在南京灵谷寺为明太祖和太后举行为期14天的超度法事，参加僧众达两万人。此事深深触动了明成祖，使得他从此笃信藏传佛教。明武宗甚至自学藏语、穿僧衣、封自己为“大庆法王”，并在宫中建寺举办法事。宫内太监、宫女也多有效仿，佩戴藏式法器。民间受此影响，藏僧举办法事时，常有百姓在旁围观礼拜，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已融入汉族民间生活。

由于皇帝多优待藏僧，因此明代京城中居住着大量西藏僧人，其中有些人被封为法王、佛子、国师等，享受优厚待遇。他们参与译经、举办法事、协助修建寺院，还经常作为朝廷使者出使西藏，加强中央与西藏的联系。

早在入关之前，清朝（后金）统治者就已经接触到藏传佛教。努尔哈赤以师尊之礼接待从西藏来到东北传教的喇嘛，皇太极则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造了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用来供奉八思巴所铸的大黑天像。

清廷逐渐确立起一套完整的册封四大活佛转世系统。其中前藏地区由达赖喇嘛管理，后藏地区由班禅额尔德尼管理，喀尔喀蒙古地区由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管理，内蒙古地区由章嘉呼图克图管理，每一任大活佛都需要经过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才能获得正统地位，活佛的转世灵童则须由金瓶掣签认定。

活佛作为藏传佛教的首领，与中央保持着密切往来。顺治年间，五世达赖喇嘛抵达北京，住在专门为他建设的西黄寺内，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二世章嘉因成功调解喀尔喀蒙古的部族纷争受到康熙重用，受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后来又积极劝谕青海蒙古诸部归附清朝。康熙曾五次朝礼五台山，题写多语碑文，并将十座汉寺改为喇嘛庙。在第三次巡礼时，他还与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行各寺。

雍正早年就跟随二世章嘉学法，即位后又将三世章嘉接至北京，让他与皇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一同读书。三世章嘉的待遇极高，可乘御车、坐龙座，也被封为国师。雍正常召集三世章嘉与汉僧共同参研佛法，还将交流心得发文各地，促进了汉藏佛教义理上的融通。与三世章嘉情谊深厚的乾隆更是深涉藏传佛教。在三世章嘉的建议下，乾隆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作为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研修中心，设有显宗、密宗、医学、时轮四大学院，并从西藏请来高僧担任教师。此外，他还支持三世章嘉向皇室成员、官员、宦官乃至汉人士绅传法，使藏传佛教的影响深入宫廷内外。

更特别的是，清代还形成了一套固定的“驻京活佛”体系，被称为驻京“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源自蒙古语，意为“圣人”或“转世活佛”。清朝用这个尊号册封蒙藏地区的高僧，只有修行极高者才能获此荣誉，其名号会正式录入理藩院档案。

据记载，清廷共认证了160位呼图克图，其中常驻北京的，乾隆年间有8人，到晚清增至12人。这些驻京活佛不仅是宗教代表，还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清廷希望通过尊崇藏传佛教，安抚蒙藏地区，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处理边疆事务。活佛出面，往往事半功倍，多次调解民族纠纷，成为连接中央与边疆的重要桥梁。

西藏白塔、寺庙。摄/胖摄影哥哥_喆，来源/图虫创意

清代北京最出圈的藏传佛教活动，莫过于“跳布扎”（民间称为“打鬼”）。这是一种金刚驱魔舞，旨在祛除邪祟、迎接吉祥。每年正月，雍和宫、黄寺、黑寺等地都会举行，皇帝常亲临观看，百姓更是万家空巷，齐来围观。据《燕京岁时记》载：“打鬼本西域佛法，并非怪异……都人观者甚众，有万家空巷之风。”雍和宫“跳布扎”的活动持续三天，包括“演鬼”“打鬼”和“绕寺”，场面盛大，仪式感十足。到了晚清，这已成为北京春节民俗的一部分。

承德是清代的另一个藏传佛教中心。皇帝为了在避暑时接见蒙藏领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在避暑山庄周围修建了12座宏伟的藏传佛教寺庙，其中8座由朝廷供养，俗称“外八庙”。其中普宁寺是为纪念平定准噶尔叛乱、维护西北统一而建，形制仿照西藏桑耶寺；普陀宗乘之庙规模最大，是仿照拉萨布达拉宫而建，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东归；须弥福寿之庙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专为六世班禅前来为乾隆祝寿而修建，是清廷礼遇班禅的象征；安远庙则仿照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庙修建，为迁居至此的蒙古达什达瓦部提供宗教活动场所，寓意“安抚远方”。

河北承德普宁寺。摄/yuanming1860，来源/图虫创意

“外八庙”的建筑极富特色，融合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风格，是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象征。鼎盛时期，这里驻锡的喇嘛有两千人左右，设有专门的佛学院，讲经学法活动非常兴盛。

随着汉藏文化频繁交流，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形成共同发展的交融态势。藏传佛教承载着千年以来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传统，为维护西藏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精神财富。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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