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制度的支撑，遍地海瑞都没用

在的留言区有朋友疑问“海瑞这个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青天怎么就令人厌恶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围绕海瑞所代表的清官来聊聊。

我们都知道大清官海瑞，在老百姓心中是完人是洁白无瑕的，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不可能有哪怕一点点的白璧微瑕的黑点。

然而，如果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级对清官们的评价实在是不能让老百姓满意，甚至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晚清的小说家刘鹗，他对这个问题有个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里有这么一段：赃官可恨，人人知也；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唯我不要钱，何所不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里面塑造了一个叫刚弼的人物，以清廉自居，但同时是个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他办了很多冤假错案：在审理贾家十三口命案时，仅凭极少的证据就断定是魏氏父女所为。他的逻辑令人胆寒：“这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一个人钱。”

刚弼坚信自己不贪一文，便拥有了断案的绝对权威，于是跳过证据链，仅凭臆测就用酷刑逼供。这种心态正如刘鹗所斥：“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 ，道德优越感成了作恶的通行证。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就是道德上的一种绝对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到一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境界，对自己的行为盲目的自信，做任何事情都凭借着自己这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感去办。

海瑞就这么个情况，他这个人别说现在，生前就毁誉参半：当时朝廷有人给嘉靖皇帝上书说海瑞这个人“知忠如蝼蚁，尽孝是禽兽”，翻译过来就是这人忠孝异于常人，他做出来的事情都不是人干的，是愚忠、憨孝。这是个既敬佩又愤慨还带点可怜味儿的评价。

海瑞这个人是最典型的读儒家孔孟读傻的人，他一辈子以圣人的标准严于律己，忠孝不仅要两全，而且要全到一个极端。更过分的是他不仅要自己做到，还要求全天下的人跟他一样。他那句话很有名的话“天下皆浊我独清”，把全天下的人都当另类去看，只有自己才是正常人。

那为什么海瑞一直被统治阶级所推崇呢？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海瑞他一直喊的口号——向朱太祖学习。海瑞的一生其实就是朱明王朝200年主旋律打造出来的极端结晶体，因为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就鼓吹道德治国，强调忠孝。

海瑞他原本是浙江淳安县的一个小官员， 这是个山多田少、物产匮乏的穷县。按理说，一个县官的职责是想办法让百姓吃饱、生活改善。 然而海瑞他认为整个大明朝全是贪官，“天下皆浊我独清”嘛，只有我是最干净的。所以他每天穿一个布袍，不穿官袍，吃粗米饭，自己种菜， 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围绕“廉洁”与“正直”。 老母亲做寿，他才咬咬牙去买了两斤肉，居然成了当地爆炸性的新闻。搞得当时的浙江 巡抚 胡宗宪都知道，就派人去看望他，他也只是用粗米去款待。

然而，“清”不等于“能”。海瑞在任上并没有让百姓生活变好，地方依旧贫困。百姓当然敬他正直，但也有人私下议论：“清归清，肚子还是饿的。”这恰恰反映了道德理想与现实治理之间的落差。

不仅如此，他还动不动对皇帝死谏，时不时抬个棺材上疏。他对太祖皇帝朱元璋的祖制疯狂地崇拜迷信， 朱元璋推崇“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但因为生性猜忌、刑法酷烈，他所倡导的道德，其实常常与政治暴力绑在一起。海瑞在思想上完全继承了这种极端的道德观，他认为只要合乎“祖制”，即便要以残酷的惩罚去维护，也属正当。

为响应太祖的遗训，他对母亲谢氏是言听计从，可以说是至孝。所以有人调侃他，生平除了相信大明王朝的皇帝和他老妈以外，结发妻子和亲生女儿都是无所谓的。

据《明史·海瑞传》记载，他为母尽孝“有过其度”， 三四十岁还与母亲同住一屋，对母亲百依百顺，却对妻妾和子女极度冷漠。别看他那么穷，天天穿布衣，买个肉都要咬咬牙，结果却是他结了三次婚，纳了两次妾。而且每天都板着个脸，跟自己老婆讲什么非礼勿视，但他生孩子的速度他又很快，一口气生7 个，不过夭折了 5 个。

他第一个老婆叫潘氏，非常勤劳，非常肯干，性情温顺，只因为海母不喜欢，他就马上休掉然后续弦了许氏，生了两个女儿，但是他老母亲想要抱孙子，就认为这个许氏没有生儿子的命，所以这个大孝子海瑞直接把她逐出家门。接着第三个老婆突然暴卒，坊间传言说海瑞有杀妻之嫌，但后来不了了之，另外还有一个妾受不了屈辱，自缢而亡。

更令人唏嘘的是，海瑞的一个小女儿因为饥饿吃了仆人递来的一块饼，被他以“失礼”为名禁止进食，几天后饿死。这些记载见于多部明代笔记，虽有夸饰之嫌，但也反映了同时期士人对他性格“过于执拗”的真实印象。

类似事迹在 明朝很多的笔记记录中 举不胜举，包括他们同事之间的笔录。海瑞的一生秉承孝道，但是他的观念实际上是非常的扭曲的，一切正常的人性都在他这种孝道观的掩护之下磨灭了。当然这个就是朱元璋所提倡的孝道，所以同僚数落他“尽孝是禽兽”不过分。

海瑞的一生一心想当个圣人，官场上的他更是不识时务，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对立面。因为他自己也没干成什么实事不说，却有病态的、迂腐的、书生典型的道德洁癖，自律的标准之高非人性化，对周围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严苛到了残暴的地步。所以他当时的恶评在社会上是非常的广泛，所有人都讨厌他。

比如万历四年4月份，当时的海瑞已经是王朝宣传的典型了，但是他的同事，时任南京提御史的房桓，气得不得了，一心上书弹劾海瑞，批评他“大奸即作，欺师盗名、诬甚自贤，损君辱国”。

当然，皇帝是不会处理他的，因为皇帝需要这样的人。海瑞代表着真话，杀了海瑞不就证明皇帝听不进忠言吗，皇帝就是要告诉天下：我连海瑞的话都听得进去，你们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讲的？咱大明王朝就是要大鸣大放，大家应该向海瑞学习跟我来说实话。

海瑞是尽忠，但是他做官完全是书呆子的那种方法，别人说什么他就什么，以形式主义的道德去评判是非。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讲到海瑞审案极端偏激，动辄以身份、辈分为标准，“父子争则必判儿输，富穷讼则必判富败。”他把道德压在法治之上。这种裁判方式，看似维护“正义”，实则破坏了法律的公平。

总之当时的社会上下对他都是非常恐慌的，甚至有同僚多次举荐他去京城做官，不为别的，单纯因为讨厌海瑞但又找不到他贪污的证据，没办法搞掉他，只能用这种方法让他赶紧升迁。

搞到最后皇帝也认为他就图个名，干不成什么实事，索性直接利用他的剩余价值——给他竖了一个清官的招牌。嘉靖皇帝就无数次想砍他脑袋，但又怕留下恶名；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更过分，说“瑞虽当局任势，恐非所长，而用于镇雅俗颓风，令颓风未为无补”。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对海瑞的节操、廉洁深信不疑，但是又认为这个耿直的忠诚只是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江山社稷百姓民生方面没有任何的建树。

海瑞的一生除了忠孝，在政绩上基本是毫无贡献，他一生为官33年，一半（16年）的时间在干嘛？在罢官！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剧叫《海瑞罢官》吗？虽然说他也提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几乎没有被采纳过。实际上，他清廉的努力对当局是没有任何的效用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好的制度，让贪官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单靠某些官员洁身自好没有任何作用。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后世有人说海瑞如果掌握实权，以他那种搞法不但无法激浊扬清，还会使整个国家变成咱东北边邻居一样的人间地狱。

清代的康熙皇帝对“清官”有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清官多刻，则下属难堪；轻而宽放，为尽善。”意思是太过清严会让人无所适从，只有宽厚兼容，才算至善。他又引用朱熹之言：“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

身为一国之君，康熙当然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 这句话用来评价海瑞，恰到好处。海瑞的问题不在清，而在“自以为清”， 这种 优越感 心态导致了他在施政中用法苛刻，而这一点恰恰就导致了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

老百姓最怕什么？不是贪官，而是酷吏。贪官虽然可恨，但至少懂得人情世故；酷吏自以为公正无私，动辄用刑，百姓反倒无处可逃。海瑞恰恰就是这种极端的“清官酷吏”。

海瑞认为道德第一，贪污者必须死。他对朱太祖的剥皮实草的残酷惩罚非常怀念，并且建议皇帝恢复这个祖制。这个建议不但让整个官场恐慌，皇帝也吓了一跳，赶紧让他退下，认为这个事情搞得太过分。如果真这么搞，那整个官场就全变成稻草人了。

事实上，朱元璋晚年正是因为这种“以刑治世”的思路，逼得官场人人自危，整个行政体系近乎瘫痪。海瑞还想延续这种逻辑，希望以个人的道德纯粹去重塑整个体制，可体制的问题，从来不是个人品德能解决的。

这正是历史讽刺的地方——皇帝利用清官来证明王朝有希望，但清官的存在本身就说明制度出了问题。一个国家若要靠个别人的清廉维系，只能说明制度不公、监督失灵。你海瑞再清，也清不过机制的混浊。

放眼当今世界，凡政治相对亲民的国家，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如果还需要靠道德去立命，你觉得现不现实？固然海瑞他是大明朝提倡的道德楷模，但是要明白，这是皇帝提倡的楷模，不是老百姓提倡的楷模。

实际上 海瑞在明清两朝民间口碑是很差的， 在其治下基本找不到一户富裕家庭。因为一个富裕家庭在海瑞眼里必然是欺负老百姓的存在，作威作福的存在，三座大山的存在。

就像刘鹗认为的，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的一种绝对优越感，这使他们认为自己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一个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界，对自己的行为盲目的自信，做事所凭借的只是道德上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嗤之为乡愿。

胡适对《老残游记》的评价：“这部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指出了清官的可怕。” 这种可怕，本质上是对制度缺失的警示：唯有建立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 “为民做主” 变成 “由民做主”。也提醒我们：与其期盼清官，不如期盼清明制度；与其依赖“海青天”，不如捍卫法律尊严。

当我们不再将希望寄托于某个清明“父母官”的出现，而是致力于建设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制度时，这个社会才能真正迈向成熟与理性。毕竟，好的制度能让坏人不敢作恶，而单靠清官的个人品德，不但难以保证天下的公平，还可能“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