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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整齐严肃,无时不惧”:外在表现为言行端正、态度庄重,内在则是对规律、责任、良知的敬畏。这种“惧”非怯懦,而是对“失德”“失职”的警惕,如他在日记中多次反思“宴起”“妄言”,正是以敬畏之心约束己身。
从二程以来,程朱理学看重这个。我个人对这个有些排斥,我不想活的这么沉重,我喜欢自由轻快。
但是,不得不说,这一点确实重要。我的所有不扎实,浮躁行为,都与这个“敬”字的浮动有关系。
“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强调独处时的“收心”功夫。曾国藩早年有浮躁之病,曾自述“心猿意马,何尝稍定”,而“主敬”要求在无事时保持内心安定,不胡思乱想、不沉溺私欲,如同他每日静坐养神,便是“心在腔子里”的实践。
人很容易胡思乱想,妄想很多。人心收放自如,难。往往放出去收不回来。
曾国藩采取守势,少放出去。
“应事时,专一不杂”:面对事务时专注投入,不被杂念干扰。无论是早年在京治学、中年练兵打仗,还是晚年处理洋务,曾国藩都以“专一”著称,如创办湘军时,他拒绝官场应酬,一心研究军制、整顿军纪,正是“主敬”在事功中的体现。
据说我这种双子座,最难守一不移,专一不杂。
修习正念,也是修这个专一不杂,专一的当下,还要有清明而温和的觉知。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追求内心清澈明达,如同太阳升起般光明磊落。这是“主敬”的最高境界——通过持续的自我约束,实现品德与心智的通透,待人处事无愧于心。
我保留这个主敬,对人性的束缚过多,我修这个“主觉”。
曾国藩的“主敬”并非空谈,而是贯穿一生的具体行动,甚至伴随他克服自身“天性缺陷”:
1)早年克己:以“敬”改惰。青年时的曾国藩并非天生自律,曾因“贪睡”“宴饮”“与人争执”多次自责。他践行“主敬”的方式极为严苛:每日清晨必起,无论冬夏;见人必正容敬礼,哪怕对下属也不松懈;处理公文时“目不旁视,耳不旁听”,避免分心。这种近乎“自虐”的自律,正是“整齐严肃”的落地。
2)中年临危:以“敬”定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艰难时期,曾国藩屡遭败绩,甚至两次投水自尽,而“主敬”成为他稳住心神的关键。他在书信中告诫自己“每逢大事有静气”,战败后不怨天尤人,而是独坐反思战术、整顿人心,这种“应事专一不杂”的定力,让他在绝境中重整旗鼓。
3)晚年持重:以“敬”守心。功成名就后,曾国藩仍以“敬”防骄奢。他官至两江总督,却坚持“每日三省”,在日记中写下“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以‘主敬’为第一要义”,甚至临终前仍叮嘱子孙“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可见“主敬”已成为他刻入骨髓的修养。
这一条是曾国藩学问的基础,冯唐一直在讲曾国藩,他这一条是讲不好的。我更讲不好,什么时候真正理解这个“敬”了,才能把曾国藩讲好吧。
曾国藩的“主敬”,是儒家“修身为本”的工夫实践。真正的强大,始于对他者的敬畏与自我的约束。这种修养不仅让他从一个“中等资质”的普通人成长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更留下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奇。正如他所言:“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以敬畏之心待己、待事、待人,方能在浮躁中守定方向,在困境中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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