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中旬,华北寒意陡升。冀热边一场紧张会议刚散,日本增援部队已堵住杨家铺出口,枪声和浓烟把树林染成灰黑。任远腿上两处枪伤,仍死撑着指挥警卫班突围。雨点般的子弹打翻了四百多名干部战士,他最终昏倒在一片残垣后,被敌人抬往唐山。自此,一场桌面与刀尖并存的谍战开局。
任远只是他的又一个化名。乡党知道的马嘉善、延安档案里的马耀武,都指向同一个绥德青年。七七事变那年,他本可进北平师大,却在清涧河畔把准考证撕成碎屑,跟着红军向西。先是陕北公学,再到社会部特训班,李克农、潘汉年轮番授课——“谍报,人命关天,学会藏拙才有命翻下一页。”十九岁的任远被同学戏称“小人大将”,他自己却反复练习发报暗号,直到手指磨出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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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冬,他奉命在冀东组建“燕山部队”情报联络站,公开身份是军区联络部长,暗暗统驭数十条电台线。元宵节前后,他只带便衣班和一台报机潜进伪乡长家墙壁夹层;报机夜里嗡嗡作响,白天化作一块木板。敌人扫荡十余回,最近的那次,日军指挥官甚至在墙外烤地瓜。任远把烟灰掸进袖口,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情报工作的刀口舔血不止于无线电。1943年,他化名刘杰混进秦皇岛,打算策动山海关警备团长张爱仁起义。张爱仁两面下注,嘴里喊“兄弟们撑不住”,背后却让汉奸江东给鬼子递暗号。中秋前一天,约定的起义变成伏击,李运昌司令带队险些陷全歼。任远连夜穿林滚沟,雨水和血水糊满军装,身后十八岁文书陈敏倒在黑影里。那一晚,任远第一次在作战笔记上用铅笔写下:“策反未成,另寻钩子。”
风声越来越紧。丰润皈依寨会后,部队南撤,日军飞机、骑兵、宪兵三路合围,任远与百余人被俘。当天夜里,他在马厩里撕碎暗号本,混着稻草嚼烂吞下。新手交通员看得目瞪口呆,他低声命令:“不要眨眼,记住这味道,比枪油苦,比命还甜。”翌日叛徒张铁安被带来指认,特工身份暴露,日军视他为通往东北情报网的钥匙。
唐山川上宪兵队很快给了他“优待”——独间病房、鸡蛋牛奶、两个荷枪守卫。日本军官宫下反复暗示:“只要交出名单,立刻安排到北平疗养。”任远一笑,心里却飞速盘算。硬撑必死,诈降或有转机。他想起陈云在延安讲的那堂课:“缺口不是给敌人开的,是留给自己反咬一口的。”于是,他决定“以特制特”。
接下来三周,他一字一句口供了三十多个“关系”。第一批十五人,全部子虚乌有。姓名、门牌、接头暗号一应俱全,甚至连某个“铁路巡警爱喝桂花酿”这种细枝末节都编得滴水不漏。第二批人名单真实一半、虚假一半,且精挑细选。汉奸、叛徒在列,真正的同志被巧妙“拔”出去。张爱仁、宪兵队长武田、告密者张铁安全数被写进供词,日本人自以为逮到了潜伏网络的主干,愤怒之下先后将张、武两人处置。消息传出,秦皇岛码头边的老船夫拍手道:“原来鬼子也会踩到自家铁钉。”
“刘部长,冤枉啊——”据说张爱仁临行前在军车里失声痛哭。任远背靠牢门只淡淡一句:“人各有命。”两条毒刺被拔走,冀东地下线反而安然无恙。至此,日本宪兵才意识到被耍,可情报已进纸篓,人也入黄土。
1945年2月,一个暴雪清晨,冀东党组织通过单线关系把任远从宪兵队押送车上“掉包”出去。事后审计那份宪兵报告,宫下只在最后写下一个词:“上当。”不到半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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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任远转战北平公安、东北军工,再到核二院。档案里一句评语颇有意味:“善假,亦善真,敢把生死当筹码。”有人问他后不后怕,他把茶杯放下:“怕有什么用?只要敌人还在算计,就要想办法让算盘在他手里炸裂。”语气轻描淡写,却听得人后背发凉。
任远的故事让人明白,桌上的情报与战场的子弹一样锋利;有些胜利不是靠冲锋陷阵,而是靠一张“假名单”送来的。不得不说,谍报线纵横交错,人心握得再死,也得给自己留条活口。正如那几页被吞进胃里的纸屑,外人只看见沉默,真正的密码早随血液流进了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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