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有十分的把握，就算蒋介石知道他帮助吴石家人，也不敢动他！

敢在蒋介石眼皮底下，帮他定了死罪的人的家人，还笃定自己不会出事，陈诚这波操作，在当年的台湾堪称胆大包天。要知道1950年的台湾正处于“清匪肃谍”的白色恐怖高峰期，平均每3天就有1名“政治犯”被处决，沾了“通共”嫌疑就可能家破人亡，而陈诚偏要逆势而为，背后藏着的全是实打实的底气和复杂的政治考量。

吴石不是普通人物，保定军校三期毕业，和陈诚是同门师兄弟（陈诚为八期），1926年南昌战役中还曾背着受伤的陈诚突围，两人早在内战时期就多次共事，私交深厚。1949年，吴石受组织委派赴台，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暗中为大陆传递《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核心情报，也就是后来闻名的“密使一号”。1950年，由于叛徒蔡孝乾出卖，吴石的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蒋介石亲自下令“从严惩办”，最终吴石于同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处决。

吴石被捕后，他的家人瞬间陷入绝境。妻子王碧奎原本被判处9年徒刑，带着几个孩子不仅要面对失去顶梁柱的悲痛，还要承受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刁难，生活无以为继。消息传到陈诚耳中，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避之不及，反而悄悄做了决定——要帮衬吴石的家人。他没有公开出面，而是通过亲信以化名“陈明德”暗中送去生活费，还特意叮嘱手下“多照顾着点，别让他们受太多委屈”。

更让人意外的是，陈诚还直接出面干预案件，让吴石的家人免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牵连。当时特务机构想把吴石的家人都扣上“通共”的帽子从严审讯，陈诚先后三次在案卷上批注“证据不足”“妇人无知”“家属未涉案”，硬生生将王碧奎的刑期从9年减至7个月。他还直接给负责此案的特务头子打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吴石的事，罪不及家人”，就压下了特务们的进一步动作。要知道，那时候蒋介石对“通共”案件恨之入骨，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陈诚的这个举动，无疑是在挑战蒋介石的底线。

但陈诚从始至终都很笃定，蒋介石就算知道了，也绝不会动他。这底气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他多年积累的实力和当时的局势决定的。陈诚是黄埔系核心骨干，从黄埔军校时期就跟着蒋介石，抗战时期主持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立下过赫赫战功，内战时期更是蒋介石倚重的“救火队长”，多次临危受命。退到台湾后，陈诚虽在1950年3月卸任台湾省主席，改任行政院长，但依旧手握重权，是蒋介石稳住局面的关键人物。

当时的台湾，刚经历战败撤退，人心惶惶，经济凋敝，还面临着大陆的压力和美国的观望。蒋介石要想稳住局面，必须依靠陈诚。陈诚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到了土地，稳定了基层；又整顿军队，淘汰老弱残兵，重建了国民党的军事体系，这些都是蒋介石离不开的功劳。而且陈诚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深厚的根基，威望极高，蒋介石要是动了他，很可能引发内部动荡，这是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更关键的是，蒋经国在陈诚干预吴家事后，曾批示“陈副院长已面报”，实质是默认了此事，背后是蒋家权衡利弊的政治选择。

更重要的是，陈诚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他帮吴石家人，只是念及同门之谊和当年的救命之恩，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更没有背叛蒋介石的想法。不过陈诚的处境也并非毫无掣肘，他三次为吴石家人减刑，都需要绕过军法系统直接批示，反映出他在体制内的微妙位置。蒋介石心里也清楚，陈诚是个难得的忠臣，而且能力出众，杀了陈诚，等于断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所以即便后来有人把陈诚帮助吴石家人的事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也只是皱了皱眉，说了句“知道了”，再也没有下文。

吴石的家人后来在陈诚的暗中庇护下，得以平安生活。幼子吴健成就读建国中学的学费，由陈诚以“遗属补助”名义从特别办公费支出，每月200元新台币，远超当时普通工人约60元的月薪；1977年吴健成赴美留学的出境手续，也是陈诚临终前嘱托警备总司令陈大庆协助办理的。而吴石留在大陆的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后来分别担任河南省冶金厅总经济师、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1980年经中央统战部安排赴美与母亲团聚。

陈诚的这次“冒险”，成了那段黑暗岁月里少有的一抹温情。有人说陈诚是重情重义，在乱世中坚守了做人的底线；也有人说他是恃宠而骄，仗着蒋介石父子的权衡才敢如此行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人人自危、告密成风的年代，陈诚能不顾风险帮助“罪臣”的家人，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他的笃定，也恰恰反映了当时台湾的政治格局和蒋家的无奈。一个敢帮，一个敢忍，这背后藏着的是乱世中的人情、权力的博弈和时代的印记。至于陈诚的做法到底是对是错，或许只能留给历史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