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军阀盛世才利用东北义勇军残部巩固统治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东北战场局势彻底恶化 ，坚守东北腹地的十余万义勇军，在弹尽粮绝、伤亡过半的绝境中，不得不寻求保存实力的出路。经与苏联方面秘密协商，马占山、李杜等将领决定率部退入苏境，待休整后再图抗日大计。

一九三三年四月，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这批义勇军开始分批经西伯利亚铁路向新疆转移。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当郑润成率领首批义勇军抵达迪化城外时，城内正爆发陈中、陶明樾等人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亲自出城迎接义勇军，以“共商抗日大业、巩固西北边防”为名，恳请郑润成出兵相助。

郑润成与将领们商议后，决定出兵协助盛世才。即是感念其“收留之恩”，也希望借此获得稳定的补给和驻地。四月十八日，义勇军与归化军联手发动攻势，在迪化南郊的红雁池击溃金树仁部主力，随后攻入城内控制局势。这场军事行动终结了金树仁在新疆的统治，盛世才如愿登上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的宝座，但也让义勇军彻底陷入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棋局，成为其攫取权力的工具。

掌控政权后，盛世才立即展开对义勇军的笼络与掌控。他先是以“东北同乡”的身份频繁宴请郑润成等将领，将迪化城内的公馆分配给军官居住，改善官兵伙食，甚至为阵亡将士家属发放抚恤金，营造出“亲善体恤”的假象。他暗中联络国民政府派往新疆的宣慰使黄慕松，以“新疆边防危急、需精锐部队镇守”为由，建议中央将义勇军整编为新疆地方部队，并由自己统辖。

国民政府此时对新疆的态度颇为复杂：既想遏制盛世才的地方割据势力，又担心义勇军这支不受控制的抗日武装在西北形成新的军事力量，更希望借助这支队伍巩固西北边防、防范苏联势力渗透。在多重考量下，一九三三年七月，国民政府正式下达整编令，批准将入疆义勇军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由盛世才全权指挥。

盛世才认为义勇军将领多为东北军旧部，忠诚度难以保证。于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新疆南部的马仲英部发动进攻，盛世才命郑润成率领义勇军主力前往吐鲁番阻击。由于补给短缺、战术指挥受盛世才遥控，义勇军作战失利，损失惨重。盛世才借此大做文章，以“作战不力、通敌叛国”的罪名，在迪化逮捕郑润成、苏国、杨炳森等十余名高级将领，关押于督署监狱。

同年十一月，盛世才在清除政敌黄慕松、罗文干后，对义勇军将领展开血腥清洗。郑润成、苏国等人被秘密处决于迪化北郊的六道湾，尸体被草草掩埋，甚至未通知家属。他提拔赵剑峰、孙庆麟等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中层军官，取代原有的指挥体系，完成了对义勇军核心领导层的重构。

一九三四年春，盛世才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成立督署侦探队，队员全部从义勇军中选拔，要求队员“绝对忠诚于督办”，主要负责监视迪化城内军民言行。同年秋天，侦探队改组为政治监察管理局，下设侦查、审讯、关押等专业科室，配备刑讯逼供的全套设备，成为盛世才镇压异己的核心机构。至一九三六年，该局进一步扩编为新疆省公安管理处，由义勇军出身、深得盛世才信任的李英奇担任处长。

这些由义勇军将士组成的特务机构，成为笼罩新疆的白色恐怖象征。他们不仅监视普通民众，更对军队内部进行严密管控，不少曾参与抗日的义勇军官兵，因私下议论时局、怀念东北故土，便被冠以“通敌”“谋反”的罪名逮捕，或被秘密处决，或被流放至南疆的戈壁荒漠。曾经的抗日战士，如今沦为压迫同胞的工具。

一九三四年冬，盛世才成立新疆陆军点编委员会，以“优化编制、提升战力”为名，对义勇军进行分散整编。按照点编委员会的方案，原本建制完整的义勇军被拆解为二十余个团级单位，约一万五千名官兵被分配至骑兵第十团、十三团、步兵第七团等部队，每个团的义勇军官兵占比均在八成以上，但团级以上指挥官全部由盛世才亲信担任。

盛世才以“裁汰老弱、充实地方”为由，对义勇军进行大规模精简。数以千计年迈、伤残的官兵被强制转业，部分被安置至各地行政机关担任低级职员，部分则被直接遣散，流落至迪化、伊犁、喀什等城市的市井之中。这些曾在东北雪原浴血奋战的将士，有的靠拉人力车、做小生意维持生计，有的则因无依无靠，最终冻饿死于街头，境遇凄惨。

据新疆档案馆保存的档案统计，入疆的三万余义勇军及家属，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十年间，经历了毁灭性的减员：在与马仲英、马虎山等地方势力的作战中伤亡约两千人，因水土不服、医疗匮乏病故者约三千人。

被盛世才当局以各种罪名逮捕处决者高达万人，其中仅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的“大清洗”中，便有七千余名官兵及家属遇害。加上裁汰、流散及逃亡者，总数又去数千。至一九四四年盛世才因失去苏联支持、被迫离开新疆时，原本两万一千人的作战部队，仅存约五千名义勇军籍官兵，且多分散在各个部队中，昔日的抗日劲旅已不复存在。

国民政府接管新疆后，并未善待这支幸存的队伍，反而进行新一轮的整编与排挤。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将义勇军余部整合，组建骑兵第一师、第十二师等部队，同时大量安插中央军军官，逐步取代原义勇军出身的指挥官。许多跟随部队征战十余年的军官，被以“资历不足”“身体不适”为由强制离职。

部分官兵则被以“遣返原籍、安置就业”的名义，分批送至兰州后便被弃置，既无安置费用，也无返乡路费，只能在西北各地流离失所。截至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疆和平起义时，仍在军中服役的原义勇军官兵，已不足三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