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的抗战战略是如何形成的？

1、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携手抗战。七七事变爆发之初，中央一度准备迅速出动主力，集中作战，同国民党正面守军一起担任一线防卫。但平津先后失陷，毛和张闻天等人当即发出指示，称对外宣传推动与实际行动之间应有区别，部队东移“宜缓不宜急”，我军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至我军主力出动也以出动三分之一为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据《洛、毛关于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给朱、周、博、林、彭、任电》记载，毛这时再三电告各级领导人，提出我军对日作战必须有一定条件下之保障，否则“有损无益”。显然，毛担心把主力统统投入对日作战，不仅会为强敌所伤，而且可能正中了蒋介石的“渔翁之计”。

毛之所以改变抗战战略，这是因为他发现国军装备远优于我军，竟然数日一败涂地。如果我军全力出击也无济于事。何况我军存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挽救华北。毛格外担心我军出战的安全问题。

然而，在大敌当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就连周、朱、彭等中央高层军政负责人，绝大多数也很难接受毛的看法。部队更要求与日军作战。但毛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在1937年8月18的《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中说：故必须让国民党同意：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特长；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不得分割使用红军。且我军必须“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

在1937年9月21日的《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记载，毛甚至明确告诉军政领导人：目前要“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不要打阵地战、运动战，甚至不要集中打仗。毛的的意见非常明确：八路军应立即分散兵力，“出至敌后”，通过没收大地主政策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同时配合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在毛的坚持下，中央于1937年8月底在陕北洛川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会上，毛声称：“防人之心不可无，(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阶级的独立性和警觉性。

张闻天会上明确表示:“红军影响并不靠出得快慢来决定，我们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话，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重要的问题是“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这才能提高信仰”。

然而，洛川会议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大多数干部以及前方将领急欲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因此，八路军115师刚一抵达山西前线，就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诸如平型关战役这样较大的作战行动。

平型关战役这一仗，八路军115师以三个团四千左右的兵力，只是伏击了日军一个汽车中队和一支辎重队这两支非战斗部队加两个护卫小队，并以一部阻击了日军一部增援部队，日军伤亡应在四五百人左右，无一俘虏。而115师则伤亡了400余人，缴获了大量被服辎重等物品。

但林彪估报的毙伤日军的数字是“一千余人”，“无一生俘”；八路军总部给南京的报告是打死“约四五百”，“俘虏三百余”；为了宣传，毛当天对外发出的捷报是“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受此影响，抗战开始后不久，各部队就一律采取了数字加倍上报和加倍发表战果的做法。直到1944年春，中央才开始指出这一做法存在多方面的不良影响。所以，1944年3月21日的《中央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改变“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以后我军公布战果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

2、

平型关大捷显然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但我军以400余人的伤亡，而且大量是营、连、排干部和部队骨干的伤亡，来换取歼灭日军两支非战斗部队，一个俘虏都没有捉到的胜利，其代价不能说不大。特别是从平型关大捷后我军从缴获的坂垣师团部队清册了解到，日军正规部队装备之优越，是远出乎我军的想象力的。即便是平型关大捷后，我军坚持只打游击战和打了就跑的伏击战，部队仍旧伤亡了4000 余人。试想，如果把八路军如数投人对日正面作战，对我军将会造成一种怎样严重的损失？！

特别是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仅129师就减员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的损失都在半数兵力以上。而且，暴露了自己的实力，日军很快就实施了报复，敌后根据地因此收缩得非常严重。特别是1940年10月底，彭德怀、左权在山西关家垴亲自指挥129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129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另一种说法则是：日军在关家垴作战的兵力应为560名，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

鉴于这一情况，各部队很快即接受了毛的意见，转而分散去做群众工作，征兵扩军了。毕竟在宣传和做群众工作方面是共产党人的特长。而新形式下的国共合作，则不仅使共产党人得以保存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而且使他们获得了大力进行宣传和开展群众工作的广阔天地。果然，仅仅三个月的时间，3万多的八路军就增加了近两倍。

当时，面对日军节节推进，全国上下都寄希望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击退日寇，但毛而不受舆论的干扰，他不相信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人赢得这场战争，同为资产阶级的英、美等国也不会为中国人抗战，就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的保存和发展上。他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问题是必须先把本钱和火种保存下来，并通过群众工作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如此，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并取国民党而代之。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回到延安，他要求贯彻“抗日高于一切”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精神。但毛坚持认为“保存军队是最基本的”，我军就是采用这个原则生存下来，发展起来的，就是国民党也应有如此方针。他表示可以修改过去关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的提法，改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两党摩擦不断，战争不断持续，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八路军利用日军大踏步推进，后方空虚，尤其是对山区与广大农村鞭长莫及的情况，紧随日军之后，我军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和察哈尔，进到了河南和安徽，这时又大举开进了山东。新四军也从皖南进到苏南，并渡过长江，进到了苏北。不过两年左右时间，我军就已经从三四万人的武装，扩展到有20余万兵力，同时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

从1939年底到1940年上半年，是我军在与国民党摩擦冲突中取得空前发展的时期。1940年1月，我军人数还只有22万，6月下旬已经发展到将近50万，党员已达到了60万。因此，为了避免太过刺激国民党，毛提出：现在应努力争取中间派，“不要磨得太凶”，“骂得太过”，“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暂时做“战略休战”了。

3、

1941年5月，日军集中了六个师团十万大军直奔中条山，而国民党守军只剩下15万人左右，且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国民党急着找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就连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也认为我军应当给予配合，以便争取民心，并向蒋要饷弹。国民党则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

1941年5月9日的《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中，毛对国民党不屑一顾：“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

5月10日，针对彭德怀报卫立煌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的消息，毛在《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中答复：“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

一方要求先拨付饷弹就配合作战，一方是先配合作战才拨付饷弹……

5月18日，彭德怀终于送来了拟好的作战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配合作战，实际主力集中整训。毛与朱德、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叮嘱说：“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出于宣传的目的，也提出：可“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

然而，中条山战役实际上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国民党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十万国军被消灭，蒋介石迁怒于我军的不配合，在蒋的授意下《大公报》发表评论批评八路军。国民政府军委会也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我方当然对此置之不理。

1941年6月9日，在《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的指示》中，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部队注意“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进而指示“多采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的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

蒋介石不给饷弹，我军可以不配合国军进行对日作战，何况国共两党本来就是政治上的敌人。

谁知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情报声称日本在靠近苏蒙边境的中国一侧有军事调动的迹象。苏联要求我军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来牵制日军可能的进攻。这种要求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早已表明：“保证苏联取得胜利，是各国人民争得自由的前提。”何况社会主义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保卫苏联”原本就是各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毛告诉苏联顾问：我军条件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随后，中央即电告彭德怀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

很显然，毛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的顾虑是一样的。这时，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不论日军攻苏与否，我军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

当然了，苏联对于革命意义之大无人无知，不配合苏联牵制日军，并非毛不管苏联的生死，但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顾不暇，通过加强中苏关系和接受苏联援助的方式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已经变得不大可能了。特别是当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军事顾问人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只能指望来自美国的援助了。当中央开始同美国援华人员接触后，他们很快就注意到，美国人未必不能援助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