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如果造反能成功吗？只从功利角度倒推历史很荒谬｜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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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禄丰

很多朋友对历史的看法还是受到“唯力是视”、“成王败寇”等庸俗劣质思维的影响，对名分力量、宗教追求的认知不够，像看待曾国藩没造反这个问题，一般就会认为原因只能是无法成功而不能是别的。其实，宗教追求高于现世追求，在各文明中都是存在的，中国文明这方面虽然相对薄弱，但曾国藩作为“圣贤”，其思路与一般人不同，宗教虔信在他考量问题时占到很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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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翻盘专题：

满清根本没有收拾曾国藩的能力

近人常持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讨论前人在重大关头的决策时，常否定他们特有的价值观和伦理约束，将一切决策都付诸马基雅维利式的功利考量，将历史人物的所有抉择，认定为从功利角度理性博弈的结果。

对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不肯造反一事，既然不相信儒家的“纲常”能够约束曾国藩，就只能先预设了曾国藩无实力造反的立场，再设法去凑论据。

一种说法是，清朝已为预防曾国藩造反做好了军事布置，曾国藩一旦反清，必遭清朝雄壮之兵力淹没。

据此说法，清廷军事布局颇为妥当，扬州、镇江，有忠于大清的富明阿、冯子材两路人马牵制金陵，安徽、湖北交界有僧格林沁钳住湘军。在曾国藩身后，还有官文所率号称二十万的湖北清军把守武昌。这被认定为曾国藩不敢犯上作乱的原因。

考之史实，富明阿原本是扬州都兴阿部将，都兴阿赴陕甘后，令富明阿以江宁将军身份坐镇扬州。冯子材原是江南大营张国梁旧部，江南大营崩溃后率残兵困守镇江。

都兴阿在扬州时，坐拥两万兵马，被李秀成部下偏师陈坤书所部打得魂飞魄散，富明阿能力远不及都兴阿，扬州兵马又多随都兴阿远征陕甘，他那一万溃兵，挡得住湘军十几万虎狼之师？冯子材军事能力较强，但江南大营兵强马壮时尚且被太平军打得灰飞烟灭，他那点人马怎么能抵挡击败了太平军的湘军呢？

僧格林沁素称骁将，但他的兵马，先大败于太平天国北伐军之手，后来又在八里桥遭英法联军歼灭，重建之后南下作战，又被太平军、捻军几度重创，战斗力非常有限。

僧格林沁麾下最强的兵团是陈国瑞的红孩儿，红孩儿与淮军刘铭传火并，一个上午就被刘铭传零伤亡歼灭，须知湘军鲍超部在尹隆河一战，表现出的战斗力远胜刘铭传。陈玉成尚且不挡鲍超之一击，富明阿、僧格林沁又算得上什么？何况僧军正被捻军牵制，根本顾不上镇压湘军，僧格林沁不久后就要被十几岁的捻童张皮绠割去脑袋。

清廷的王牌僧格林沁根本不堪一击

如果说僧格林沁、冯子材还算有几分军事才能，武昌的官文纯粹就是废材，胡林翼尚在之时，官文比照湘军规模扩军，但从不出队打仗，遇到太平军进攻就只得求湘军救命，他在湖北的军队，最多可算流民，哪里算得上军人？湖北清军号称二十万，除去吃空饷的，实数最多五六万，其中一半还是胡林翼留下来的人马。

如果僧格林沁这帮清军将领有能力消灭曾国藩，他们自己就把天京拿下来，把李秀成抓住了，何苦以东南半壁交付曾国藩，养出湘军这个心腹大患来？他们就是因为打不过太平军、捻军，才让湘军坐大，又哪儿来消灭湘军的本事？他们战斗力不但不如湘军、太平军、捻军，连太平军裹挟的杂牌天地会武装都不如。

富明阿兵不满万，冯子材有兵一万，僧格林沁有兵二万六千，加上官文，各部兵力累计最多十万，怎么能消灭三十多万湘军呢？江南太平军残部还有数十万之多，湘军无需对他们动手，只要收缩战线，让开通道，几十万太平军就能把这些清兵消灭。

如果湘军举旗反清，清王朝要面临的可不只有湘军。若无湘军镇压，江南太平军残部数十万就能纵横江淮，淮北十万捻军更是所向披靡，其他如广东、贵州、云南、四川、西北，到处都是反清武装，基本靠分兵救援的湘军撑住场面。

远非起义中心的贵州，苗民军队一次就击败了湘军席宝田所部一万人，湘军屡次增兵才平定贵州。如果湘军反清，清王朝在贵州的武力瞬间清空，必须同时对付湘军、苗军、“大明国”。己方力量全部丧失，敌人凭空翻了一倍，难道大清还能撒豆成兵不成？

清廷手握三十万湘军，才能勉强与各地上百万起义军对峙，湘军造反后，此消彼长，清军少了三十万劲旅，反清一方多出数十万精兵。靠僧格林沁这帮废材，同时镇压三十万湘军和上百万义军，这是何等艰巨的任务。

不敢想象，安史之乱时郭子仪、李光弼全部叛变，唐军还能成功平叛。正如无法想象几十万湘军叛乱后，清朝还能维持统治。

连湘军都反清自立，朝廷平叛的主力反叛，这会给清王朝的“威信”极大的打击，各地还在坚持打仗的清朝军队顷刻之间就会陷入绝望、猜忌之中，到时就是抽心一烂，崩溃决裂了。

曾国藩若有二心，甚至都无须自己和清军交战，他只需要把围攻天京的曾国荃撤走，把安徽的李续宜、唐训方撤走，太平军和捻军就能扫灭所有清军。

第二种说法，是曾国藩真正的嫡系只有十二万，其他湘军未必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清王朝已设法分化出了李鸿章、左宗棠两个派系，足以构成对曾国藩的牵制，淮军装备了大量西洋枪炮，举手之间就能消灭湘军。

这种讨论，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即如果曾国藩没有对朝廷的忠诚，他真的想做皇帝，他不可能等到打下天京才开始布局。作为一个老谋深算，走一步看三步的政治家，他若有取而代之的念头，最迟在安庆会战击败陈玉成，证明了湘军的战斗力后，就会开始布局。

清代很多野史中，劝曾国藩做皇帝的人，甚至还包括了安庆会战时就病故的胡林翼。湘军还未下江南，上海的术士就在传言，曾国藩将在江南做皇帝。足见在民间传闻里，安庆会战之后，曾国藩就有当皇帝的资本了。民间尚且如此认为，曾国藩真有野心，肯定在安庆会战时就开始布置一切。

然而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崛起，恰恰是在安庆会战之后，曾国藩为了减轻朝廷对他的猜忌，分散自己的权势，刻意扶持出来的——李、左两军的崛起，恰能证明曾国藩从未谋划过造反。

如果曾国藩有不臣之心，他就不会给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机会，也不会将左宗棠推上浙江巡抚的宝座。如是又何来左、李二军牵制曾国藩之说呢？

就事实而言，并非清廷为牵制曾国藩，分化出左、李两派，而是曾国藩为表忠心，主动制造了左、李二派。他要是有心皇位，不但不会扶植出左宗棠、李鸿章，更不会打下天京，他会“玩敌养寇”，留着太平军去替他消灭江南清军，自己调头先拿下上游全部省份，在南方造成太平天国、曾国藩、清朝三股势力并存的局面。

李秀成曾说，因为清廷的规矩是不肯赦免广西人，所以很多广西将领虽已萌生投降之心，也不得不战斗到底。一旦清廷肯宽纵两广之人，就会有大面积的投降出现。曾国藩若要当皇帝，完全可以不受此约束，他一旦大赦两广之人，旬日之间，麾下精兵何止增加十万？

即使曾国藩笨到等打下天京，李鸿章和左宗棠已经崛起，再考虑做皇帝，也绝无可能出现曾国藩反清，而李鸿章、左宗棠消灭曾国藩的局面。

曾、左、李三人中，曾国藩是笃信儒家价值观的理学家，儒家的纲常伦理对他影响极深，李鸿章是拼命做官的功利之士，左宗棠是不拘一格的豪杰。如果儒家纲常名教连曾国藩都束缚不住了，左宗棠、李鸿章又怎会愚忠于清朝呢？

正如新莽末年，刘秀举旗起义，南阳群雄说，连谨小慎微的刘文叔都起兵了，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也纷纷举旗。同理，连曾国藩这样的道学先生都举兵了，李鸿章、左宗棠还忍得住吗？

世传咸丰驾崩前留有遗言，克服金陵者可封王，但清朝终究赖掉了曾国藩的王爵，而且一直在打压曾国藩。那左宗棠、李鸿章看来，我们费尽心力替清廷镇压了曾国藩，能封王吗？能不被打压吗？

功到雄奇即罪名，有了曾国藩造反的前例，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手握雄兵的湘淮军首领，还能得到信任吗？

曾国藩的湘军兵随将有，会协同他造反，左宗棠、李鸿章的军队又何尝不是兵随将有呢？假使曾国藩造反了，朝廷还能信任左、李吗？

灭了曾国藩，他们恐怕也只能解甲归田，回家战战兢兢度过余生。既然如此，当曾国藩举起大旗，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跟随呢？从龙开国的功臣，所得收益，远远高于镇压曾国藩，毕竟像朱元璋那样的皇帝只是少数。

就算纯看利益而不论道德，从左、李的利益来看，为清廷镇压曾国藩，相当于要同时对付曾系湘军，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余部（曾国藩反清自然会招抚、释放李秀成），张宗禹、任化邦率领的捻军，击毙多隆阿的西北叛军等一干反清力量，兵败身死的可能性极大，而战胜的最好结果，亦不过是回家做个富家翁。

他们有何理由镇压曾国藩？

李鸿章的淮军最高峰有七万人，但其骨干八千，超过一半是曾国藩的嫡系湘军改编，他的亲卫营即是曾国藩的亲卫营。其他淮上健儿，也近半是曾国藩招募的安徽籍湘军。

李鸿章麾下最能打仗的程学启部，是安庆投降的太平军。他扩军时招降纳叛，大量士卒是投降的太平军、捻军，以及江南一带为匪的枪船势力。这些兵马对清廷本无忠诚，程学启部更是反清多年的义军。

除了刘铭传等少数嫡系，大多数淮军要么是曾国藩的故旧，要么是被湘军打怕了的降军，见威信最高，军力最强的曾国藩反清，他们会不会蠢蠢欲动？李鸿章还能号令他们打湘军吗？

湘军的派系林立，根本就不是曾国藩不敢反清的理由。只有国家承平日久，中央集权非常稳固时，朝廷正规军才不会派系林立。无论敢冒着诛九族的风险举兵的义军，还是从北方草原崛起的游牧军队，向来就是派系林立，刘邦集团、李世民集团、李自成集团都是多股军队联盟博弈的结果，开国金军、蒙军、清军更是内部矛盾重重。

从龙之兵，一边与敌交战，一边不断分化组合才是常态，派系林立的湘军能勉强黏合在一起消灭太平军，就未必不能消灭清军。

因为晚清留下的史料极为丰富，所以后人常能看到湘淮集团内部的各种冲突，以为湘淮军内部矛盾极深。实际上，湘淮军是志同道合的同乡、同窗、同门、血亲聚合在一起，上下级将领之间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士兵也是出自营官自招，湘淮军内部的关系，远比历史上很多打天下的军队密切。

湘军内部的分分合合，与历史上刘邦与韩信，李建成与李世民，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乃至李自成与罗汝才，多尔衮与豪格相比，算得上什么?

退一万步讲，即使通过各种计算，得出曾国藩手中的力量还不占据绝对优势，这也不是他不敢反清的原因。历史上哪有完全占据绝对优势才敢举兵的豪杰呢？如果拥有了百分百的优势，就不再是起兵而是接管。曾国藩的力量再弱，能比刚起兵时的刘邦、朱元璋弱吗？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只有几千人。

慈禧的权谋也根本没用

因此，曾国藩没有黄袍加身，实在是他没有这个想法，而不是实力不足，更不是“太后圣明”，以高超的手腕稳住了湘军。清廷针对清军所作的军事布置，如富明阿、冯子材、官文、僧格林沁，只不过是事到临头总得做点什么，求个尽心罢了。

清廷最多抱有危机来临，就算毫无希望也不能什么都不做的心态。这些布置聊胜于无，真正决定国运的不过就是当事人曾国藩的抉择罢了。因为湘军最终裁撤，曾国藩做了大清忠臣，就倒放电影，认为这些布置多有效，是不可取的。

值得指出的是，后人颇有慈禧太后政治手腕高超，分化平衡的手段得力，削弱、打击湘军集团，最后成功解决湘军，未酿成大乱的说法。这是典型的“贪天之功为己有”。

古来手握重兵的将领，完全不受礼教约束，成了曹操、司马懿、隋文帝乃至安禄山的只是少数，这几位皆是数百年一出的枭雄，乃是罕见的特例。历史上更多实力雄厚的大臣，最终做了诸葛亮、郭子仪甚至岳飞。

慈禧太后那些对湘军挟制、打击乃至侮辱的手段，并无实际用处。曾国藩无自立谋逆之心，这些手段就毫无意义，只能徒做小人，寒了忠臣之心，离间了君臣之义。曾国藩真欲做安禄山，这些小伎俩又如何抵挡数十万雄兵？止增笑耳！

以权谋驭下，只有臣子遵守游戏规则才有效果，如果权臣决定把这天给捅破，把旧有的规矩全部打烂，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时候，就只看谁掌控的兵力更多，权术几无用武之地。

天子的权威，来自道统、宗法，天子的力量，来自士林、军队，从来与阴谋诡计无关。大清朝那些老谋深算的钦差，遇到了不讲理的农民杨秀清，擅权术的慈禧太后，对上用枪炮说话的八国联军，是何种下场？

慈禧的“权谋”对曾国藩而言也只是过家家

如果把湘淮军的忠诚，看作是慈禧太后的丰功伟绩，那安抚不了七国的汉景帝，弹压不住三藩的康熙帝，乃至逼反戾太子的汉武帝，不能预防侯君集谋反的唐太宗，无法和平解决世侯李璮的元世祖，统统都比不上慈禧，或许只有杀害名将岳飞的赵构稍胜她一筹。

如果把曾国藩未能举旗自立的因素，不归结于礼教的束缚，道德的自律，而归结于清廷权谋算计的结果。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编出类似诸葛亮未能篡位，是因为刘禅是权谋大师，算尽了诸葛亮的一切布置，吃定了这位托孤老臣的阴谋论。甚至还可以编出曹操未能称帝是因为汉献帝早有妥当的布置，而曹丕最终开创新朝，是因为曹丕比他父亲和汉献帝更高明。如此论事，岂不缪哉！

曾国藩不造反是因为宗教虔信

曾国藩本人是追求“天理”的理学夫子，几十年的修身养性皆以“三纲”为本，“忠君”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他怎会生出谋逆之心。他当初号召湖湘士人组建湘军，是以保卫“名教”为号召，他又如何能违抗“名教”对他的约束？

曾国藩毕生以“诚”为安身立命之本，倘若打下天京后黄袍加身，他就变成了不“诚”的骗子，背叛了读书立德的本心，将一生的学问和事功否定了。

在后人眼中，曾国藩征战半生，却未能登上权力巅峰，“愚忠”于腐朽的清朝，非常不值。但曾国藩这样的儒生，他的人生价值却另有归止。

传统政治家有豪杰和儒士之别，豪杰的尽头是皇帝，如刘邦，儒士的尽头是圣贤，如朱熹。曾国藩选择的是圣贤之路，在这条路上，追求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是通过“立功、立德、立言”而进入人生之不朽。

在世俗的层面，圣贤亦是君王的臣子，而在“天理”的层面，龙袍又怎比得上春秋大义？圣贤不必追求至高权力，为天地立心，为万世立法的圣贤，在“穷理尽性”的道路上，世俗权力不过是梦幻泡影。

虔诚的儒教信仰才是曾国藩不造反的主因

最能理解曾国藩的，反而是与他交恶半生的左宗棠。

曾国藩初战靖港，在铜官兵败跳水，幸得幕僚章寿麟救援，才保住了性命，有了后半生的功业。其他湘军故人都因曾国藩的提携一路升迁，他却终生未提拔救命恩人章寿麟。为此郁郁半生的章寿麟，晚年作《铜官感旧图》，图写他救曾国藩性命的场景，遍寻湘军故人题词留念。

曾国藩不肯提拔章寿麟，因为章寿麟既无济世之能，也无赫赫之功。湘军元老们晚年也不禁抱怨曾国藩过于死板，他们认为章寿麟有大恩于主帅，有大功于天下，“救一人而救天下”。

左宗棠却题词说，我不认为章寿麟于曾国藩于天下有多大的功劳。如果曾国藩不幸死于靖港，湘中豪杰将会持续战斗，不能说曾国藩死了，天下就完蛋了，历史的发展不能推于曾国藩一人，所以章寿麟谈不上救一人而救天下。

至于曾国藩个人的生死荣辱，左宗棠分析说，曾国藩是个理学夫子，他从未追求过要做到这么大的官，掌握这么多军队，也从未追求过要建立这么大的功业。他毕生的追求是认识理，实践理，捍卫理，当他觉得自己捍卫的“名教”受到了威胁，他就不惜生命去战斗，当曾国藩走上战场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就已经圆满了。就算不幸死于靖港，他的理想已经实现，他的人格已经圆满，他的人生已经无憾，那章寿麟又于曾国藩何加呢？

泰山巍巍，权势虚名于斯人无粘无着，清白高洁方是儒者一生追求。

先秦儒家讲究“乱邦莫入”，鼓吹“汤武革命”，并不要求愚忠。宋明以来，道学家多讲“忠臣不事二主”，显得比孔孟时代的儒生要“愚忠”。但他们也讲王朝兴衰、天命流转的道理，我效忠于皇帝，与这个皇帝是否还有合法性，这个王朝是否行将就木没有联系。因此，曾国藩“愚忠”于清朝，不代表他看不到清朝气数将尽。

实际上，曾国藩自己要做忠臣，但他并不打算干预他的学生、子弟在几十年后的选择。

曾国藩在金陵刊印了王夫之的文集，《船山全集》里有很多在朝廷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曾国藩并未修改其原文，只是欲盖弥彰地打上了空格。他在安庆刻印李秀成的回忆录，里边更有很多“逆贼”的行状和思想。他后来派遣学生去美国留学，也多选幼童，而不提前教他们学完四书五经。

他似乎只想把一切的知识呈现给下一代，至于大事临头如何抉择，你们可以根据形势自己的本心决定。他自己入仕了清朝，就只能毕生忠于清朝，后人不是清朝的官，也就无所谓忠诚。他在自己尽心力保护大清的同时，并不打算逆转形势，干预未来。

曾广珊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 “不敢”，后人常以为“不敢”是因为为曾国藩忌惮清朝实力。其实“不敢”，可以是“不敢”违反“纲常名教”，也可以是“不敢”面对未知的恐惧。退一万步说，如果不认为曾国藩安分守己是因为伦理道德的约束，更适合的理解是他不敢面对未知的将来。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所造杀孽甚多，曾国藩自我的内心安慰是，“吾辈不幸生于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国藩一直认为自己带兵杀人，是以杀止乱，如今战乱几近平复，如果他为了当皇帝再扩大延长战争，又怎么面对自己的内心？如何确保心中的“至诚”？“英雄一朝拔剑起，又是苍生十年劫”，曾国藩已不敢再面对延绵的战争。

曾国藩身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的文明礼教面对工业文明，已露出溃败之象，前方的路在何处，他自己也不知道。手无金针，如何度得世人？

如果曾国藩只是个总督、巡抚，他没有为天下指明方向的责任，他在地方上做的每一件好事，减赋也好，办工厂也好，都是政绩，都为国家的前进提供了增量。而如果他天下之权在握，他的责任，就不是办几个工厂，造几台机器，而是要为这个天下指出一条前进的路来。他看不清来路，就不敢去接过这个天下。

正如胡林翼去世前说，西人来华，此事非我能知。

裴士锋在《天国之秋》里分析曾国藩的心态说，曾国藩“知道勤于政事的皇帝终日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权力在握的曾国藩，尽管“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

这是极为精当的分析，古来立业做皇帝的人，都有那种不管不顾的“混不吝”的作风，像曾国藩这种谨小慎微，苦心孤诣的人，在看不清来路时，是不敢承担皇帝的责任的。

实际上，曾国藩已经隐隐摸到了面对这个乱世最重要的一个工具，“科学”，以“科学”的精神，逐步从实践中探索，是国家前进的一条道路。可惜他已经年老体衰，精力消退，也无壮年时的大志，很难扛起天下之任了。

现代人常说，人们不敢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有时候只需要勇敢走出一步，困境就会解脱，前方的迷雾就会退散，人们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其实，人们不敢走出的，不一定是因为现在所处是“舒适区”，而是因为前方是“未知区”。

站在现在的区域，一切皆是熟悉的，是习以为常与生俱来的，而远方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人类既对未知好奇，又对未知感到恐惧，死生之间有大恐怖，是因为死亡是未知的，反过来说，未知和死亡一样可怕。

精力消退的曾国藩，已无勇气面对未知，清朝的一切都是他习以为常的，他无法面对没有了清朝的世界。

他只能给自己的门生故旧一副对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本文节选自周禄丰《平天下：曾国藩的暮年雄心》，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是作者畅销书《战安庆：曾国藩的中年突围》的续集，主要讲述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国藩在晚清近代化进程中的作为，非常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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