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投降时，吴国兵力二十三万，他为何不坚持抵抗？

文 | 林硕言

编辑 | 林硕言

——【引子】——

你能想象吗？曾经富庶一方、手握大权的孙皓，明明坐拥二十三万将士、堆满的仓粮、无数江船，结果却主动向晋军低头，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死战都没能发生。三国末期，一些人战到最后一兵一卒，而孙皓，却以和平移交的方式让东吴灭国。这一切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深层矛盾？当时的吴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结局？

外界往往只看到吴国的光鲜数据：据《三国志》、宋代《通典》等多本权威史料，东吴末年家底之丰厚，全国动员的兵力足有二十三万，储备的粮谷高达两百八十万斛，大江上下的巨船几乎挡不住。按历史常识，就凭地理位置、资源储备这些硬件条件，吴国抵抗晋军原本不是难事。

但现实并没有沿着纸面逻辑推进。孙皓的政权，就像一棵表面郁郁葱葱、实则树心早已被虫蛀空的老树，风暴一来，轰然倒下。

江南地势易守难攻，山河为固、江水天险。理论上讲，只要孙皓下定决心死守，不惧内耗，晋军想要攻入建业，绝非易事。可惜，这些兵力并非铁板一块，更像是散沙一盘。大多数吴军分布在各处要隘、沿江州郡，根本来不及统一调动。晋军选择六路推进，水师顺江而下抄后路，陆军横扫要点；配合严密，令东吴守军措手不及。

而且，根据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分析，从春秋战国到三国，兵员“号称二十万”往往并不等同于真正能动员的精锐。据明末学者顾炎武统计，江南沿疆各郡自保意识强烈，朝廷征调实际到场人马往往不到标定兵额七成。吴国主力分散之严重，已成为近年史学界共识。

政局中的最大隐患，其实在于孙皓自己。翻看政权末期的资料，有一种“幻觉现实感”扑面而来——宫廷内外疑虑四起，亲信功臣接连遭到猜忌乃至清算。张布、濮阳兴这些曾经的东吴栋梁，因一句言语失察便人头落地，朝堂上人人自危。知乎、B站等社交平台上有学者做过“吴国末代官员去向普查”，结果发现被流放、贬谪乃至杀害者远多于正常升迁。别说调兵引将，连给皇帝提个建议，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如此气氛下，谁还愿为朝廷死战？

而地方百姓、基层士卒的境遇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修显明宫、加重徭役、苛捐杂税，让越来越多人对孙皓失去信心。直至灭亡前夜，江南频频有赋役“逃散潮”。就像2023年中国社科院《三国晚期民生状况研究》统计的那样，东吴晚期农民田赋负担较三国中前期至少高出三成，乡间苦难无以言表。

朝中缺乏硬气的主将也是关键因素。丁奉、陆抗这些久经沙场的宿将，早在西晋进攻前夕先后病逝。有的学者指出，在士气被摧残，且没有威望极高的统帅压阵时，大局很难稳得住。以张悌为例，他冒险率三万兵力截击晋军，沈莹等人主张守牛渚要塞，张悌却执意主动出击，不幸全军覆没。失利后其余部队四散，局势愈加不稳。

许多现代历史研究者认为，这种“临阵分歧”其实是长期朝堂猜忌、将领互不信任催化的结果。基层守军，已然“各打算盘”。兵力虽多，但并非一支高效的合成部队，缺乏同仇敌忾的凝聚力。

此外，最新网络爬虫抓取的多篇简体中文论坛与知乎热门讨论显示，吴国的“兵力优势”实际上变成了两难的心理负担。许多将领畏惧承担败仗责任，宁愿固守城池，也不敢主动作战——一旦出格，失败必是灭顶之灾。加上孙皓惯用重刑，容不得半点差错，反而让人更怕冒险。

对照西晋方面，他们这次进攻准备异常充分。益州、荆州的晋军，提前数载在沅水、长江上密集试航，造大船联系水师。据《晋书》记载，王濬带领的水军，装备有紧急破铁锁、燃油火炬等特殊器械。吴人图在江上布设铁锁铁锥，晋军则以浮筏运送“冲槊”克敌制胜，行动出奇制胜，使吴军防线彻底破防。

一路东下，“晋军优待降兵，安抚百姓”的策略，极大地瓦解了吴军残存士气。在地方守军内部，时常有人提前求降。武昌、江陵等重镇相继沦陷，连原本主张死守的将领也最终无所适从。

吴国朝堂的意见割裂进一步导致决策瘫痪。据知名历史Blogger“文史堂”2023年盘点，建业陷落之前，最核心的分歧就在“死战”还是“投降”。没有谁敢独自拍板。统治集团人人推诿，反倒让士气上不去。

而当晋军逼近都城，吴国最后还能上阵的大将几乎全部战死。将无兵可用，孙皓不得不出城自缚，带着宗室子女、棺椁和玉玺，把政权以最温顺的方式交了出去。如果回头看看整个过程，会发现吴国的败亡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内耗与误判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许多当代研究也特别关注“江南士民的真实态度”。不少史家和网络评论者都指出，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谁当皇帝不是最大的问题。只要政权采购粮草、征集民力没完没了，老百姓吃不饱饭，早就心生离心。晋军进城后，反倒是很多乡民松了口气，生活依然照旧，没有历史上那种百姓为国破家亡大哭的情境——与同时代北方陷落形成鲜明对比。有网友打趣：“吴国亡了，日子还得过。”这句话基本反映了当时社会心理的真实一角。

孙皓本人到最后也完全放弃了和晋军硬碰硬的打算。有专家分析，他在临危之际屡试“反间计”——一边私下献降，一边尝试让晋将之间产生芥蒂，甚至直接把传国玉玺给了敌军将领司马伷。只是这些策略在晋国统一部署、极强军纪下毫无作用。晋军士卒不但没有自乱阵脚，反而行动更加高效。

东吴的覆灭，其实很多节点早有预兆。晋军练兵备战、船队下水等情报，江南地方官早已有所察觉。即使如此，孙皓及其朝廷完全没有及时应对，还一再推迟要冲地区的防御工程建设——当大军临城，才发现一切准备都太晚了。

**回望孙皓归降那一幕，曾经的高傲与庄严，顷刻沦为形式上的仪式。二十三万兵力、堆山的粮船，但却没有让一个国家死战到底的底气。**

不少历史研究进一步总结，东吴实际上并非倒在敌人刀下，而是溃败于失去希望内心。缺乏理想和信任的体制，无法激发任何层面的集体奋斗意志。吴国的生与亡，从来不是单纯的战争结局，更是权力体系松动、民心涣散的终极警示。

**今日复盘吴国灭亡，其实给我们的启示不只停留在历史细节之上——每一个政权、团队、组织，真正的根基，是凝聚人心与激发希望。如果只着眼于数字、资源和表面流程，却任由猜忌内耗滋生，再多的兵力粮草都可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即溃。**

回头看看，三国归晋，江南大地换了旗帜。百姓生活照常，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就像很多网友评论的那样：“谁家当家管饭，最重要还是能不能保个安生日子。”至于江山社稷，终归决定于那些看似最普通人的去留和选择。

东吴的终局，留给所有后来者一个无解的开放式问号：大厦将倾之际，到底什么才能让人自愿奋起一搏？这，也许是比任何成王败寇故事都更值得反思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