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喊不动了？育儿补贴，大班保教费减免，为啥难拉动出生率

育儿补贴发放了，学前一年保教费减免了，出生率为何仍在低位徘徊？这背后是一场关乎经济、文化、性别平等的复杂博弈。

2025年秋季起，安徽、宁夏、广州等多地陆续出台政策，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保育教育费，民办幼儿园也参照相关标准减免。

同时，各地育儿补贴政策相继落地。这些政策旨在减轻家庭生育负担，但人口学者和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单靠经济激励难以根本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

01 政策大礼包：各地推出育儿补贴与保教费减免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生育支持措施密集出台。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实施方案》，宣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全省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

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推出了类似政策，并详细规定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担比例。

广州市教育局则于10月28日发布《广州市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政策有关问题解答》，明确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广州免除全市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

在育儿补贴方面，多地也不同程度地推出了现金补贴政策。

但经济激励似乎并未带来预期的生育热情。2024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95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在连续7年下降后虽迎来首次反弹，但仍在低位徘徊。

02 经济账本：养育成本与补贴力度差距巨大

为什么真金白银的投入，难以换来相应的生育热情？经济因素仍然是首要障碍。

数据显示，“我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9个，但实际生育子女数仅为1.19个”，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山东省的一项调查显示，“育龄女性平均预期育儿成本高达48.7万元”。与此相比，目前各地的育儿补贴标准每月大多在几百元水平，如深圳为“每孩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与高昂的养育成本相比，犹如杯水车薪。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指出，中国出现了生育率“超前式”下滑的独特现象，并识别出三个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照料困境、教育焦虑、住房负担”。

在照料责任迅速“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育功能弱化，家长的养育责任却不断升级。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大大增加了生育孩子

的经济、时间、心理压力，导致家庭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03 文化变迁：从“想生”到“不想生”的观念革命

除了经济考量，文化变迁也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因素。

农工党中央委员段青英在2025年全国两会的提案中指出：“低生育率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现象，生育文化观念是影响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深层原因”。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多元文化交融，叠加长时间低生育的社会历程，使我国传统生育文化受到挑战，“更多人接受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生”。

另一方面，网络时代，“源于对经济就业领域的内卷焦虑，向教育养育领域弥漫式传导”，‘恐婚’‘恐育’等婚育观念在互联网上形成‘剧场’效应，进一步影响了未婚未育群体的生育意愿与信心”。

中共中央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审时度势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明确倡导积极的婚育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这标志着政策重心正从“经济激励”逐步延伸到“价值引导”，从物质支持转向文化塑造。

04 女性困境：职场惩罚与生育成本的双重压力

女性作为生育主体，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决策环境。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菊花指出，现行税收政策对生育支持的着力点仍停留在子女教育专项扣除等表层领域，缺乏对“高质量生育”的关注，尤其是“未能真正且有效触及女性这一重要主体在生育过程中所承受的隐性成本”。

女性在生育过程中不得不面临来自“职业发展、健康风险、社会认同等多维因素的干扰”。

这种政策设计缺陷，导致生育税收政策支持体系形成结构性失衡，呈现“前端激励生育的政策不足、生育周期内健康保障缺位、全周期职业发展受阻的三重困境”。

此外，育儿补贴政策的设计也可能存在盲点。深圳一位市民因未办理结婚登记生育，被排除在育儿补贴门外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包容性的思考。

评论指出：“育儿补贴政策本意是缓解育儿经济压力，在本事件中却因与婚姻捆绑，对单身母亲构成双重挤压”。

05 系统解法：从单点政策到系统性变革

面对复杂的低生育率难题，零敲碎打的政策显然不足以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要真正消除生育决策中的障碍，需要“在三大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制约因素上发力”，即“照料困境、教育焦虑、住房负担”，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

段青英委员则提出了更具体的系统解决方案：一是回归文化原点，让育龄人群“想生”；二是破解生育难点，让育龄人群“敢生”；三是打通孕育堵点，让育龄人群“能生”。

在文化层面，要“重塑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根脉”，同时“构建生育友好文化氛围”。

在政策层面，要“加大政策‘力度’，减轻养育成本压力”，进一步扩大育儿补贴发放范围；同时“拓展政策‘广度’，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继续加大托育服务供给。

在健康服务层面，要“完善育龄女性生育力科学评估框架”，“强化人工流产综合干预”，并“完善男性生殖健康保障”。

育儿补贴和保教费减免只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第一步。随着“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未来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更多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重构”。

当年轻人的生育决策不再被成本、焦虑和困境所捆绑，当社会的支持体系能够真正接住每一个家庭的生育需求，人口的春天或许才会悄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