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天价彩礼、离婚率高企、生育率下降，问题到底出在哪？

这几年农村结婚的事儿，真是让人头疼得不行。彩礼动辄二三十万，还得搭上县城房子和车子，年轻人一听就蔫了。

离婚呢，民政局门口排队跟赶集似的，生孩子更别提，好多夫妻就一个娃，甚至干脆丁克。温铁军教授直戳要害，说这不是单纯的风气坏了，而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根子扎在房地产过剩和资源集中上头，导致婚姻彻底商品化了。

农村婚姻家庭的三重困境

结婚成本的飙升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2025 年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全国平均彩礼金额约为 14 万元，农村地区这一数字更高。江西部分县域在专项治理前，彩礼超过 15 万元的情况并不少见，河南、山东等地 28 万元的彩礼标准已成常态。

即便经过治理，宁夏彩礼金额下降 35%，福建 11 个重点治理县下降 15%，整体水平依然处于高位。更令人承压的是，彩礼之外还有硬性要求：县城商品房、家用汽车成为结婚标配，“三金” 的重量也被纳入攀比范畴，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让婚事告吹。部分地区的结婚总费用，甚至达到当地人均 GDP 的四十至五十倍，意味着普通农户需要倾尽毕生积蓄才能为子女完婚。

高昂的婚姻成本直接加剧了离婚率的上升。2024 年全国离婚登记数量达 350 多万对，粗离婚率为 2.5‰，2025 年上半年又新增 5 万多对。农村地区在离婚数据中占比突出，部分县域农村离婚案例占全县总量的九成以上。婚姻的 “保质期” 也在缩短，婚后三年内离婚的比例从过去的 20% 升至 35%，“七年之痒” 已悄然变成 “三年之痛”。

尽管离婚冷静期实施后曾出现短期回落，但 2024 年离婚数据的反弹，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明显上升，反映出婚姻稳定性的持续弱化。多数农村离婚案例中，经济压力是核心导火索，为凑彩礼和房款欠下的债务，让婚后生活充满矛盾，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生育率的下滑则让农村发展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2024 年全国出生人口 954 万，出生率仅为 6.77‰，农村总和生育率降至 1.29，虽略高于城市，但已远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过去多子女家庭常见的农村，如今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不少夫妻选择丁克。

养娃成本的高企是主要原因：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教育，必须在县城购房落户；农村医疗资源薄弱，孩子看病需奔波数十公里前往城镇医院；学前教育、课外辅导等开支层层叠加，让普通农村家庭难以承受多孩负担。

同时，男孩家庭对未来彩礼、婚房的预期压力，也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生育率下降与青壮年外出务工叠加，导致村庄空心化加剧，农村小学撤并、操场荒芜的景象并不少见。

矛盾根源

温铁军指出，农村婚姻家庭领域的系列问题，核心症结在于激进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深层次影响。过去二十多年，房地产开发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快速扩张，导致商品房库存积压。为消化库存、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公共资源配置开始向县城集中，形成了 “资源捆绑房产” 的发展模式。

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尤为明显。大量农村小学被撤并，优质师资向县城学校流动，农村孩子要想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必须随父母在县城居住，购房落户成为硬性要求。

医疗资源的分配同样呈现向城镇倾斜的态势，2021 年部分省份明确提出优质医疗资源向县城集中的政策导向，导致农村卫生室功能弱化，甚至出现长期锁门的情况，村民小病拖成大病，看病就医不得不往返城镇。这种资源配置模式，迫使农村家庭为了基本的教育医疗需求，咬牙承担高额房价，形成 “为入学看病而进城买房” 的被动局面。

资源集中与房地产泡沫相互作用，催生了婚姻的商品化。在农村婚恋市场中，县城房产、汽车、高额彩礼逐渐成为衡量婚配价值的核心标准，媒人介绍对象时，“无房产别耽误姑娘” 成为普遍说辞。

婚姻不再单纯基于感情联结，而是变成了一场涉及房产、存款、彩礼的物质交易。农村传统的血缘地缘互助网络被货币化关系取代，邻里互助、亲友扶持的传统逐渐淡化，人际关系被物质利益裹挟，原本淳朴的婚俗民风被攀比之风侵蚀。

房地产泡沫背后的金融泡沫与债务泡沫，进一步将压力传导至每个家庭。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维持运转，银行信贷扩张支撑房地产开发，形成了万亿级的地方债务规模。为偿还债务，地方不得不持续推动房产交易，而农村家庭成为消化库存的重要群体。

年轻人为结婚凑齐首付和彩礼，往往需要四处举债，婚后漫长的还贷过程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直接影响婚姻稳定。生育环节同样受到债务压力的挤压，养育孩子的教育、医疗、生活成本，让本就背负房贷彩礼债务的家庭望而却步。

破局之路

对农村婚姻家庭领域的困境，温铁军团队多年深耕的乡村建设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2003 年成立的河北定州翟城村乡建学院，见证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学院第一批学员多为未婚男性，当时不少人担忧他们在农村难以找到伴侣。

二十多年过去，这些年轻人通过组建合作社开展共同劳动，在集体生活中自由恋爱，多次举办集体婚礼，零彩礼成为常态。他们以出租屋为起点，没有高额彩礼和房产压力，婚姻稳定性极高，离婚率保持为零，生育率则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多数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最多的达四个。

翟城村的实践并非个例。2024 年，翟城村合作社年收入突破 500 万元，社员分红可观，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回流，曾经撤并的村小重新开学。福建古田的食用菌合作社、四川雅安地震后重建的乡村社区中，类似的模式正在复制。

乡村建设项目中，海归人才与本地青年结合、简单婚礼、多孩家庭的场景屡见不鲜。共同的事业追求降低了物质攀比的影响，集体劳动形成的信任关系取代了单纯的物质联结，婚姻回归感情本质，家庭稳定性自然提升。

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在于重建乡村的精神文明与互助网络。各地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将抵制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纳入村民自治范畴，三明市乡村振兴促进会推动挂钩村制定 “一约四会” 制度，明确限定彩礼金额、红白事宴请桌数和菜金标准，通过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监督落实，涌现出一批零彩礼结婚的典型案例。

村规民约中设置的激励与约束措施，让移风易俗有了可操作的依据，有效遏制了攀比之风。中央政策也持续聚焦这一问题。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高价彩礼治理，2025 年更是明确提出 “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强调发挥妇联、共青团作用，开展公益婚恋服务，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违规行为。

政策导向与乡建实践形成呼应，证明解决农村婚姻家庭问题，需要兼顾物质基础与精神文明建设，既要通过资源均衡配置降低家庭经济压力，也要通过村规民约、集体互助重建乡村良俗。

农村婚姻家庭的三重困境，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中资源配置失衡与资本异化的结果。天价彩礼、高离婚率、低生育率并非不可逆转，翟城村等乡建实践已经证明，当婚姻回归感情本质、家庭获得发展支撑、乡村重建互助网络，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缓解。

中央政策的持续发力与基层实践的不断探索，正在为农村婚姻家庭领域的治理开辟新路径，让乡村重新成为家庭稳定、人口兴旺、民风淳朴的宜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