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全传｜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苏东坡塑像/何加盐 摄于眉山三苏祠

（注：本文为精修畅读版。把原来的上中下三篇整合为一篇，同时修订了原先的一些错漏之处，内容略有更改，令节奏更流畅。所以读起来会更加畅顺爽快。）

苏东坡，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古人之一，甚至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之一”都可以去掉。

喜欢苏东坡的，往往并非因为他的才华，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更多却是因为他的洒脱，他的情趣，他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他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

一个中国人，只要 开始关注精神世界，就一定会爱上苏东坡。

你会发现，你想追求的状态，苏东坡早就达到了；你想表达的心思，苏东坡早就用最优美的文字歌咏过了；你想去往的梦想之地，苏东坡早就在那静静地等着你了。

现代社会，很多人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而感到更大的幸福，反而陷入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无聊、焦虑、痛苦、迷茫的精神危机之中。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能回过头来，和东坡先生聊几句，也许会找回内心久违的安宁。

今天，让我们一起进入，苏东坡的世界。

0 1

家世

设想你是900年多前的宋朝人，从成都坐船，沿府河顺流而南，几个时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从狭窄的府河进入一条宽阔的大河，此即是岷江。

岷江奔流向南，在乐山与从西北方向而来的青衣江交汇，形成了一个大约六十度的锐角。这个锐角区域，分布着丹棱、眉山、青神等几个县，隶属于大宋朝的眉州府管辖，这就是苏轼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苏氏一家从唐朝起就定居眉州，据苏轼的父亲苏洵考证，他们这一脉，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苏味道传下来的。唐中宗推翻武则天统治，恢复帝位后，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于五十八岁时逝世于此。其子孙定居眉州，开枝散叶，形成了眉州苏氏大族。由于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人，所以苏家后人一直自称为“赵郡苏某”。

世事悠悠。中华大地在开元盛世后，又迎来了安史之乱，经历了中唐、晚唐的苟延残喘，遭逢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大乱，才终于进入了宋朝，此时，已经是两百多年过去。

苏家传到了苏杲（gǎo）这一代，虽然算不上名门望族，但也是世代诗礼的读书人家。后人记载他“善治生，有余财”，意思是善于经营，家里颇有积蓄。

苏杲的命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命好在于，他生了九个儿子；不好在于，九个儿子有八个英年早逝，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名叫苏序。

这里不得不感叹，古代人，能活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能活到一定年纪，有所成就，那更是天大的运气。

苏杲去世时，家里还留有良田一百多亩，眉州城里私宅一座，以及家族生意一摊，本来日子应该能过得很好。但传到苏序手里，他不善经营，又急公好义，救济别人的困难比自己有事还着急，结果搞得自己饭都吃不上了。

不过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每次穷到饥寒交迫的时候，又总能缓过来，苏序便道：“我早就知道不会一直受穷的”，结果下回就更慷慨了。后人说他，“以此穷困厄于饥寒者数矣，然终不悔。”

苏序有三个孩子，苏澹、苏涣、苏洵。大哥苏澹和二哥苏涣都用功学习，致力于考科举，获功名，而三弟苏洵却吊儿郎当，苏序也不大管，就随他去。后来，苏澹不幸早逝，苏涣却考中了进士，是宋代眉山最早考中进士的读书人之一 ， 在当地引起了巨大轰动。

苏涣中进士时，其弟苏洵才十五岁，正是爱玩的时候。哥哥中进士对他来说，似乎没有太大影响，每天还是只顾着游山玩水。

十八岁时，苏洵结婚了，妻子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女儿，姓程。历史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后人们只能称之为“程夫人”。

程夫人的一生，当时人或许视为平常，但在我们后人看来，未免太过悲惨。她先后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夭折了。生了三个男孩，也只活下两个。

苏洵依然是游手好闲，程夫人虽然不敢指责丈夫，但是内心毕竟闷闷不乐。而且从大户人家嫁到清寒的读书人家里，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

公公不善于打理家财，祖辈留下的财产基本上耗光了；大伯虽然考上进士，但也就做个小官，连自己家都顾不过来；自己老公——唉，不说也罢。

有人跟她说，你娘家这么有钱，为什么不向他们求助呢。程夫人说：“虽然我可以找爹娘，但是我丈夫就会留下要仰仗别人才能养活妻儿的名声”。她知道，凭苏洵骄傲的性格，这样做是绝对不可以的。

好在生活也没有全然亏待她。尽管孩子夭折了三个，但还是有三个活了下来。在丈夫到处游逛的日子，她一边操持家务，一边教孩子，总算是有一些慰藉。

苏洵一直晃荡到二十四岁，不知为何，突然悔悟，开始发奋读书。

他本以为，凭着自己的聪明，考个进士易如反掌。没想到苦读两年，连乡试考举人都没有考过。

苏洵又羞又愧，把以前所做的几百篇文章 一把火全都烧了，边烧边说 ：“这写的啥玩意儿，跟没学一个样”，于是又拿出《论语》《孟子》《战国策》《韩愈集》等书籍，从头开始苦读。

这一年苏洵二十六岁，按古代算法是二十七岁。后来儿童学的《三字经》里面有一句“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就是讲的这事。

二十八岁那年，苏洵离开父母妻儿，独自一人上京去赶考，连考两年都没考上。最后只好大江南北到处游历一圈，才回家来。

经过几次考试不中，苏洵基本上绝望了。开始把理想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虽然长子已亡，但毕竟还有两个儿子健康地活着，而且看起来甚是聪颖。

其中大的那个，谁都能看出是天才，但性格太奔放，不善于藏拙，未来可能会过得比较坎坷。

小的那个，天赋也很不错，更重要的是性格沉稳谦虚，也许能过得好一些。

于是，苏洵就给大的起名叫“苏轼”， 所谓“轼”，就是马车的座位前方，作为装饰物的 一根横木。

苏洵解释说：“车轮、车轴等，在车上都有自己的用处，独有车轼好像没什么用处。但是，一辆车少了轼，就不成其为车了。轼呀，我很担心你不懂得掩藏自己呀！”。

小的起名“苏辙”。 所谓“辙”，就是马路上车辆走过留下的痕迹。

苏洵解释说：“天下所有的车，走路都要沿着车辙走，但是说起车的功劳，辙却并不在其中。但是，车子翻了，马累死了，这些灾祸也不会波及到车辙，所以这个辙，是善处祸福的。辙呀，我知道你能免灾的。”

“知子莫若父”，日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命运，如同苏洵在《名二子说》里面讲的，一模一样。

0 2

孩提

苏轼，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换算成公元纪年，是1037年1月8日。

这个日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古代计算年份，是把头年和尾年都要算上的，与现代算完整经历的年份不同。

例如苏轼满月那一天，是景祐四年一月十九日，由于中间跨了一个春节，按古代算法，苏轼已经两岁了；但 按现 代算法， 那一天是公元1037年2月7日，苏轼出生才三十天，算零岁。

所以，苏轼是传说中“虚两岁”的人。我们看古书上苏轼的年龄，要减掉两岁，才和现代人理解的相符。本文凡是提到年纪的地方，都换算为现代算法。

由于父亲总是在外赶考和游历，苏轼小时候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程夫人本身出身于书香世家，所以能带着孩子们读书。

程夫人教育孩子时，更关注的是品质修养，而不大关注应试的内容。她曾和苏轼、苏辙说：“你们读书，不要学那些书生，每天只想着求取功名。”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有一回，程夫人给苏轼讲《后汉书》的《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名臣，品行高洁，天下所知，后来被权臣谋害，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不逃，决定以身殉理想。

范滂跟母亲说：“弟弟很好，能供养您。我要去黄泉陪同父亲了，请您不要悲伤。”

他母亲说：“你能和李膺、杜密这样的大贤臣齐名，死有什么可遗憾的！既有了好的名声，又想要长寿，怎么可能兼得呢？”

苏轼听了这个故事，热血沸腾。他问妈妈：“如果我以后也要当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

程夫人说：“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之母吗？”

苏轼六岁时，被送到学堂去读书了。 说是学堂 ，其实是一座庙宇，名叫天庆观； 老师是一个道士，名叫张易简。 大概在当地很有名，所以很多家庭都把孩子送过来学习。

入学不久，有一次，有人从京城来，拿了一篇文章给张道士看。

这是一首四言长诗，名曰《庆历圣德颂》，内容是描写宋仁宗提拔了十一位大臣，歌颂皇帝知人善用。

苏东坡虽然只有六岁，但是站在旁边就把全文给念了出来，并且理解了其中的内容。他问老师：“这里面写的十一个人都是谁？”

老师说：“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

苏轼回答：“难道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吗？如果是神仙的话，那我不敢问。如果是人的话，那知道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

老师觉得这娃了不得。便细细给他讲了。并告诉他，其中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当代人杰啊！

苏轼把这几个名字深深印在脑海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日后他的生命，将会和其中两位深深纠缠在一起。

在天庆观上了两年学以后，苏轼回到了家里，跟父母读书。此时，由于家计艰难，苏洵和程夫人从苏氏大家庭里分家出来，住到了眉州城里的纱縠 （hú） 行，做一点纱绸之类的生意。

此后苏轼就一直以此为家，日后诗文回忆里，多次提到纱縠行的老宅。

眉山纱縠行苏轼故居（后人重建）

老宅后面有一个小院，是苏轼兄弟经常玩耍的地方。由于程夫人要求孩子们和婢女仆人们都要爱护小动物，不能杀生，所以后来有很多小鸟也不怕人，都跑来他们家的院子做窝，甚至把窝做得很低，苏轼不用爬树、不用搬梯子，就能看到窝里的鸟蛋和小鸟。

苏轼年轻时只觉得好玩，长大了回忆起来，就感叹道：我妈妈太善良了。这些小鸟也是因为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反而会保护它不受蛇鼠等的伤害，所以才来我家住的。

程夫人还有另一个让苏轼深深感到受教育的地方：他们家搬到纱縠行不久，有两位婢女正在干活时，突然地陷下去，后来发现下面是一个地洞，洞里有一个瓮，用乌木板盖着。

古代人喜欢把金银财宝藏在地底下，这里出现一个瓮，必定是前人藏的财宝。

家人想要把瓮取出来，程夫人制止了，并说：“不是我们家的东西，不 要妄取”， 命家人又用土填回去。

0 3

少年

从苏轼八岁多开始，苏洵就自己教苏轼兄弟了。 此时，他经过六七年的苦读，文学 水平已经非常高 。

苏洵采取了一种“中心揣摩，忍而不发”的读书方法。苦读期间，他只 是用心体会，并不下笔成文。 直到六七年后，胸中感情与见解已经汹涌澎湃，忍无可忍，不得不发，才提笔作文。结果下笔千言，顷 刻而就，蔚然大观，遂成为一代大家 。

他教苏轼兄弟，也和当时应试的文字不同。他追求的是“文以气使，文以载道”，效仿的是孟子、韩愈和战国策的“古文”写法，一洗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以来主流的浮华之气。这和宋朝前期科举取仕的标准截然相反，难怪他自己考了很多次也考不上。

苏洵对苏轼兄弟的课业要求非常严格，经常要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给苏东坡留下了过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苏东坡到六十多岁时，还会被噩梦惊醒。

在六十二岁作的《夜梦》诗里，苏东坡写他梦到父亲来检查他课业完成情况，形容道：“我本来像孩子一样玩得正开心，一下子就被吓醒了，顿时心里就像被挂在钓钩上的鱼一样难受”。

尽管苏洵自己屡试不中，但是对苏轼兄弟的期许很高。 苏轼才八岁多，苏洵就叫他仿写欧阳修当高官后写给皇上的谢恩文。 苏轼仿出来之后，苏洵很高兴，指着其中最好的几句说，“这些句子，希望你以后用得上。 ”

为了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也为了给孩子们谋个好的前程，这位父亲操碎了心。他经常去拜访蜀地的官员们，把自己以及孩子们写的文章拿给他们看，请求他们向朝廷推荐自己，以及提携两个孩子。

其中最重要的是 益州知州张方平。 张方平是当朝名臣，因故暂贬四川，他 读了苏洵文章，又见了苏轼兄弟后，非常看重，就写信 给当时大宋文坛最负盛名的欧阳修，高度评价三苏，请欧阳修一定要向朝廷推荐，要把苏洵用起来。

张方平等人写信的时候，往往也都会附上苏洵、苏轼、苏辙写的诗文。当时朝中大佬韩琦、欧阳修看了，都赞不绝口。所以三苏虽然人在四川，名声却早已在京城开始流传了。

正当 苏轼兄弟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家里出了两件事，一件大悲，一件大喜。

大悲的事情是，苏轼的姐姐苏八娘，出嫁之后因被夫家虐待，患病不治而死。这件事让苏洵也极度伤心，因此而写文章大骂亲家，并断绝了来往。

更悲惨的是，苏洵的亲家，不是别人，正是程夫人的哥哥。

按照当时习俗，表兄妹是可以结婚的。苏八娘十六岁时，嫁给了妈妈的亲侄子、自己的亲表哥程之才。

这本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但是苏八娘在程家，不知为何，不受公公婆婆（也是舅舅舅妈）的喜欢。

她十七岁生完孩子后，得了重病，婆家也不管她。苏洵夫妇知道后，赶紧把她接回家照顾。

本来病经过治疗已经有起色了，结果夫家派人把孩子抢回去，并把苏八娘骂了一顿，说她“不归觐”（不回夫家）， 苏八娘又愧又怒又急，病立刻加重，三天后就去世了。

苏洵后来写诗、写文章，骂程家寡恩薄义、贪财无厌、寡廉鲜耻，是“州里之大盗”，并且还把这些刻成碑文，广而告之。两家彻底翻脸，成为互不来往的大仇人。

最可怜的就是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和哥哥，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父母干的坏事，伤的是她最亲爱的女儿；丈夫尖酸刻薄辱骂，骂的又是自己的父兄。这些事，这些话，一刀刀都戳在她的心上。

苏八娘去世后两年，伤痛在苏家渐渐褪去，苏轼和苏辙又都迎来了人生的大喜事：他们俩同时娶媳妇了。

其实当时哥俩的年纪都不算大。苏轼十八岁，苏辙十六岁。之所以要这么早就娶妻，是因为苏洵准备带领两兄弟赴京赶考。这一去，不知道何时能回，不如干脆把亲事定下来。

苏轼娶的是隔壁青神县一位姓王的姑娘，名叫王弗。她 父亲也是一位读书人，中过举。 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王弗也是饱读诗书。

刚开始苏轼还不知道王弗读过书。 后来是苏轼有时候背书背不出来，王弗在旁边提醒下一句，他才知道老婆这么厉害。 再后来，他写文章时需要用到什么典故，有时自己想 不起来 ，还要向老婆请教。

新婚的旖旎日子没过多久，小两口就迎来了离别。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辙，从眉州一路北上，经成都，过剑阁，走凤翔，越长安，历时两个多月，终于抵达了北宋京城开封。

那一年，苏洵四十六岁， 苏轼十九岁，苏辙十七岁。

0 4

赶考

苏洵父子三人抵达京师后，两个孩子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而苏洵则到处去拜会朝中大佬。最重要的自然是韩琦、富弼、欧阳修，范仲淹当时则已经去世了。

被公认为当时“天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对苏洵的文章大为倾倒，不仅将苏洵礼为上宾，还向其他人极力宣扬苏洵的见识与才华，并上书向朝廷推荐。

但不得不说，以文学见长的人和以政事见长的人，对人才评价的标准完全不一样。虽然欧阳修如此推崇苏洵，但是长期处于宰辅地位的韩琦和富弼，对苏洵那些政治见解和政策建议，却完全看不上。韩琦好歹还敷衍一下，富弼则直接毫不客气地排斥。所以， 朝廷只是给了苏洵一个很小很小的官。 苏洵觉得很丢人，辞而不任。

好在孩子们给他争了气。在这次科举考试中，苏轼和苏辙都大放异彩。他们各自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都成为当时传遍京师，日后将传遍天下，传承百世的名作。

尤其是苏轼的文章，当时的考官梅尧臣看了之后，如获至宝，赶紧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见之下，也是大喜，当即要把这份卷子定为全场第一。

但正要落笔打分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么好的文章，别人恐怕写不出来，只能是我的弟子曾巩啊，我要是给他打了第一，岂不是让别人说闲话。

于是，欧阳修就判此卷为第二名。后来才知道是苏轼写的。

接下来的考试，苏轼和苏辙，也是势如破竹，一直笑到最后，双双高中进士。

兄弟俩第一次参加科举， 以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双双中榜，一下子成了全国的传奇。

苏洵不禁感叹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子如拾芥。

苏轼二人能这么轻易中进士，最要感谢的，除了他们的父亲之外，就是主考官欧阳修。

要知道，宋朝前期的科举考试，能够脱颖而出的，往往是晦涩古奥、华丽铺陈的文字。到了欧阳修，才决心以自己文坛盟主的地位，一改天下的文风。

他不仅自己写文章力求平易近人，通俗易懂，教学生也这样教，当考官录取学生，也按照这个标准。原来那些习惯写古奥、华丽文字的，全都被他黜落了，而文辞平易，言之有物的文章，就被他高看一眼。

苏洵历来教育苏轼苏辙，就是这一路文风，所以两兄弟能高中，不得不说，既是努力，更是运气。而苏洵自己，就只能叹息生不逢时了。

欧阳修的这一大胆改革，也造就了中国科举历史上人才最盛的一次考试。他不仅取出了苏轼、苏辙、曾巩这样的文学大家，也取出了程颢、张载这样的儒学大家，这一年的进士，还有九人后来当上了宰辅大臣。

按照当时科场惯例，考完试之后，考生们要写信给考官，表示感谢。苏轼写的《谢欧阳内翰书》，成为千古流传的名篇。欧阳修看完之后，击节赞赏，情不自禁地写信给朋友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回到家之后，欧阳修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跟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记着，过三十年后，就没有人谈论我了”。意思是，大家都去谈论苏轼了。

苏辙写给韩琦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也成了千古名篇，后来与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等，一起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后世读书人必读的书目。

以上种种，让苏轼苏辙两兄弟，成为嘉祐二年开封城最为灿烂的两颗明星，把当年的状元榜眼探花的风采，全都盖过去了。

谁能都能看出，光明远大的前程，已经在两兄弟面前展开。

而恰在他们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家乡传来惊天霹雳般的消息：

程夫人病逝了。

0 5

守孝

程夫人是四月初八去世的，当时正值苏轼和苏辙高中进士，意气风发。

但人生就是这么无常。谁知道，金榜题名的至乐，同时又伴随着母亲去世的至悲呢。

由于古代通讯的不便，消息传到京城，已经是一个多月后。父子三人匆匆离京，回家奔妻丧、母丧。

苏轼和苏辙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前年离家远行，是第一次离开妈妈，没想到，第一次分别就是永别，伤痛可想而知。

这里也普及一下古代的丧制。古人认为，人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也要为之服丧三年。

在服丧期间，孝子不能出来做官，有官位的也要辞掉。所以，虽然苏轼和苏辙考中了进士，但是还不能出仕，必须等丧期结束。

于是，在安葬完母亲之后，苏轼和苏辙就在家乡守孝。

时间匆匆，转眼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服丧三年时期已过，苏家必须得决定日后安家何处了。

苏洵本人对故乡是没什么留恋的，他向往的地方是嵩山脚下，洛水之滨。 由于苏洵的父母早已去世，现在程夫人也已经亡故，他决定带领两个孩子，从此离开家乡，永居他方。

这年九月，苏洵带着儿子和儿媳们，从乐山登舟，沿水路东下，经泸州、重庆，下三峡，抵达荆州后，才舍舟登岸，陆行至京。

朝廷很快就任命了苏轼和苏辙的官职，都是从九品的县主簿，但兄弟俩都辞不赴任，因为第二年，朝廷还会有一次重要的“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在普通的进士考试之外，特别设立的一种招揽非常杰出人才的考试，要由大臣推荐，皇帝亲自策问。而选出来的人才，在授予官职和提拔方面，也会比普通进士要优越得多。

所以，苏轼和苏辙，都想着再等一年，通过制科考试后再出仕，这样走仕途会快得多。

由于 制科考试 出题的方向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包，所以要准备的内容非常多，几乎相当于要把古代重要的典籍全部看过，背熟，写出读书笔记。苏轼兄弟提前半年就到城郊一个偏僻的驿站，闭门苦读。

苏家本来就贫穷，在家守孝三年无俸禄，更是所有积蓄都花光了。现在寄居驿站，每天只能以“三白饭”度日。所谓“三白”，就是白米、白盐、白萝卜。

苏轼和苏辙，白天临窗苦读，晚上对床而眠，谈天说地，倒也不以为苦。

有一次正读着书，风雨骤起，苏辙觉得冷，起来加衣，而苏轼正读到唐朝韦应物的诗“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突然觉得，兄弟俩一起读书、聊天、共眠的日子，不知道还能有几次，以后走上仕途，就身不由己了。

俩兄弟这一天聊了很多，都非常伤感。他们约定，以后绝对不能贪恋高官厚禄，更应该珍惜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家庭里面的亲情。

日后，这一天的情景，将无数次地重现于他们的梦里，也无数次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

经过艰苦的准备，苏轼兄弟终于迎来了制科考试的日子。主考官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司马光。

考试结果，苏轼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一名，并且获得了宋朝立国百年以来，制科考试中最高的成绩，与前参知政事吴育并列。整个宋朝，考到这个成绩的，就他们俩人。

司马光则特别喜欢苏辙的答卷，想把他提为跟苏轼并列第一。但另一名考官认为，苏辙的答卷里批评皇帝的言辞出言不逊，坚持判为考试不通过。后来争执到皇帝那里，皇帝评价说，“其言切直，不可弃也”。最终决定降一等录取。

这次考试，总共四人符合应试资格，最终通过三人，苏轼和苏辙就占了两个。苏氏兄弟，再次名满天下。

而宋仁宗那天主持完殿试之后，更是兴奋地跟皇后说：“朕今天又给后世子孙得了两名太平宰相”。

通过制策考试后，苏轼被授为“将仕郎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根据宋朝官制，前面那个是官名，主要是表示官位高低和俸禄多少，后面那个是“差遣”，表示得官者实际要做的事。所以苏轼实际上是要到陕西凤翔府（今属宝鸡）去任职了。

苏辙本来也得了官，但此时父亲也被任命为给朝廷 “编撰礼书”的官员，需要在京办事， 为了照顾父亲，苏辙主动奏请辞官，留京居住。

在一个寒风凄凄的冬日早晨，苏轼带着家眷踏上了西行的路程。苏辙一直送到城外，两兄弟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苏轼突然感到了离别的无尽悲伤。自从苏辙出生以来，两兄弟朝夕相处，从来都没有分离过，现在一下子就分开，要过好几年才能相见，觉得非常不适应。

苏辙匹马回城，苏轼一步一回头，走到很远的高岗上，还在回望弟弟。等弟弟的身影再也看不见，他才转身向着远方行去。

坐在马上，他写下了这辈子和弟弟分离后的第一首诗：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一边喃喃自语着想和弟弟说的心里话，一边惆怅地向着仕途出发。

这是苏轼一生为官的开始，也是他一生波折的开始。

这一年，苏轼二十四岁。

0 6

凤翔

苏轼去凤翔，中间要经过渑池。几年前父亲带他们进京赶考，走的就是这条路，只不过方向相反。当时他们在渑池一个寺庙里住，他和苏辙还一起在墙上题过诗，跟庙里的僧人聊过天。

这次再来，他专门到这个寺庙去看了一下，发现寺庙早已荒芜，原来聊过天的老僧已经死去，题诗的墙壁也倒了，他们的诗自然也已消失不见。

仅仅几年时间，世事就变幻如此。苏轼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寄给弟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应该是苏轼早期诗作里最有名的一篇了 。“雪泥鸿爪”，后来成了人们形容人生的常用比喻，它也预示着苏轼一生的漂泊命运，可以说一语成谶。

到了凤翔，苏轼作为签判，属于知州的幕僚，没什么实权，也难做出什么政绩。所以他在这儿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什么当官的抱负，也就是混资历而已。

不过，苏轼还是尽职尽责，尽可能地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例如天旱的时候，他也心急如焚，帮忙写祷文，开坛求雨，还真的给他求来了雨。后来他还为此写了一篇《喜雨亭记》，成为千古名篇。

另一件大有功劳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改变了当地一桩繁重差役的服役方式。

凤翔位于秦岭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所以宋朝修建宫室、陵墓等用的竹木，很多都是由凤翔这边提供。凤翔老百姓负担最重一种差役，就是向开封运送竹木。

当时，官府把服役的日期规定得很死。竹木限定到达的日期，恰逢 渭河、黄河河水暴涨的季节，此时运送竹木 ，不仅物料损失多，人员失水淹死的也多。

苏轼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其实只要允许老百姓自行决定运送日期，完全可以避开涨水期，在更安全的时候运送。于是他上书说了这件事，上级从善如流，立马改变了政策。此举挽回的财产和生命损失，不计其数。

苏轼在凤翔三年，辅佐过两任知州，他和第一任相处融洽，但是和第二任却完全合不来。

第二任知州名叫陈希亮，也是四川眉州人。本来都是老乡，应该相处很好。但他对苏轼却非常苛刻。

苏轼写的公文，陈希亮常常给改得面目全非；苏轼制科考试考的是“贤良方正极言尽谏科”，所以官府里的小吏尊称他为“苏贤良”，陈希亮听到后，呵斥道：“签判就是签判，什么贤良不贤良”，还把那个小吏打了二十大板；陈希亮架子很大，接见下属时，经常让人等很久，等得都快睡着了，苏轼只能告诉自己忍耐再忍耐；后来苏轼实在忍不了了，有些官方宴会和仪式，他都故意不去，结果被陈希亮告到朝廷，被判罚铜八斤……

可想而知，苏轼这段时间，在官场上过得多么不如意。这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个在体制内任过职的人，都有过的共同经历。

苏轼在官场中抑郁不乐，于是就寄情于山水、朋友、文字之中。这期间他认识了两位好友，日后都将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

第一位是陈慥（ zào ），是陈希亮的儿子。苏轼虽然和陈希亮合不来，但是和陈慥却 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这位公子出身于书香世家，喜欢的却是游侠生涯，每天弯弓射箭，斗鸡走马，携伎浪游。日后他会在苏轼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此时暂且不表。

第二位是章惇 （dūn） ，是苏轼的同年进士。 苏轼在凤翔任职时，章惇到陕西游玩，苏轼作陪。

在终南山黑水谷，他们见到一处极其危险的悬崖峭壁，章惇邀请苏轼去悬崖上题词，苏轼看到太危险了就连连摇头，章惇说“你不去，我去”，冒着极度危险，爬过去写了“苏轼章惇来”五个字。

章惇面不改色，但苏轼却吓得连连吐舌头，跟章惇说，“你以后必能杀人”。

章惇问：“为何”？

苏轼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惜，怎么会顾惜别人的命呢”。

在凤翔时，苏轼的妻子王弗夫人一直陪在身边。每天苏轼做了什么事，晚上回去都会和王弗讲。王弗就帮他判断，哪件事做得对，哪件事做得不对。

苏轼的朋友来访，王弗会在屏风后听他们说话。等客人走后，她会告诉苏轼：某某专会迎合你，没有主见，不可深交；某某交友不长久，因为他跟人热络得快，冷淡得也会很快。后来这些人果然都如王弗所言。

有一年下雪，院子里积雪盈尺，独有一个地方没有一点雪。等天晴之后，这地方土块隆起。苏轼认为这里是古人埋丹药的地方，所以有热气涌出，便想挖出来看看。王弗说：“如果是婆婆在，她肯定不挖。”苏轼闻言而愧，就没有挖。

由上述事情可见，王弗是在思想上、事业上对苏轼有重要影响的人，而苏轼对她也非常尊重、敬佩和服从。不得不说，王弗真的是苏轼的良配，而苏轼对妻子的尊重，也是古人中很少见的。

0 7

亡故

按宋朝官制，外官一般是三年一任，所以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任满就回京了。

在此期间，宋仁宗已经驾崩，继位的是宋英宗。英宗皇帝早闻苏轼大名，想任命他为翰林、知制诰（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员），被宰相韩琦制止；英宗又想任命苏轼为修注官（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韩琦还是认为不可。最后被任命为“殿中丞、直史馆”（在史馆做研究的闲职）。

韩琦不让苏轼担任知制诰和修注官，只给一个史馆闲官，给出的理由是苏轼太年轻，经验不足，未经试用，不可骤与侍从之职。

关于韩琦这一做法，时人与后人都多有争论。有的认为韩琦气量小，不愿意破格提拔苏轼；也有人认为韩琦是对苏轼的爱惜和保护，因他年少成名，怕他骄傲，所以要压制一下。孰是孰非，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苏轼倒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说，韩公如此待我，“乃古之君子爱人以德者”。

对苏轼而言，回到京城，就可以与父亲、弟弟团聚了，这才是他最看重的。

但是，家人团聚的快乐日子没过多久，一个巨大的灾难就砸在苏轼头上：回京才三个月，夫人王弗就病逝了。死时，年仅二十六岁，遗下一个六岁的儿子。

这对苏轼来说，是极其沉痛的打击。如前所述，王弗和苏轼不仅有深厚感情，而且是能够在思想上和他对话，在事业上对他有巨大帮助的成长伴侣。失去王弗，以后苏轼的人生道路，将会走得艰难和危险得多。

我有时不禁会想，如果王弗还在，后面苏轼会在仕途上犯那么多错误，经历那么多波折吗？有没有可能，经过王弗的提醒，苏轼人生中的一些磨难，本是可以避免的呢？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苏轼对王弗的思念，也一直持续到很多年以后。那一首千古流传的《江城子》，就是十年之后，他梦到王弗时所作：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如果称为千古悼亡诗词之最，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但苏轼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父亲苏洵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才逢妻没，又遭父丧，苏轼心中的悲痛，已经难以形容。

宋英宗下诏， 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派官船运送苏洵灵柩返乡安葬。

韩琦、欧阳修等与三苏有旧的官员，也都赠送了丰厚的赙仪，韩琦赠了三百两，欧阳修赠了二百两，司马光等其他大臣也各有馈赠，苏轼兄弟都一一婉辞了。

除了心中悲痛之外，父亲的去世还给两兄弟的仕途画了一个休止符——依礼，苏轼和苏辙都要弃官回家，守孝三年。

于是，他们把苏洵和王弗的灵柩运回故乡安葬之后，在眉州又待了三年。

宋朝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七月，苏轼兄弟脱下了孝服。他们又可以回到朝廷来任职了。

同时，对苏轼而言，王弗已经去世三年多，父亲守孝期已满，他自己年过三十，只有一个儿子，按当时传统，他应该再续弦了。

这年十月，苏轼迎娶了第二任妻子，王闰之。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没读过书，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姑娘。

他们结婚的时候，王闰之已经20岁，对当时的女孩而言，这个结婚年龄已经是太晚了。但这不是嫁不出去，而是因为要等苏轼守孝期满。

王弗去世时，苏轼作为丈夫，要为亡妻服“齐衰杖期”之丧，也就是服丧一年。在服丧期间，苏轼和王闰之两家本已商定亲事，等出丧后即完婚，但不幸又逢苏轼父亲去世，为父守孝期间也不能嫁娶，就又等了两年多。

办完婚礼后，苏轼兄弟把先人坟墓委托给亲戚邻居照看，携带全部家眷，再度离开眉州进京。

当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这一别，他以后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从此，眉州的山山水水，只能长存于记忆之中。

苏轼也从此成为一个永远都没有了家，永远都在寻找家的人。

0 8

改革

在苏轼兄弟离开朝廷的三年，大宋朝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时，宋英宗又已经去世，皇长子赵顼（xū）继位，改元熙宁，日后他将有一个更被人们熟知的庙号：宋神宗。

回到朝廷的苏轼兄弟发现，原来熟悉的大臣们，很多都不见了，新任宰相是王安石。

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大家就知道，大宋朝一场惊天动地的变化，就要开始了，史书上将其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这里先要岔开讲一下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只有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明白苏轼后来命运变迁的外部环境和内在逻辑。

宋朝于公元960年立国，到宋神宗继位时（公元1068年）已历百年，已经积累了一大堆的问题，尤其是财政上已经不堪重负，几乎维持不下去了。

而 宋神宗登基时，年仅19岁，他人 很聪明，有强烈的自尊心和建功立业愿望，盼望自己能成为一代雄主。

正好，王安石也有强烈的变法欲望。他当时已经众望所归的天下名臣，在宋仁宗时期就上过万言书建议变法，没被采纳。现在年轻的宋神宗上台，王安石认为是变法的好机会。

于是 ，宋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 开启了轰轰烈烈的 变法历程。

但这个变法也引起了一群老持沉重的大臣的反对。韩琦、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都是反对变法的。苏轼兄弟也属于这一派。

他们认为，宋仁宗在位时，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不好吗？为什么要去搞变法折腾呢？

由此，就逐渐形成了“变法派”和“守旧派”之争。刚开始只是政见之争，后来变成了权力之争，到最后则恶化成了你死我活的仇敌之争了。

苏轼兄弟回到京城时，变法刚刚开始。他们可能也想不到，兄弟俩就此卷入了北宋最惨烈的党争之中。

苏辙由于对财政问题发表过见解，被宋神宗赏识，提拔进了为变法而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但只 待了一年多，就因为 老是提反对意见，被王安石贬到洛阳去做了一个小官。

苏轼刚回来时，没有贸然上书，但 后来，神宗皇帝下诏要求百官讨论科举改革，苏轼上了一份《议学校贡 举状》。神宗一看，觉得自己原来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经苏轼一解说，就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马上召见了他。

这是苏轼第一次陛见二十二岁的宋神宗。宋神宗让他谈朝廷得失，他主要谈了一个意见：皇上您是生而知之的天才，有这份睿智，不怕您不圣明，不怕您不勤奋，不怕您没有决断，就怕您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呀。

神宗若有所思，说：你提的这三条，我会好好考虑的。以后你要多多为朕深思治乱，不要有所隐瞒啊。

苏轼为皇帝的信任而感动，后来就老是上书说变法不好，提的意见很尖锐。王安石非常反感， 就找了个借口，任命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这算是从朝臣变成了地方官，言事就没那么方便了。

但没想到，苏轼到了开封府任职，依然没有停止上书反对新法。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心里有话，就一定要说出来，一点都不会隐瞒。后面会为此吃尽苦头。

苏轼 上了一封八千多字的奏折，逐条批驳新法，把新法说得一无是处。

但奏折送上去后，皇帝一点反应都没有。苏轼就又写了一封言辞更激烈的奏折。由于心中愤懑，行文就毫不客气，有很多意气之词。

例如，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施行新法就是让老百姓喝毒药，说施行新法后，“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又说搞变法的那群人是小人，是“希合苟容之徒”。还说，我们听说皇上近日有悔悟之意，都在庆贺，希望皇上尽快涣发德音，洗荡乖僻，不要再搞变法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仅王安石生气，就连宋神宗都气坏了。

当时，正好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苏轼当年运苏洵灵柩回乡时，利用官船贩私盐、木材、瓷器等。

本来这种事情，如果皇帝信任臣子的话，可以置之不理。但这时皇帝本来就对苏轼不爽了，头天收到奏折，第二天就下旨严查，派人把当时帮他们划船的船工，护送的兵丁，全部都找来问了个遍。

虽然查了一圈，啥事都没查出来。 但是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令苏轼不寒而栗。 于是他便上书请求外放，申请到地方上去任职。

神宗可能也是觉得，把苏轼放到外地去，让他别老是上书反对新法，会更好一点。于是就同意了苏轼的请求，批示道：“与知州差遣”，意思是让他当知州。

但王安石觉得，知州是一州之长，新法在一州是否能推行，就看知州给不给力，如果让苏轼当知州，他肯定会在当地阻挠新法的实行。于是就给他定为“通判颍州”。

神宗觉得以苏轼的资历和才能，通判给低了，但是也不愿拂王安石的意见，就折中了一下，给了苏轼一个好一点的地方，改为：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一家抵达了杭州，开始了这位最有才华的文人和最美丽的城市的千古渊源。

0 9

杭州

苏轼作为杭州通判，虽然比在凤翔时升官了，但毕竟还不是一把手，所以在政绩上依然没有太多可发挥之处。

但他的才华，与杭州的美景，却是天作之合。

到杭州后，苏轼马上就爱上了这里，觉得自己好像前世曾经到过这里似的。他有一首诗说道：“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另一首诗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西湖之美，让苏东坡流连忘返。他咏西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成为古往今来写西湖的第一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除了写景之外，更是蕴含了苏轼经历过朝廷的斗争之后，领悟到的一种意境：人生何必非要追求天晴呢？就算是下雨天，不也挺好的吗？只要有一颗会欣赏的心，什么样的景物都可以看；只要有一种闲适的心态，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过。

这种心态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里表现得更明显，只不过这首诗就不像“其二”那么有名：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由于这首诗的意境对于理解苏轼整个人生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它是说：早上太阳还好好的，风景很美，结果晚上就下起雨来。有人抱怨这雨来得不是时候，但其实，这种意境也是很美的，只是你没有体会到罢了。我们要给龙王爷（钱塘龙王又称“水仙王”）敬杯酒啊。

这种随遇而安，不管碰到什么情况都以享受心态处之的人生态度，正是苏轼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苏轼虽然此时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日后还要经历多次反复，多次磨难，才能真正理解其真意，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

尽管个人的生活很惬意，但苏轼所见的民间疾苦，也引起了他内心的苦闷。

此时，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在全国推行，虽然极大地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是也导致了很多地方民不聊生。

例如新推出的“青苗法”，本意是好的。当时很多农民，在上半年急需用钱买农具、买种子、买粮食的时候，却没有钱，只能找富人借高利贷，后面还不上，只能卖地卖屋，甚至卖儿卖女还债。

王安石便推出青苗法，上半年由官府借钱给农民，下半年收成了，农民再把钱还给官府。这样农民也能救济，官府也能收利息，一举两得。

但问题是，本来应该自愿借贷的，后来变成了强制借贷。每户农民上半年都必须找官府借钱，半年后再还钱，半年的利息高达20%；再后来，变成了下半年也必须借一次，利息也是20%；再后来，变成了城市居民也必须借。这样一来，很多老百姓直接被官府搞得没法活命了。

又如新的盐法，规定食盐专卖，严厉打击私盐买卖，并且鼓励互相举报，对被抓起来的盐民严刑拷打。这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民间本来通过私盐贩子可以买到便宜的盐，现在买不到了，穷人几个月都吃不到盐；二是触犯盐法的人实在太多了，每天官府都有成批的罪犯，要拷打不绝，而他们很多其实就是普通老百姓。

苏轼当时作为通判，行刑都要他来签字画押。按照法律，他不得不签，但是看着那些老百姓受刑，他又心在滴血。所以每次签字，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

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苏轼无由排遣，只能都写进诗里。

而这些诗，由于写的是民间疾苦，帮老百姓出怨气，就流传得非常快。再加上当时活字印刷术已经开始流行，带来了出版业的高度发达，诗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扩展，使得苏轼成为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杭州三年，苏轼就是这样在矛盾复杂之中度过。从个人生活来说，这三年应该是他这辈子最舒服，最闲适的三年；但从内心的感受来说，却也是非常苦闷的三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杭州，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来杭州之前，苏轼没有写过词——至少没有流传下来）。不过此时，他所做的词特别有名的不多，而且风格和当时流行的柳永、张先等婉约词很类似。

杭州的三年很快过去，转眼就任满了。虽然苏轼很喜欢杭州，但是和弟弟相聚太远，他非常想念，就向朝廷申请，想去一个离弟弟近一点的地方。

此时，朝中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熙宁七年天下大旱，与新法带来的影响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能流浪乞讨。反映这些情况的奏折源源不断地涌向朝廷， 让宋神宗对新法的效果产生了怀疑。

而恰好这时，神宗皇帝的祖母和母亲，也对神宗哭诉，说“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只好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位，让他到江宁（今南京）去当了知府。

也就是在这个间隙，苏轼被任命为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知州。现在没有王安石的阻挡，任命被顺利下达。于是，苏轼离开杭州，前往密州上任。

10 密州

密州比起杭州来，条件要艰苦得多。由于地方穷困，加上新法施行后地方政府减少了财政拨款，密州每年的官费很少，又恰逢连年蝗灾、旱灾，老百姓日子极其艰苦，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所以苏轼作为知州，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在杭州过惯了舒服日子，苏轼到密州一度很不适应。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就多了很多哭穷的话。他在《后杞菊赋》里写道：

以前唐朝的陆龟蒙说自己以枸杞和菊花为食，那玩意儿贼难吃，我怀疑陆龟蒙是在骗人。读书人就算是再穷再饿，哪能啃草木呢？

但我现在当官十九年，越过越穷，连衣食都快供不上了，到密州之后，想要吃顿饱饭都难，饿得我只好和通判刘廷式俩人，每天到古城废弃的园子里去找枸杞和野菊花吃，这才知道陆龟蒙说的是真话呀。

虽说文章不免有夸张成分，但生活艰难，毕竟是苏轼面临的现实。而比生活更难的，是州县的治理。

苏轼从杭州而来，刚进入密州境内，就遇到了蝗灾，所以行李都来不及放，就投入了指导灭蝗的工作。灭蝗没搞完，又由于久旱不雨，必须得搞抗旱，向朝廷求援，组织救灾。

连年灾祸之下，人民流离失所，很多人活不下去，聚而为盗，苏轼又要组织抓捕盗贼。

尤其令苏轼难过的是，人民活不下去，家里的孩子养不了，就直接遗弃了。所以整个密州，几乎到处都是弃婴。

苏轼劝慰百姓不要放弃孩子，并承诺对这些孩子，官府每个月都会拨出一定的粮食养活他，等养到一年多之后，孩子和父母感情深了，到时候他们就舍不得遗弃了。

由于官钱有限，苏轼把自己的俸禄也捐了出来。他自己的生活穷困，和这也有关系。

苏轼给朋友写的诗，描述了这段时间的情形：

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

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

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

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

（加盐试译：谁让我跑到这鬼地方来的呀，乐器都生锈了，米缸里落了一层灰。 酒没喝上几次，蝗灾倒是闹了好几回。 我亲自率领兵丁去山里追盗贼，又流着眼泪满城拾捡被遗弃的孩子。 当个破郡守，没几件事是开心的，不过你也不用为我叹息， 起码比在京城富贵之地经历那些尔虞我诈要好一些。 ）

这些事情，让苏轼的心情非常不好，有时还在家里对孩子发脾气。好在妻子王闰之温柔体贴，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苏轼不禁感叹：还好我有个好老婆：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不过，在密州也并不全是苦闷的日子。作为一州之长，身份不同了，心态也不同了，苏轼也有过豪兴大发的时候。这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的得意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苏轼自己评价说：

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这个“呵呵”是苏轼的原话），……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密州出猎”词的出现，使得中国词的风格从此踏出了别开生面的一条新路，由传统上适合十七八岁女孩用吴侬软语演唱的婉约词，一变而成为适合关东大汉执铜琶铁板慷慨高歌的豪放词。

从此，词有了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划分。词题材的扩充，以及以苏轼词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的涌现，也让这一体裁成为与唐诗比肩的艺术形式。

但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的巅峰，还不是这一首，而是他因怀念弟弟而写下的中秋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一出，古往今来所有写中秋的文字，全部变得黯然失色。往前五千年，往后五千年，它都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歌咏中秋第一词”。

除这两首外，悼念亡妻王弗的《江城子》，也是在这期间所作的。前面写王弗的时候已经说过，在此不表。

苏轼在密州，仅仅三年，不仅留下了很好的政绩，更是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三首词，迎来了人生第一个创作高峰。

我们很难说，他在此期间生活的贫困，事业的艰难，心灵的痛苦，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11 江南

三年又三年，人生几三年。

密州任满后，苏轼的下一站，被派到了徐州。

他这个人，确实是命不好，到密州，碰上了蝗灾、旱灾、盗灾。到徐州才两个多月，又遇上了大水灾。

那年黄河决堤，河水一路狂奔，直冲徐州而来，几乎把徐州城淹没。苏轼冒着生命危险，全力组织救援，每天睡在城墙上，历时七十多天，才把这座城市救下来。

第二年春天，徐州又大旱，苏轼形容为“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

救济完旱灾，又出现寒灾，而徐州城缺木少炭，苏轼又要到处找炭……

徐州人民跟苏轼说，感谢您救了我们呀，要不然我们都喂鱼了。而苏轼则惭愧地说：是我对不起你们呀，都怪我这个人命恶，跑到哪儿，就给哪儿招来灾凶。

苏轼再也受不了密州、徐州这样条件恶劣的地方了。他无比怀念风和日丽的江南。到徐州没多久，他就向关系好的朝中大佬求助，请求他们帮忙把自己调到江南去任职。

在他的一番活动之下，这个请求居然成功了。所以在徐州待了没满两年，苏轼就被调到湖州去了。

湖州离杭州就几十公里，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曾经多处出公差到湖州，对这里印象非常好。这次能到湖州当知州，绝对是苏轼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位。

湖州，江南，我苏轼又回来啦！

到湖州任职后，苏轼开心 地写诗道：“得意诗酒社，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

给朋友写的信上，苏轼说，“湖州江山风物，不类人间。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庆”。

但正在苏轼人生最开心的时候，他生命中最大的灾难，已经悄然袭来：

乌台诗案发生了。

12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时，接待了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

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实话讲，这两句话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借“谢表”说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对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顺利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来，都跟在后面哭。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隐士杨朴，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特地召他来写诗。杨朴说我不会写诗。皇帝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朴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住着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隔墙听到审讯苏轼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哪里是讽刺青苗法、哪里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回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能不为之感动。

苏辙/图源：百度百科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判决结果是：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苏轼可以马上放出来了。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大臣，也纷纷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愤怒难平地质问王珪：“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解释，“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气愤地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多次写信表示感谢。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骂名。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宁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制造冤案，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 （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都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官府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受此惊吓，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子！”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四十三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今湖北黄冈）。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是一位潇洒的公子哥儿，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寺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他到处去找人聊天，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寺庙里已经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渐渐淡去，对黄州则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 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费一百五十钱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的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等，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其中说道：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荒废了很久，到处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从没干过这样的体力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栋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 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来称呼他。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从容地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也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容易感受到的是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空才又放晴。

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没必要悲伤人生的有限，也没必要羡慕长江的无穷。世间万物的变和不变，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那么何必去在意他们呢？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朵听见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见了就是动人的风景，它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宝藏，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前赤壁赋》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吧”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是中国宋词豪放派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所有咏赤壁的诗词里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名作。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不禁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老了，他只好自嘲“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长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但其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面：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 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原来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每一位男士看了，无不感叹：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王闰之这年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对苏东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苏东坡当年在杭州当通判时，为了往来应酬接待，家里也买了几个歌姬。其中有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年一直跟在苏东坡身边。从杭州到黄州，经过八年的时光，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

元丰五年，这位名叫王朝云的姑娘，成为了苏东坡的侍妾。

在古代，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必须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正妻出面张罗。所以王朝云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与王闰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王巩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意思是，在儿子不争气方面，我可以说和陶渊明差不多（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哀叹自己五个儿子都不长进），但妻子却很贤惠，这点我就胜过冯敬通了（东汉冯敬通妻子善妒，不让丈夫纳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苏东坡的第四个儿子，东坡非常高兴，为之起名“苏遁”，并写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总体而言，苏东坡在黄州，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开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态逐渐转变，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苏遁出生的第二个月，苏轼写下了一篇美到极致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仍然是《前赤壁赋》心境的延续，但是更加闲适，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能击中人心。

加盐至今仍记得大学时读到此文时，心头的悸动感，当时似乎有一股热流，从五脏六腑流过，文章短短八十五个字，字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写了另一篇小文《书临皋亭》，把这种感觉描写得更加直白：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

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辈子能就这样终老，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惜，命运就是不让苏东坡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写完上面两篇小短文没过多久，朝廷突然下诏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封诏书的公文性质是“量移”，也就是说，皇帝解除了对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惩罚，允许他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住了。

量移虽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也就是说，皇帝赦免了苏东坡此前的“罪过”，准备重新启用他了。

14 求田

苏东坡能够赦罪北移，跟一则流言有关。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让苏轼贬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调，反对新法，让皇帝很没面子，所以必须予以阻止和惩罚。

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诗文经常传到皇宫，宋神宗每次读他的文章，连饭都忘了吃。

宋神宗此时又觉得，苏东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这几年间，他也屡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议，要把苏轼调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办法推掉了。

苏东坡在黄州的第四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间传出谣言，说苏东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写文章了。宋神宗也听到了消息，还很关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

后来虽然知道是谣言，但这件事情对他触动也很大：与其让苏东坡去给玉皇大帝写文章，还不如给我写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让苏东坡“量移”了。

但对于苏东坡而言，这就是一个巨大考验。他在黄州已经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经很安定；现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当大官了。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是继续在黄州当农民，还是到朝中去当大官？

历来人们都认为，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