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进寺庙大喊：“秃驴何在”，一小和尚回了四个字，成千古绝对

要说宋朝那会儿，谁活得最拧巴，又活得最明白，八成绕不开苏轼。

这家伙一辈子好像就跟自己过不去，别人削尖了脑袋往上爬，他倒好，好好的青云路不走，非得把自己往绝路上逼。

可怪就怪在，他越是被整得灰头土脸，活得反倒越像个神仙。

他这一生，就是一场跟自个儿骨子里的“狂”劲儿没完没了的死磕。

一、京城：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

时间拉回到嘉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汴梁城里头最热闹的事儿，就是科举放榜。

一个从四川眉山来的小伙子，二十刚出头，一篇文章交上去，把主考官欧阳修给看傻了。

那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策论，写得那叫一个天马行空，旁征博引。

欧阳修读完，后背直冒冷汗，嘴里念叨着：“痛快！

这小子得让路，不然老夫都得靠边站。”

就这样，苏轼一炮而红。

搁现在，那就是顶流出道。

那时候的苏轼，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狂”气，这不是装的，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加上家里老爷子苏洵的魔鬼式教育，才华搁在同龄人里头，纯属降维打击。

据说他小时候，觉得自己把天下的书都读遍了，牛气得很。

他爹苏洵为了治治他这毛病，找了个老先生，拿了本谁都没见过的古书上门。

苏轼接过来一看，傻眼了，上头的字儿，他一个都不认识。

这一下给他臊得，脸红到了脖子根，当场就立下誓言，要“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这事儿没让他变怂，反而把他的狂劲儿，从瞎自信变成了真本事。

到了京城，这股狂劲儿就更收不住了。

有一次，几个自以为是的同年进士摆了个局，请苏轼吃饭，明摆着是想在饭桌上让他出丑。

酒过三巡，有人提议，咱们行酒令，用历史典故作诗，谁赢了谁吃菜。

轮到苏轼，他眼皮都没抬一下，筷子往桌子中间一伸，朗声说道：“秦始皇并吞六国！”

话音没落，桌上摆着的六盘硬菜，全被他划拉到自己跟前。

在座的六个举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时候的苏轼，就像一把刚开刃的宝剑，寒光四射，锐不可当。

他觉得凭自己的本事，在官场上也能这么快意恩仇。

可他忘了，官场不是饭局，耍小聪明行，动真格的，那是要命的。

没过几年，神宗皇帝上台，请来了个猛人王安石搞变法。

王安石这人，外号“拗相公”，就是说他犟，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苏轼跟王安石，按理说都是文坛巨头，本该英雄惜英雄，可偏偏在怎么治国这件事上，俩人掐了个你死我活。

他俩的矛盾，从一个小段子里就能看出来。

话说有一天，俩人一块儿溜达，看见路边有堵墙，歪了，朝着东边斜。

王安石瞅了一眼苏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来了句上联：“此墙东坡斜矣！”

明着说墙，暗地里是说你苏东坡的立场歪了。

苏轼脑子转得比谁都快，想都没想就回了句：“是置安石过也！”

意思是，这墙之所以歪，是底下垫脚的“安石”没放好。

他直接用王安石的名字怼了回去，讽刺他推行的新法才是让天下不稳的根源。

这已经不是文人之间的斗嘴了，这是赤裸裸的政治叫板。

熙宁变法那几年，朝堂上跟开了锅一样。

苏轼就像个炮筒子，一篇接一篇地上书，把新法的毛病批得体无完肤，言辞那叫一个激烈。

他不是不懂得明哲保身，他是压根不屑于那么干。

在他看来，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那么多弯弯绕。

他把自己弄成了新法派的头号公敌。

随着王安石的变法大旗越举越高，苏轼和他师父欧阳修这些“老顽固”，一个个被踢出京城，开始了漫长的流放生涯。

他那股子“狂”气，在政治的绞肉机面前，成了要了他半条命的催命符。

三、江湖：从“乌台诗案”到“东坡吃草”

元丰二年，也就是1079年，苏轼人生中最大的一道坎来了，这就是“乌台诗案”。

就因为平时写诗作文爱发几句牢骚，被人抓住把柄，说他讽刺新法、攻击朝廷。

这下事儿闹大了，直接被抓进大牢，关了一百多天，严刑拷打，差点就没命了。

从鬼门关里爬出来，他被一脚踹到了黄州，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当了个没实权的小官。

俸禄少得可怜，一家老小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这位昔日的文坛领袖、朝廷命官，只能脱下官袍，穿上粗布衣，在城东边的一块坡地上开荒种地。

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给这块地起了个名叫“东坡”，自己也就成了“东坡居士”。

黄州的日子，苦是真苦，但也就是在这儿，苏轼开始跟那个“狂”得没边的自己慢慢和解。

他没地方住，就自己盖房子，没东西吃，就研究怎么把便宜的猪肉做得好吃，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东坡肉”。

他把苦日子过出了滋味，过出了诗意。

心里的疙瘩，还得靠自己解。

他时常跑到附近的寺庙里跟和尚聊天，佛学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有一次，他跑到金山寺，也不知道是哪股邪火上来了，在寺里转悠半天，没见着一个和尚。

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可能是官场的失意，也可能是文人那点莫名其妙的傲气，冲着空荡荡的寺院就吼了一嗓子：“秃驴何在？”

这一声喊得是真不客气。

喊完，墙角那边，一个扫地的小沙弥抬起头，认出了他。

小沙弥不慌不忙，也没生气，想了一下，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回了一句：“东坡吃草！”

这四个字，像一道雷劈在了苏轼的天灵盖上。

他先是一愣，接着脸就拉下来了。

这不是骂我跟牛马一样吗？

可他马上就回过味儿来了。

人家用他的号“东坡”，对上了他骂人的“秃驴”，用“吃草”对上了“何在”，对仗工整，滴水不漏。

你用不敬的话骂我，我就用你的逻辑回敬你。

苏轼瞬间就笑了，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他走过去，拍着小沙弥的肩膀说：“妙！

他那一刻才真正明白，自己那点引以为傲的才华和狂气，在真正的智慧面前，是多么可笑。

他能笑对政敌的迫害，能把贬谪地当成家，却在不经意间，对一个无名的小和尚露出了骨子里的傲慢。

这一声“东坡吃草”，比朝廷的板子、官场的倾轧都管用，一下子打醒了苏轼。

他不再是那个处处要占上风的才子，开始真正变成一个内心平和的“居士”。

从那以后，苏轼的人生仿佛开了挂。

他被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最远被扔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

可无论到哪儿，他都能活出个样儿来。

在惠州，他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海南，他跟当地的黎族百姓打成一片，教他们读书认字，教他们挖井喝水。

建中靖国元年，也就是1101年，朝廷大赦，苏轼在从海南返回北方的途中，病逝于常州。

他这一生，起起落落，得意过，也倒霉过，但他从来没趴下。

别人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功业是什么，他没提那些名满天下的诗词文章，也没提自己在朝堂上的那些激辩。

他留给世界的，是那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