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张福杀母案始末，嘉靖帝亲手炮制冤案，三人身死多位官员获罪

嘉靖八年（1529年）夏，京城一位妇女被杀，其子张福指控凶手为同里人张柱，东厂、锦衣卫采纳张福说法，判定张柱为凶手。然而，张福之姐及邻里皆证实，张福乃自杀其母而诬告张柱，法司据此改罪张福，却不想嘉靖帝亲自下场干预司法，最终导致张柱被冤杀，张福之姐和张柱之母自尽，郎中魏应召、右都御史熊浃等获罪。

案发：张柱出门发现死尸，张福控告张柱杀母

嘉靖八年（1529年）夏日某日清晨，以贩卖水果为生的张柱，像往常一样准备外出采摘水果。由于天色昏暗，张柱刚刚走到巷口，不慎被一物绊倒，上前查看之下才发现是一具死尸，张柱受此惊吓顿时惊叫出声，慌乱中丢下果筐和镰刀逃回了家中。

张柱逃回家中后，听到惊叫声的邻居们纷纷出门查看，发现了躺在血泊之中早已死去多时的民妇，但由于天色太暗，一时间看不清死者是谁。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突然听到一声惊叫，便见一人冲出人群，扑到尸体前大哭起来，正是邻居张福，众人从其哭声中，这才得知死者乃是张福的母亲。

张福在母亲尸身前痛哭了一阵，斜眼瞧见丢弃在一旁的果筐和镰刀，认出是张柱所有，遂大声叫喊起来，声称母亲定是被住在同巷的张柱所杀，并指着果筐和镰刀请邻居为自己做证。说罢，张福便起身跑到了东厂上告，控诉同里人张柱杀死自己母亲。

明朝的刑事案件，有着严格的审级规定，越诉和越权都属于违法。京师的刑事案件，则审级较高，通常由刑部或都察院初审，但两法司也不能直接受理案件，明朝对此有明确规定，“凡在京问刑衙门，大小问讼，非经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门参送，不许听理。”

不过，在明朝中后期的司法体系中，厂卫属于特殊司法机构，他们可以不受约束直接插手司法案件，其中东厂势焰尤盛。厂卫作为皇帝的眼睛和耳朵，乃是皇帝获取民间局势的直接通道，而京师作为都城，更是在厂卫的全方位监控之下，因此京城发生的大小案件，大多经由厂卫勘察后奏报皇帝，再交由法司审理。

当时，游走在京师街巷之间的那些无赖之徒，常常通过向厂卫提供情报来换取报酬，而厂卫则利用这些情报在民间敲诈勒索，双方可谓互惠互利，而张福便是这些无赖中的一员。东厂在接到张福的控诉后，立即派人将逃回家中的张柱抓了起来。

审案：东厂认定张柱行凶，刑部审理出现反转

张柱被抓到东厂后，已经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的他，面对提审，详细交代了他早上出门和发现尸体的经过，然而东厂却根本不听他的辩白，根据张福的指控直接认定张柱就是凶手，并指出其衣服和鞋上的血迹便是证据，丢在现场的镰刀就是凶器。

对于东厂给自己定罪，张柱坚决不认，辩称自己与张福一家并无仇怨，没有理由杀人害命。然而，东厂根本不理，反而命人对张柱严刑拷打，意图坐实其死罪，同时将案件上奏嘉靖帝，嘉靖帝最初并未重视此案，以为不过是一桩平常杀人案，因此只是照例将案件移交刑部审理。

由于“东厂、锦衣卫诏狱所寄，兼有访查之威”，朝中官员对其多有畏惧，以致只要是东厂和锦衣卫移交的案件，刑部、都察院等法司都是按照厂卫的意思拟罪，哪怕明知有冤情，也不敢办理。对于刑部来说，张柱此案不过又是厂卫移交过来的一桩普通杀人案罢了，张柱有没有冤情他们才不会在意，因此很快便按照东厂的意思，以杀人罪判处张柱死刑。

这边东厂和刑部都认定张柱就是凶手，且已经判处其死刑，虽说张柱死不认罪，但已经无关紧要，只要经过朝廷复核勾决，他仍是难逃一死。不想就在此时，案件却发生了变化。

张柱此人平日里老实巴交，哪里像是个杀人凶手，因此邻里街坊在其被抓走后，街巷之间便开始议论纷纷。

张福的姐姐听说此事后，却是预感不妙，只因她的弟弟张福平日好赌，将家中的值钱物件全都变卖做了赌资，就在母亲被杀当夜，张福又惦记上了母亲的财物，因此与母亲发生争执，两人一直从家中拉扯到了门外。

姐姐对家中的这种争吵早已习以为常，因此倒也没有在意，却不想后来张福返回家中，身上却有大片血污，手中更有带血利刃，她有心追问，又因害怕不敢多言。如今得知母亲被杀，张柱被诬告，她便怀疑是弟弟杀了母亲后，又诬告了张柱。

想到此处，张福的姐姐不敢怠慢，连忙来到张柱家中，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张柱的母亲，之后两人携手前往刑部陈述事实。

按照明代律例，若是张柱杀人，是为“斗殴杀人，刑止于绞”；但若是张福杀母，则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最高可判处凌迟之刑。刑部此时虽然已经将案情上奏，但听了张福姐姐的陈述，也觉得案情重大，不敢私自隐瞒，只好再次上奏，请求重审此案。

嘉靖接到刑部奏报后，也认为既然事涉杀母，便不能再按照普通刑事案件处理了，鉴于刑部前后两次上奏出现矛盾，嘉靖帝于是绕过刑部，诏令郎中魏应召复查此案。

魏应召接手此案后，立即找来张福姐姐、张柱母亲和街坊邻里等人证，经过一番询问，众人皆证实张福平日好赌，因此经常与其母发生争执，甚至大打出手，相较于老实巴交的张柱，明显张福更具有作案动机。

心中有数后，魏应召立即派人抓捕张福，相较于被冤枉的张柱，张福可就没有那么硬气了，面对提审抵赖不过，只好承认了自己因为争抢财物杀母之事，之后魏应召按照张福的交代，从其住处搜出血衣和带血利刃，证实了张福的弑母恶行。

相较于张福，张柱那只有少量血污的衣服和鞋子，明显符合不小心误触尸体的特征，而其遗落现场的镰刀上也没有任何血迹，足可证明其没有杀人。据此，魏应召改判张福有罪，张柱无罪，并将结果上奏皇帝。

定罪：嘉靖帝亲自下场干预，张柱最终惨遭冤杀

魏应召将复核结果上奏后，立即引发东厂不满，东厂随之上奏，以妄自出入罪为由弹劾魏应召，声称魏应召乃是接受了张柱家中贿赂，这才替其开罪。同时，为了说服嘉靖帝，东厂又指出，张柱乃“武宗后家仆”，即明武宗朱厚照皇后夏氏家中的奴仆。

当时，嘉靖帝由于“大礼仪之争”，对明宪宗、明武宗一系极为痛恨，张柱这个“夏氏家仆”的身份，立即引起了嘉靖帝的警觉，并直接导致其亲自下场干预司法。为此，嘉靖帝立即下诏，命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复审此案，同时命锦衣卫将魏应召逮捕下狱。

眼见此案牵扯到了“大礼仪之争”，三法司官员大感头疼，刑部尚书周伦直接以避嫌为由躲到了一边，刑部右侍郎郎闻渊、大理寺右寺丞简霄也都“俱辞疾不出”。

于是，嘉靖帝便以执掌都察院事务的右都御史熊浃主导这次三法司会审，另以刑部左侍郎许赞和大理寺少卿曾直会同审理此案。

实际上，嘉靖帝将改判的魏应召下狱，就已经等于是给此案定了性，如今又以熊浃主导这次三司会审，朝中官员谁还看不出皇帝的态度。毕竟，熊浃正是因为在“大礼仪之争”中力挺嘉靖帝，才得以迅速迁升，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便从正四品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升任了正二品的右都御史。

不过，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是，被嘉靖帝视为“自己人”的熊浃，却在此案中站在了真理一方，他在详细查问之后，也认为杀人者乃是张福，而并非张柱，而配合其审案的刑部左侍郎许赞则是“噤口不言”，生怕惹上麻烦，而大理寺少卿曾直则认为应该顺从帝意。

见两人不同意自己意见，熊浃只好暂时将案件搁置，上奏嘉靖帝，建议“行提原检勘官及张福自报邻佑里老”，待到众人到齐后，再行会审。

得知熊浃也支持魏应召的改判，嘉靖帝大为恼怒，指责熊浃“徇情曲护”，下令将其免职，改令侍郎许赞等继续审理此案，并严厉追究此前主审案件的魏应召等人罪责。

见到皇帝竟然公然插手司法事务，工科给事中陆粲立即上了一道奏疏，对嘉靖帝提出批评，表示皇帝你要是想查明此案，就应该“宜如所奏，令拘集证佐，隔别审问，参互考验”，如此便可辨明真伪，哪有如今这样的，动辄便惩处审案官员，建议皇帝只要命令许赞等人虚心查问即可，不必追究魏应召、熊浃罪过，并建议责令厂卫日后查访事情，应该慎重，不得疏忽，以免造成冤假错案。

同为工科给事中的刘希简也随之上奏，表示法司和厂卫都是秉公为国，皇帝你不要偏听偏信。嘉靖帝看罢大怒，以“会问未报，粲等妄言”为由，将陆粲和刘希简下锦衣卫诏狱拷问。

在嘉靖帝的直接干预下，许赞等人很快便“查明真相”，证明杀人者正是张柱，于是判处张柱死刑，魏应召和一干邻居人证全部发配边塞充军，张福之姐杖责一百，熊浃则因在“大礼仪之争”中支持嘉靖帝，从轻给予“革职闲住”的惩处。

最终，张柱惨遭冤杀，张福的姐姐受刑后不堪受辱自尽，张柱的母亲投河而死，张福则得以逃脱法网，而在此案中顺从了嘉靖帝心意的许赞，则在刑部尚书周伦因“陆粲案”被调往南京后，被擢升为刑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