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三大德械师长，为何王敬久升官？孙元良宋希濂被追责

1937年深秋，淞沪战场的战事刚告一段落，硝烟还弥漫在空中，日本军队就马不停蹄地向西推进，直逼当时的民国首都南京。

在这场力量极不平衡的守卫战中，从淞沪前线撤退下来的三支王牌部队：36师、87师和88师，连同支援他们的友军，成了守护南京的主要力量。

尽管这些部队被称作“德械师”，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士兵配备了德国制造的武器。经过淞沪会战的激烈战斗，这些部队不仅兵力大幅减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严重短缺，状况十分艰难。

然而南京失守之后，三位将领的结局却天差地别：78军军长兼36师师长宋希濂、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接连遭到了撤职审查。

唯独71军军长兼87师师长王敬久不仅毫发无损，还加官进爵，成为手握实权的正规军长。

为什么会有这般悬殊的处理方式，原来其中暗藏着耐人寻味的隐情。

在淞沪会战打响后，蒋介石当时面对严峻的战局，他先是将精锐的“三大德械师”派往前线，然后火线提拔了3位师长，他们分别是：孙元良、王敬久和宋希濂晋升为军长。

1937年8月，孙元良被任命为第72军军长，王敬久为第71军军长，宋希濂为第78军军长。

然而这所谓的“军”，其实只是个空架子，因为他们3人实际指挥的还是自己原有的师那些人。

这样的提拔很多时候都属于特殊时期的临时奖励办法，但并不是实实在在地调整编制。那3位师长虽说在名义上成了军长，可实际上既没给他们多配兵力，而且指挥权力也没变大。

他们的司令部成员基本还是原来师部的那些人，只是把牌子换了一下。这种有名无实的升职方式，给南京保卫战结束后各自不同的遭遇早早就埋下了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其实这种“火线提拔”反映了国民党军队在战时的一种特殊的人事处理惯例。

在紧急的战事中为激励各个将领，常常给予“名义”上的职位晋升，而实际兵力和权限并没有随着职位的晋升而相应增加。

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军队编制的混乱和指挥体系的不清晰。

南京保卫战从1937年12月1日日军下达进攻命令开始，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仅持续了短短13天。在这短暂而惨烈的战斗中，3位师长的表现各有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战后的命运。

孙元良

孙元良与88师： 孙元良率领的88师在上海战役中战绩最为突出，但到了南京保卫战期间，却出现了争议行为。

据时任第72军参谋长的张柏亭回忆，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突然下令撤退时，孙元良并未立即将命令传达下去，导致88师撤退工作准备不足。

根据相关资料考证，孙元良在南京城内确有逃避责任的行为。第88师师部参谋龚传文在回忆录中写道，12月12日晚，孙元良独自离开部队，导致群龙无首。

第36师官兵在撤离过程中，曾在城内某处发现孙元良踪迹。这些行为被宋希濂当场发现并报告了上去。

此外，88师在撤退过程中秩序非常混乱，导致大量的官兵没能渡过长江，最终成为日军的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根据战后数据统计，88师在南京保卫战中伤亡及失踪人数竟然超过了5000人，这些事实使孙元良成为战后追责的首要目标。

宋希濂

宋希濂与36师： 宋希濂是三位师长中公认的军事能力最强的一位，同时36师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也相对比较出色。

他们主要负责防守下关、和平门至玄武门一带，在战斗中对敌寇展现了相当大的杀伤。

而在撤退的过程中，宋希濂也展现了非凡的组织能力，他的部队一直在维持秩序，尽最大的努力让更多的官兵顺利渡过长江。

然而宋希濂性格刚直，在战后总结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失误。

他在1938年1月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详细指出唐生智的撤退计划不周：既没有准备足够的渡江工具，又没有制定详细的撤退序列和时间表。

这些直言触怒了高层，尤其是唐生智本人。尽管宋希濂部队在撤退时成功带领较多官兵渡过长江，但仍因“擅自撤退”的罪名受到了处分。

王敬久

王敬久与87师： 王敬久率领的87师在战斗中的表现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中规中矩，他虽说没有特别突出的战绩，但也没有明显的过失。

当时他负责的部队负责防守中山门、光华门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最关键的是王敬久在撤退过程中保持较好的部队秩序，带领相对较多的官兵成功的完成了突围。

据第87师副师长陈颐鼎回忆，王敬久在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组织部队按计划后撤，虽然途中也遭遇到了混乱，但总体上保持了指挥体系的完整。

更为重要的是王敬久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关系非常密切，在战后追责中得到了上层的保护。

何应钦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急需寻找替罪羊来承担战败责任。3位师长的不同命运，不仅基于他们在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同时也更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考量。

孙元良的撤职查办： 孙元良被撤职查办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仅率部撤退时秩序混乱，导致大量官兵被俘，还有临阵脱逃的嫌疑。

这些行为在军中是极大的耻辱，所以高层必须严惩以正军纪。

还有一点就是孙元良在国民党内派系中属于相对孤立的一派。虽然他也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但与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派系都保持一定距离。

这种派系上的孤立使得他在需要保护时缺乏有力的上层保护。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组织高级军事法庭审判南京保卫战失利责任，孙元良被指控“擅自撤退、临阵脱逃”，最终被撤职查办。

虽然他在1939年又被重新起用，但南京的经历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抹不去的污点。

宋希濂的撤职就更加明显了：宋希濂被撤职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更多都是政治因素。他的直言不讳批评了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失误，这让直接负责南京防务的唐生智非常难堪。

所以唐生智为推卸责任，将撤退混乱的责任完全转嫁给了下属那些将领。

唐生智

值得注意的是，宋希濂虽然被撤职，但并未像孙元良那样被查办。这反映了当局高层也明白他的军事价值和能力。

果不其然，1938年5月，宋希濂就被重新起用为第71军军长，参加了兰封会战。

这种“撤而复用”的现象，反映了国民党军中人才短缺的现实，也体现了蒋介石对黄埔嫡系将领的独有偏爱。

王敬久的升官： 王敬久之所以不但没受罚，反而还得到了升迁，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他在指挥部队撤退时，安排得比较有条理，让较多的士兵得以安全保存下来。

二是他和何应钦关系密切，这层关系对他起到了庇护的作用；三是战争结束后要重新整顿军队，需要有人来带领“三大德械师”剩下的队伍，而王敬久正是担当这一角色的理想人选。

何应钦身为军政部长，手握军队人事大权。他力保王敬久，既是出于关照自己人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强自身在军中的影响力。

到了1938年初，原先那几支装备精良的“三大德械师”剩下的人马被整合编成了第71军。

下面包括第87师、第88师以及第36师，而王敬久则被任命为该军的军长，这下他真正坐上了军长的位子。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长。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内部派系斗争特别复杂。就拿中央军来说，又分成了“黄埔系”“保定系”“土木系”等多个小团体。

有三位师长虽说都是黄埔毕业的，可他们各自的出身和人际关系还是有差别。

王敬久是何应钦看重的人，在政治较量中得到了他的庇护。那时候何应钦担任军政部长，手里握着军队人事任免的大权。

他护着王敬久，一方面是为了关照自己的心腹，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稳住自己在军中的地位。

另外，蒋介石用人很有一套。他擅长在各个派系之间搞平衡，既不会允许哪个派系一家独大，也不会把某个派系连根拔起。

就像这次处理事情，他把孙元良和宋希濂给处置了，却留下了王敬久，这恰恰体现了他玩平衡的手段。

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情况，就是各部队自身的实际状态。第87师在撤退的时候，队伍保持得比较完整，战斗力还在，所以王敬久手里有继续带兵指挥的底气。

反观第88师和第36师，他们在撤退过程中伤亡很大，几乎被打散了，必须重新整顿编制。这样一来，换掉他们的指挥官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位师长的不同命运，折射出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深层问题：派系斗争重于战斗力建设，人际关系优于实际表现；政治权术超越军事规律。

这些内在弊端不仅导致了三名师长的不同命运，更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纪律、完善的制度和专业的精神基础上，而非个人关系和政治权术。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战略决策失误、备战不足和指挥体系混乱造成的。

将责任简单地归咎于个别将领，无疑回避了这些根本问题。

事实上，南京保卫战中的国军将士大多英勇奋战，给予日军相当杀伤。仅城垣战斗就造成日军伤亡约12000人，这个数字远超一般认知。

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最大教训在于：不该让疲惫之师固守孤城。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人员装备损失严重，未经休整补充就投入新的战斗，其战斗力已大打折扣。

加上南京地形不利防守，后路又被长江阻断，从军事角度看确实不宜固守。

南京沦陷后，三大德械师长的不同命运，既是他们个人行为的结果，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生态的真实反映。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军事组织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军队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原则和纪律，避免人事关系和政治考量凌驾于专业能力之上。

历史从不简单以成败论英雄，但会忠实记录每个人的选择与作为。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那些真正以国家利益为重、恪尽职守的军人，无论当时命运如何，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这三位师长后来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孙元良虽说曾经被抓起来过，但之后又被放出来继续统领部队，宋希濂在抗日战争里立了不少大功，得了个“鹰犬将军”的名号。

而王敬久则始终深受器重，接连参与了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这些重大战事。他们的不同经历，既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军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都曾勇敢地抵抗外敌，但也难免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和不得已的选择。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应当在批评的同时多一份理解，在反思之中怀有敬意。因为那确实是中华民族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