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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们都说我张伟能当上老板全靠运气, 每次聚会都变着法子让我买单, 说我“有钱了就该多付出”。 直到我在公司档案室翻出父亲遗留的账簿—— 密密麻麻记录着三十年前每一笔借款, 那些如今逼我请客的人父辈的名字赫然在列, 后面都跟着一行小字:“不必还,给孩子念书。”
酒过三巡,包间里热气混着烟酒味,腻得人头发昏。李强又用那根油乎乎的食指戳我肩膀,舌头都大了,还咧着嘴笑:“要…要说咱兄弟几个,还…还得是人家张伟!大老板!成功人士!”他打了个响亮的酒嗝,“为啥成功?运气好啊!咱…咱就是命不好!对不对?”
“对!没错!”王猛脸红得像猪肝,举着酒杯晃悠,“所以…这单,还得伟哥来!能者多劳,有钱的多付!天经地义!”
一桌人哄笑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那些话听了多少年,早已磨得耳朵起茧。我笑着,像往常一样点点头,招手让服务员买单。红色的账单递过来,数字不小,我签了字。那一刻,李强他们勾肩搭背地往外走,嚷嚷着下一场去哪,没人回头看一眼那张纸,更没人对我说声“谢”。
似乎理所当然。我成功了,所以我欠他们的。
深夜的公司只剩应急灯幽幽亮着。我瘫在办公室的皮椅上,酒劲未散,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窗外城市的霓虹模糊成一片冷光。忽然想起父亲生前嘟囔过,好像有些极旧的账本,放在公司老档案室最里面,嘱咐过别扔。鬼使神差,我拿了钥匙,推开那扇积满厚灰的铁门。
灰尘呛得人咳嗽。最角落堆着几个七十年代的樟木箱,锁头早已锈死。我找了根铁棍使劲撬开,“嘎吱”一声,霉味扑面而来。里面是几大摞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的账簿,纸页焦黄发脆。
我随手拿起最上面一本,封皮上用毛笔写着“一九八五”。翻开,是父亲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的钢笔字,记录着一笔笔款项往来。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撞进眼里——“李建国,借叁佰圆整。小儿重病,急用。”李建国,是李强他爹。
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往下翻。
“王守柱,借壹佰贰拾圆。购粮。”
“赵广田,借伍拾圆。交学费。”
密密麻麻,一页又一页。那些如今在酒桌上拍着我肩膀叫我“伟哥”、理直气壮让我买单的发小们,他们父辈的名字,几乎一个不落地出现在这本发黄的账簿里。借款理由五花八门,都是那个年代压垮人的难处:生病、缺粮、孩子交不起学费、老人无钱下葬……金额不大,三十、五十、一百,但在那时,是能救命的钱。
我的手指有些抖,翻页的速度越来越快。每一笔借款后面,父亲都仔细标注了日期和事由。而在绝大多数名字后面,在借款金额之后,都跟着一行稍小些、墨色略深的字迹,那笔迹我认得,是父亲晚年所书,是后来添上去的——
“不必还,给孩子念书。”
“不必还,给老人看病。”
“不必还,望其自立。”
最后一行小字,墨迹清晰,力透纸背,却轻得像一声叹息,重重砸在我心口。
我猛地合上账簿,胸膛里堵得厉害。窗外,城市依旧喧嚣,霓虹闪烁,却照不进这间堆满过往的昏暗斗室。我靠在冰冷的樟木箱上,手里那本焦黄的账簿沉得快要拿不住。
远处似乎传来李强、王猛他们吵嚷着要去下一场喝酒的笑闹声,虚幻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事。
档案室里只剩下灰尘在灯光下缓慢浮沉,以及我粗重得有些陌生的呼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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