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哲学的基点：“人活着”“人是什么”

李泽厚很明确把自己所提出的那套哲学，称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个本体论可不是一般的本体论，它是以人类学作为基础的，以历史贯穿始终的，而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活着”。他认为，哲学总是从最根本的地方谈起，也就是从头谈起。这个“头”，这个“根儿”，就是“人活着”这一原始事实。其他的一切，譬如上帝，譬如客观世界，都是从属于“人活着”这一事实从而派生出来的。确实呀，还能有比“活着”更为本根的吗？所以，李泽厚也把自己的哲学有趣地称为“吃饭哲学”，吃饭才是第一要务，很多人也因此误解了他的说法：难道哲学就只研究吃饭？

实际上，无论李泽厚先生本人认归为哪种哲学流派，他的哲学思想内核就是——“人活着”。人既然活着，那么，靠什么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着观”，但“如何活”却具有优先性。再重复一遍，“人活着”，这是李泽厚哲学的基点。李泽厚深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影响：康德提出“我能知道什么？”这归认识论负责；“我应该做什么？”这属于伦理学探究；“我能希冀什么？”这则是宗教学问题；外再加一问：“人是什么？”这是人类学的追问，这些都属于哲学基本问题了吧。

但是在李泽厚看来，这些问题也并不根本，真正根本的问题乃是一位画家给出的。这位法国画家叫做保罗·高更，1897年他创作了一幅油画叫做《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如果你去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参观，一定要去看看这幅原作。当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中国也被调侃为是保安三问，也就是小区门口的保安经常问外来人的三个问题。这幅油画描绘了不同年龄段的男女裸体形象，要从右往左看，最右侧是一个刚刚诞生的赤子婴儿，侧脸安睡的模样，象征着人类的诞生；最左侧一位蹲坐的白发老妇，用双手撑脸，喻示着人类的趋于死亡；最中间的形象则是一位采摘苹果的青年人，也隐喻亚当采摘智慧之果的意思，表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显然，这幅具有神秘色彩的绘画，就是人类由生到死的“三部曲”的表征，难怪李泽厚出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单行本的时候，会直接将这幅画当做封面。

该作品的创作背景是，高更得知自己最心爱的小女儿死亡的噩耗时，他的精神彻底崩溃，试图服毒自杀，自杀未遂之后，却创造力惊人，所以怀着悲痛之情完成了这部举世名作。李泽厚认为，哲学就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我们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他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也要从这最基本问题问起，但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是什么”？

显然，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西方思想历史上的定论，也被李泽厚所认同。20世纪中叶，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这种更新的替代性定义也曾被广为接受。但《科学》杂志上发布的新文章表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生活的倭黑猩猩，也就是最黄的那种黑猩猩，它们居然也掌握了句法，这就又质疑了符号学的人之定义。后现代思潮出场后，无论是人是理性的还是符号的动物的诸多定义，却都得到了颠覆。然而，李泽厚自认为是一位“反”后现代主义者，他的人性论之出发点，还是在于人有理性，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才不同于动物。

其实，我们中国的思想很早就关注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即所谓“人禽之别”。孟子就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所谓“几希”就是差别很小很小。就像DNA的排列顺序，人类与黑猩猩的DNA相似度高达98.8%，但就那一点点的差异，却造成如此巨大的分殊。李泽厚是深谙儒家的“人禽之别”的，他提出说，“情理结构”就是“人禽之别”。

什么叫“情理结构”呢？所谓“情理结构”，感情的情，理性的理，说的是由情和理结合而成的人性构成，人是情理合一的存在。李泽厚认为，我们的人性，既不是食色性也的那种“自然人性”，也不是天理人心的那种“先验人性”，而要从情理结构出发来解决人性根本问题的。也就是说，李泽厚一方面主张“情理结构”，强调“情”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说的，李泽厚认为在“情理结构”当中，理性是主导，人之所以为人，主要还是因为有理性。

在这一点上，我和李先生存在分歧。我们之间也就此进行过多次的探讨。我认为，规定人的本性恰恰是情理合一，不能仅用理性来规定。情理交融就像盐溶于水，是高度结合的状态，没有必要强行二分。李先生强调了理性作为主导，不过，晚年的他又主张以情为本，情才是人的本质规定。李泽厚“情理结构”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对抗现代性，我们知道，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随着科技的进步，它的缺点，比如人的异化等问题也逐渐显露，“情理结构”真是要反对这种启蒙理性的绝对化；另一方面，“情理结构”也对抗了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感性主义。也就是说，它是两面出击的，立于中道，提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