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罗瑞卿问：我还有什么问题要检查？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1965年12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身兼数项要职的罗瑞卿当时正在昆明军区视察工作，突然接到中办厅通知，要他尽快到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带着疑惑来到上海，一下飞机迎接他的不是过去的中办厅工作人员，而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

罗瑞卿跟陈丕显、吴法宪都是老熟人了，关系一直不错。罗瑞卿一见两人，就察觉到不对：他们一反常态，说话做事的风格大变。老部下吴法宪一改过去的献媚，嘴角缀着不自觉的冷笑，时不时看罗瑞卿一眼。

而老战友陈丕显则眉头紧皱，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几次欲言又止。罗瑞卿开口试图寻找答案，陈丕显显然有苦难言，想说但没法说，更何况还有个吴法宪在旁边。罗瑞卿还发现过去一向健谈的陈丕显，今天跟自己聊天竟然时常接不上话，导致冷场。

面对罗瑞卿的探寻，陈丕显一味回避，来回就那一句话：“你到了就知道了，有人正等着你。”汽车一到目的地，罗瑞卿就急急忙忙下车，轻车熟路地小跑去小楼会议室。果然有人在那等着了。

等候的人严肃且平静地向罗瑞卿传达会议的内容和决定——会议已经开完、罗不用参加了。他们通知了三个问题，罗瑞卿大惊之余又十分费解：这有的根本是无稽之谈，有的是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做的。

看到罗瑞卿一脸的不可置信，他们遂向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这三条，有别的，你可以检查检查别的。”罗瑞卿更加疑惑了，连忙追问：“别的？什么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答案是：“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罗瑞卿不停重复“关系不好”四个字，情绪不断变化。他不明白，太不明白了，关系不好算什么问题？跟别人关系不好也值得检查？

次日，周总理找到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其中说道：“罗瑞卿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罗瑞卿闻言，思绪渐渐飘到建国后任公安部长那10年的经历，当时很多规章制度尚未完善，他的公安部要管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负责毛主席的安全。那10年，他跟毛主席朝夕相处了很长一一段时间。

1951年10月，罗瑞卿收到多条线报，有敌特分子要来破坏我们的国庆游行活动，包括飞机轰炸等恶性行为。罗瑞卿报告毛主席，试图取消活动，或者主席不要去参加。毛主席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轰炸也好，手榴弹也好，迫击炮也好，我就要参加，照样阅兵和游行。”

后来没发生情况，毛主席高兴地说：“我说没事吧。”罗瑞卿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就算再来一次，他也还是会那样做，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关于毛主席安全事宜，罗瑞卿不遗余力地事必躬亲，从来都是以缜密无懈为标准。

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间，基本上毛主席的每次外出，他都会亲自部署警卫工作，甚至还会到现场仔细检查。很多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的一个大警卫员，谁也比不上。1959年毛主席回阔别多年的家乡韶山，罗瑞卿随行陪同，这是一份多少人羡慕不来的殊荣啊。

毛主席善游，一生酷爱游泳，曾立志要游遍世界各大江河。最后虽然没有实现，但还是游了国内不少地方。因为游泳，毛主席曾对罗瑞卿发过脾气、流露出过不满。

那是1958年6月，毛主席想去长江三峡游泳，遂在外地向中央打了份报告。罗瑞卿听说后，当即带了一些人去三峡试水情，从宜昌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宜昌。他对沿途水情进行反复侦察实验，最后得出游不得的结论。

三峡地势险要，有很多暗礁，导致水流湍急，存在许多又大又深的漩涡。罗瑞卿多次派出年轻的游泳健将下去试水，结果都是靠着拉住系有救生圈的绳子才活下来。回去后，罗瑞卿向毛主席报告：三峡真的游不了。

毛主席不信，坚持要游，最后说出“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赶忙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不能让你冒风险啊。

见毛主席发火，罗瑞卿便退了出去。接着，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轮番来劝。最后还是劝不动。但是罗瑞卿把着最后一关，不管毛主席怎么说、怎么发脾气，他就是不放行。最后毛主席无奈笑道：“不去就不去吧。”

类似的拉扯，发生过很多次，比如游湘江、武汉长江、珠江等等。罗瑞卿都有去实地考察水情，能游就安排，不能游的就坚决不让。对此毛主席既欣慰又无奈。

1925年秋，罗瑞卿刚踏上革命道路的不久，有人引荐他拜访吴玉章（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当时吴玉章告诉他：“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登场，人人都高兴。”这句话对罗瑞卿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罗瑞卿生活的时代，是需要行动超过需要思考的年代。什么是革命？简单来说就是“摧枯拉朽”。为了革命，他不惜跟家里决裂；为了革命成功，他着了魔一般把自己的一切投入到革命事业。

罗瑞卿率领抗大离开延安时，毛主席送给他张写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字条。至清、至察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根本原则，个人关系和个人问题不在他革命工作的考虑范围之内。得罪人，罗瑞卿从来都不怕，怕了他就不是罗瑞卿。

罗瑞卿的原则性很强，从不迁就任何人。熟悉的干部不迁就，喜欢的干部也不迁就。1945年10月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期间，他发现下面的部队有个问题——各个军分区、各个纵队都有自己的“家底”，有的“家底”还不少，开厂办公司开饭馆。最后傅作义进攻张家口，部队有行动，就找了大量民夫来搬东西。

民夫们拉着数百辆大车，顶着飞机的轰炸，把各种吃的、用的好东西搬进山里。罗瑞卿知道后，当即做出严肃处理，批评某些干部：“我们不是国民党军，怎么能做这些。”之后，他召开会议，连续整顿了二十多年。

罗瑞卿没有强制他人认可自己“整顿政治纪律、群众纪律”的报告，而是让其一个个表态，不同意的可以说出来，讲清楚理由就行。结果大家都没话说，都认为虽然罗瑞卿批得尖锐骂得凶，但都是对的，有这样的错误确实需要从上到下好好改正。

罗瑞卿既严以待人，也严以律己。解放战争，他长期坐一辆破吉普，有负责后勤的干部说现在有条件了（当时刚打完正太线，缴获颇丰），好车不少，全用来拉战防炮浪费，换一辆吧。他坚决不要，说那些车很重要，要是换自己的破吉普上去拉不上炮，会白死很多人的，这车实在没法坐了自己还可以骑马。大家都为他的话感到动容，再次受到了教育。

罗瑞卿自认革命数十年，都是这样不顾个人关系好坏工作过来的，如今却被指出跟别人的关系不好的问题需要检查。他想不通，理解不了，但度过多年难熬的暴怒和悲愤后，他学会了另一种思考方式。

可是，罗瑞卿会变吗？会变成那种主动搞好个人关系的大俗人吗？当然不会。1977年8月重新工作、出任要职的他，还是当年那个不怕得罪人、一心为公的罗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