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血海论”的来龙去脉（上）——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1925年，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或是苏联，无疑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在中国，孙中山先生逝世，革命阵营开始走向分裂，为以后的4.12政变埋下了伏笔。在苏联，列宁时代结束，斯大林时代拉开帷幕，工业化的号角正在吹响，一个强大的苏联即将诞生。

徐志摩就是在这个历史当口走进了苏联，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站在了苏联的十字路口，他笔下那个糟糕透了的苏联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翻开徐志摩的《欧游漫录》，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除了山川河流自然的风景之外，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再没有多少值得赞赏的地方，他笔下的苏联人没有几个是正常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落魄、木讷和丑陋或者恐怖的，而他遭遇到的其他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旅客，却都是体面、风趣、有涵养的，好像他天生跟苏联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必说普通列车里的嘈杂混乱肮脏及难闻的气味；也不必说向旅客乞讨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小乞丐和饥饿的人们。即便是徐志摩所搭乘的豪华舒适的国际列车，乘客基本都是体面有素养的欧美游客。唯有半路上来的两个苏联人是不体面的，头发蓬乱穿着邋遢，面相凶恶猥琐，不像是好人。他这样形容这两个苏联人:我是不曾见过杀人的凶手，但如今那两位朋友告诉我们方才是从大牢里逃出来的，我一定无条件的相信——这两个苏联人还有枪，这让徐志摩感到了恐惧和担心。

列车上的一位餐车服务员也让徐志摩感到很不舒服，这个服务员太强势，叫人吃饭时咋咋呼呼的，以命令的口气和体面的老爷太太们说话，不可思议吧？革命后的苏联，不但不体面的普通民众可以坐上豪华的国际列车，就是一个伺候人的餐车服务员也可以对尊贵的客人大呼小叫，真的是叔可忍婶不可忍。

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除了交通的相对便利和西伯利亚的风景、空气之外，基本没有给徐志摩留下一点好的印象，到处都是贫穷、饥饿、落后、肮脏，人不好，笑也是假的，都是不自然的不是发自内心的，要不就是受了酒精的刺激的变态的笑，在他的眼中，苏联的颜色就是地狱的颜色。总之，哪儿哪儿都不好了，徐志摩好像佩戴着专门为苏联定制的魔鬼滤镜，瞅哪儿都不顺眼，一切都糟透了。

那么，莫斯科呢？

莫斯科更不好，相当的不好。在徐志摩的笔下，罗马有光荣的古迹，纽约是金钱的天堂，巴黎是肉欲香艳之地，伦敦是文明的象征，唯独莫斯科，只有杀戮的血污，没有繁华的景象没有和暖的阳光也没有人道，有的只是泥泞的街市和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残酷、虚无的暗示，莫斯科集中了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这就是徐志摩第一印象中的莫斯科。

按照徐志摩的惯例，莫斯科的天自然是阴暗的阴霾的凝滞的，带着愁容和丧气，莫斯科人的神情也自然是忧郁的惨淡的，见面不露笑容，谈话时没有精气神，心里好像都压着重物。街市上再也不见了拖着长裙的贵妇人，镶金的马车、穿着猎装的世家子弟，再也不见了托尔斯泰笔下的社会，也不见了售卖奢饰品的店铺，革命把贵族们吓跑了，文化也被荡尽了。代替这些的是满街着装简单的工人和不修边幅的人们，在烂污的街上游行的乞丐似的黑衣小孩和沿街叫卖残废男人和老女人，你看，贵族们消失了，满街都是丑陋粗俗的没文化的底层人，在徐志摩的眼中，他们根本就无法代表莫斯科，他们不配。

徐志摩很形象的做了一个对比，他说站在法兰克福的街头就他的穿着打扮而言就好似一个叫花子，自惭形秽的感觉，而站在莫斯科街头，却是很阔气的存在了，就像是阔人进了贫民窟，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像是一个有善心的富人不愿让身边的穷人受刺激，即便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在莫斯科也是被同学看做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穿的荣昌衫毕竟是北京的老字号裁衣店的产品，也是顶呱呱的，不是一般的莫斯科人能比的，徐志摩的描述一下子就把中国人的优越感拉得满满，这一刻，我的脑海里图片闪过两副图画，一副是跪着的，另一副是站着的，跪的是西洋人，站着嘲笑的是翻了身的苏联无产阶级。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徐志摩为什么如此仇视苏联和苏联人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在苏联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一句话，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时候，你能指望被推翻被打倒的阶级对你有好感吗？不幸的是，徐志摩正是属于那个被推翻的阶级。

阶级斗争是革命的主题，这种题材的戏曲也在莫斯科的一个犹太戏院里上演了，徐志摩观看了这出戏，戏的主要内容是对资产阶级罪恶压迫的控诉，戏的气氛和表演手法都是恐怖的令人压抑的，徐志摩对戏不感兴趣甚至反感排斥，他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造出来的一场噩梦，他感兴趣的看戏的人，看戏的人大都是布尔什维克，戏曲开始之前由一个人讲话，这个人自然也是不正常的长相，恐怖得像一个骷髅，而周围的人呢，虽然不像西方人丑化的那么可怕，但依然都是穿着邋遢不修边幅的，各形各色的人都有，也都属于不体面上不了排面的那种，徐志摩告诉我们莫斯科是噩梦的制造厂，那么，无疑，这个恐怖的戏和台下看戏的人们都是噩梦制造厂的作品，换言之，苏联的革命就是噩梦的开始。

更让徐志摩无法接受的是，他在街头上看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男子，这让徐志摩产生了很多联想和感慨，他告诉国内的朋友，你们知足吧，你们在北京住着好几间房子，还雇着佣人和老妈子，已经很幸福了。这里呢，一个人只能有一间房子，是政府分配的，还不准雇佣人和老妈子，什么活都得自己干，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扫，饭得自己烧，衣服得自己洗，孩子也得自己看，如果有一天中国也这样革命了，这日子该怎么过呢？不让雇佣人和老妈子了，什么事都得自己干了，哪有条件和精力生孩子和抚养孩子呢？为此他感到了深深的担忧，担忧着自己和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了佣人和老妈子伺候该怎么生活，担忧着中国的年轻人会因为没有了佣人和老妈子的伺候而不愿意生育，他甚至预言这会造成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这问题在他看来非同小可，相当严重，所以，这样的革命他不喜欢。

徐志摩是文化人，他自然很关心文化人的命运，他去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去拜访了几个教授，也去祭扫了契诃夫的墓园，一切都让他失望和愤怒，托尔斯泰的庄园被充公了，只给她的女儿留了两间房居住，托尔斯泰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教授的生活和普通人差不多，不再那么体面和优越，不再那么高高在上风流倜傥，契诃夫的墓园破烂不堪，一片苍凉。他感觉到一切都被颠倒了，原本高贵的不再高贵，原本低贱的却招摇过市，这不是他想象中的革命，他不需要这样的革命，面对如此革命后的苏联，他不禁发出愤怒的叩问:契诃夫如果生活在现在会怎样？他是个幽默的人喜欢讲笑话，面对如此的苏联，他是否还能笑得出来？

反正徐志摩是笑不出来了，他联想到了中国，联想到了自己，于是他开始反思苏联的革命，开始反思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这样的革命，于是，就有了《血——谒列宁遗体》里的所谓血海论。

当然，这个已经属于另一个篇章了，下回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