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于1641年，他的行为却传到了2025年

1924年6月，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和队友出发攀登珠峰，再也没有下来。

此前，他已经失败过几次，但还能活着回来。这次没有奇迹。

记者曾经不停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呢？

其实，他们想问的是，攀登珠峰有什么意义，值得你用命去搏？

马洛里被逼急了，说了一句禅味十足的话：

因为山就在那里。

1

1587年，徐霞客来到这个世界。

江阴徐家是望族，不仅有钱，还都有才。传到徐霞客的高祖徐经这一代，徐经的身份，首先是江南才子，然后才是“富N代”。

1499年，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那桩科场大案，也改变了徐经的命运。

那年，他与唐伯虎结伴北上应试，带着仆从和优伶，一路走一路炫富，引人侧目，招人嫉妒。会试期间，有人弹劾主考官程敏政，说他卖题给了徐、唐二人。

这桩科场大案，真相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置却很简单粗暴：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

于是，所有嫌疑人，不管原告被告，都遭到了惩罚。

徐经和唐伯虎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稀里糊涂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经历苦痛之后，唐伯虎走上游戏人间的路子，徐经则变成执着的上访户。

徐经的余生再也未能走出这桩科场大案的阴影。他改名“大纵”，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贲感集》，终生郁郁寡欢，四处奔走，自证清白，年仅35岁就客死翻案途中。

他的整个家族，对待科举的态度，在此后几代人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黑色记忆。

徐家传到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

徐有勉颇有才学，但厌弃科举，一生不入仕途，为园自隐。友人劝他买个官衔功名，他一脸不屑地说：“田野水木之乐甚适也，何必为官？”

在当时，科举入仕仍是世俗成功的唯一通道。无数人枯坐寒窗挤破头，就为了金榜题名，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但越是功利，就越把人异化了。跟现在一样，大家都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只想着怎么赚更多钱，怎么往上爬，结果把人的本性都丢失了。

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小心翼翼地守护人之本性。

早年的徐霞客对父亲的本性流露，印象深刻。

徐有勉也曾预言，徐霞客一生“可以尽吾志，不愿富贵也”。尽管他去世的时候，还未看到徐霞客怎么折腾人生，但他的预感不会错的。

徐霞客幼年时，表现出了跟高祖徐经一样的才气，但他跟父亲一样从不热衷科举。

这个无意于世俗成功的小孩，从未受到来自父母与家族的压力，一心想着走遍天下，做个我行我素的旅行家。

历史真的很神奇。当年的科场大案，几代人之后，竟然结出了如此奇怪而夺目的果实。

2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在历史学上特意被分段标示为“晚明”。

晚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虽然政治黑暗，但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思潮活跃。

当时的大众旅游风气之盛，跟现在有得一拼。

每逢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著名景点乌央乌央都是人头。泰山、普陀、九华、峨眉等名山胜地，游人如云，香火如炽。

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旅游达人张岱说，在旅游旺季，去泰山旅游观光的人成千上万，泰安的旅店“客单数千”，入山者最高峰一天两万人。渡海朝圣普陀的香客游人也很多，大殿里里外外坐了数千男女，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就逼得那些有逼格的人必须调整出游策略，以便避开人挤人的旅游高峰期以及热门景点。

段位稍低的，就错峰出游，或者选择游览热门景点的冷门区域。段位再高一些，就做个驴友，专挑未开发景点，不去凑别人的热闹。

徐霞客的旅游，也经历过一个咖位不断进阶的修炼过程。

他早年立下壮游天下的远大志向，与当时社会的旅游风尚不无关系。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这是他的豪言壮语。

不过，他是个孝子，母亲王孺人尚在世，故有心而不敢远游。

这时候，王孺人——江阴小镇上一名普通的妇女，表现出了很潮很时尚的一面。

她支持儿子，有钱在手，说走就走。她告诫儿子，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藩中雉”“辕下驹”，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她宽慰儿子，不用挂念我，我很好。

当徐霞客出门远游，她专门为儿子做了“远游冠”，“以壮其行色”。

不仅如此，王孺人的新潮还表现在，她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织布品牌。她织出来的布质地精好，被称为“徐家布”，不仅畅销本乡，而且远销苏州等地，博得了“素丝见名门”之誉。

徐家在两代人不事科举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水平，王孺人功不可没。

1624年，八十高龄的王孺人为了减轻儿子出游时对自己的挂念，还特地陪同儿子游览了宜兴。她一路故意走在儿子前面。

一年后，王孺人去世。

可以说，没有王孺人的开明与支持，就没有那个以行走为业的徐霞客。

3

学者夏咸淳在《论明代徐霞客现象》一文中指出，晚明的三种文化心态：

好奇：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和热望
贵生：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崇实：对于实学实事的重视和推崇

融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驱动着许多学者文人，将热情、精力、智慧乃至生命倾注于自然山川的游历和考察，从而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山水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二者往往兼于一身）。

因为徐霞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他把这种情况命名为“徐霞客现象”。

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不要命，一般都会把遗书准备好，当时热爱旅游的人也有一股搏命的精神。

年长徐霞客大约20岁的袁宏道在攀登华山时，险些失足丧命，却没有后怕之意，反而吟道：“算来清泉白石死，差胜儿啼女唤时。”

人总有一死，或死于家中，妻儿在一旁哭哭啼啼，或死于远游途中，长眠清泉白石之间。袁宏道希望是后者。

在徐霞客30余年的旅游经历中，西南之游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他为这次出游谋划了很多年，一直担心再不出发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

1636年10月，终于打点行装出发，他已经50岁。

此行，他只携带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盘缠外，没有准备任何防身的武器。他的远游冠中，藏着母亲生前给他的礼物——一把银簪。母亲在他首次旅行时，将此银簪缝于帽中，以备不测之用。

他随身的考察工具极为简朴，一支笔，一个指南针，却肩负着丰富的书籍，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场的地理资料。

最后，他不得不怀揣朋友们的引荐信，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向地方官求助，或筹措路费。

和他一同出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仆人兼导游顾仆，另一个是和尚静闻。

静闻是要到云南鸡足山朝圣的。顾仆可能背着一把铲子，用徐霞客的话说，随时随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躯。

徐霞客在启程之前已作好遇难捐躯的思想准备。在写给大名士陈继儒的信里，他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死在这片“绝域”，做一个“游魂”我也愿意。

旅程的艰险，确实“对得起”他的思想准备：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

一路下来，他练就了贝爷一般的荒野求生能力，可以几天不吃饭，都没问题。

在湘江的船上，一伙强盗趁着月色来打劫。徐霞客跳江逃生，丧失了随身的财物，仅剩一裤一袜。静闻为了保护血写的经书，死守船中，身负重伤。顾仆也受了伤。

尽管备受打击，徐霞客没有考虑返程。他的方向不会变。

最终，静闻死在路上。徐霞客带着他的骨灰和经书，直奔鸡足山，完成了这名风雨同路人的遗愿。

在云南保山漫游时，有人要到江苏，问徐霞客要不要帮他带家书回去。

徐霞客犹豫许久，婉言谢绝了。他说：“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

不过，当晚，他为此失眠了，还是写了一封家书。

对他来说，死亡是每天可能邂逅的东西。所以，是死是生，都是两可，无从预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1640年，这次万里远游以一场致命的疾病结束。

徐霞客感染了足疾，双脚尽废。一帮人用滑竿，把他抬回了江阴。

1641年，徐霞客溘然长逝。

4

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圈已经公认他是奇人怪咖。

曾任宰辅的文震孟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

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也说，徐霞客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

晚明旅游之风那么盛，登山不怕死的也不少，为什么只有徐霞客游成了“奇人”？

最根本的原因是，徐霞客跟其他任何一个旅游者，都不一样！

他是一个“三无人员”：无编制，无职业，无功利心。

袁宏道经常在游记里把自己描写成离经叛道的怪杰，但他与徐霞客的距离，至少差了一个王士性。

这三人，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游达人，但除了晚辈徐霞客，其他两人都有编制。他们的旅游，在当时被称为“宦游”，就是借着外地做官或公务考察之机，顺便旅游。

徐霞客不一样。他是个字面意义上的“无业游民”，为了旅游而旅游。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旅游，他的人生就是旅游，为旅游而活，活着为了旅游。

这样的职业旅行家，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他比其他任何旅游者走得更远，也更专业，更卖命。

清朝文人潘耒评价他，说“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他途穷不忧，行误不悔，多次遇盗，几度绝粮，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领域，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

他摆脱了视游山玩水为陶冶情操之道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旅游更具科学探索与冒险精神的内涵。

他征服过的地方，往往是渔人樵夫都很少抵达的荒郊，或是猿猴飞鸟深藏其中的山壑。

他白天旅行探险，晚上伏灯写作，有时甚至就着破壁枯树，“燃松拾穗，走笔为记”。

他以客观严谨的态度，每天忠实记录下当天的行走路线，沿途所见的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以及他的心得体会。

他写游记，压根儿不是为了发表。早期是写给母亲看，让母亲可以“卧游”，对儿子走过的名山大川如身临其境。后来，写着写着，写成了习惯，或许就把写日记当成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而已。

他生前并未发表任何游记。死后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记文稿，但很多内容已经散佚了。

他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功利心，也没想什么实用价值。

也正因此，他才不会变得短视，而使得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辉。

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当下的人和事，早已沦为历史的尘埃。

很多人喜欢拿徐霞客和陶渊明做比较，因为他们都绝迹官场、不计功名、钟情山水。

但我认为，徐霞客跟陶渊明也完全不一样。

徐霞客的经历与选择，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隐居守节处世模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生观的养成。

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行走的模式，将超脱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务实求真的具有科学曙光的方向，避免自己成为陶渊明的复制品。

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先秦历史典故中早就建构起来的传统。陶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在里面。

5

面对徐霞客这样的怪咖，我们几乎无法作出合乎社会规范的评价。不管是晚明的规范，还是现在的规范，似乎都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人。

我们现在把徐霞客捧得那么高，无非看中了人家游记中体现的科学精神。

但这个东西，徐霞客本人并不在乎。他的游记流传下来，本身就带有偶然性。

如果他的游记失传了，我们还会把他捧得这么高吗？

我想，肯定不会。

我们会说他不求上进啦，荒废时光啦，社会寄生虫啦……总之，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否定他。

清代纪晓岚评价徐霞客时，显然遇到了类似困境。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给予《徐霞客游记》较高的评价，说“其书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可补充地理之学”。

但他对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并不赞赏，所以对徐霞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揣测和批评，说徐霞客“耽奇嗜僻，刻意远游”。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说，徐霞客性情怪僻，惯于标新立异，处心积虑地游走他方并沉溺于其中，有沽名钓誉之嫌。

这种调调，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你的行为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是可疑的。

我们质疑有钱人的慷慨，你为什么捐这么多钱，不就是图个名声吗？我们质疑没钱人的苦难，你为什么表演贫穷，不就是想获取爱心款吗？……

我们质疑一切。质疑到最后，无非就是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想象力。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做什么事，都要追寻一下意义。而意义的定义权，牢牢把控在集体手里。

徐霞客觉得他的活法很有意义。对不起，我们集体觉得你没意义，你就没意义。

但，总有一些超越世俗的无意义的事情，总有一种纯粹的内心需求，孤悬着，没人理解。

人生的标准化，是从标准答案开始的。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这些都被认为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对照标准答案作答。

徐霞客跑题了，故而只能被归入“千古奇人”。这可能是赞赏，但更多表达的是不认同：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殊不知：没有意义，有时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致敬，不为意义而活的徐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