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滇风云｜金石铭刻研究领域的创新突破——评张锡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

史料文献整理是支撑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基础。方国瑜、方龄贵、汪宁生、孙太初等前辈学者在云南金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著录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不仅为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的搜集整理工作提供了科学的借鉴样本与指导性的思路方法，也为后人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白族著名学者，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专家张锡禄先生40余年来深耕南诏大理国历史和白族文化领域，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考据著称，其研究路径突破传统史学框架，结合碑刻、文物、家谱和民间文献，系统梳理了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宗教及民族关系，提出了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其代表作有《元代大理段氏总管史》《大理白族佛教密宗》《南诏与白族文化》《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大理历代名碑》等。

张锡禄先生在多年开展田野调查实践、实地踏勘寻访南诏大理国金石文字遗存的基础上，遍搜各种拓本、录本，参校识读、勘定原文、详加考释、辑录铭文并附拓片照片，编著《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一书，2023年11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24年8月在大理大学举行了新书的首发仪式。

该书辑录唐宋时期由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五个边疆地方性政权——蒙氏南诏国、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段氏大理国的碑刻铭文共107通（件），对每通碑刻铭文进行编号、背景介绍、全文录文，并配有高清的原件拓片（或图片），是近年来最新问世的一部精校细勘、考订翔实的南诏大理国碑铭文献合集，也是目前系统整合散佚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最全、最多、最广的金石铭文专辑，为大理白族地区金石铭刻资料的分类整理及开发利用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通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编排体例新。全书主体内容分为4个部分14章，27万字，采用概述—述要—分类辑录三大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概述：在概括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背景、南诏大理国疆域范围、碑铭价值和意义、碑铭发现和著录简况、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论述。

第二部分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述要：按地方民族政权分期对碑刻内容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度解读和详加考释，内容包括唐代的南诏国，与五代十国相始终的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过渡时期，以及宋代大理国碑刻铭文的出土时间、发现地点、碑铭年代、保存状况、尺寸大小、材质形状、行款格式、文字内容、著录情况、特点价值等方面。

第三部分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分类辑录：按政治类、经济及交通类、宗教类、墓志铭四大类分别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碑碣、题记摩崖、纪年砖、造像记、发愿文题记、铜钟款识、观音铜像铭文、雕像铭文、铁柱题款、刻文铜板、铜质铭文、铁质铭文、铜镜、官印、砖铭、瓦铭、塔铭、墓幢、经幢、墓碑等进行辑录，内容包括题名、编号、题解、原件拓片（或图片）、录文5个部分。

正文后还附录《南诏大理国年号及对应正史纪年》和最新公布的《南诏大理国纪年表》，便于研究者对照查证，为历史年代考证和编年史研究提供了工具支持。

二是资料收录全。此前只有汪宁生著的《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一书收录了该时期的此类碑铭13通（件），而该书共收录107通（件），新增94通（件）。这些碑刻铭文有的来自古籍记载，有的来自考古发现、田野调查或民间收藏，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面、最广泛、最丰富的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集成。

三是研究方法新。分类采用碑铭内容与石材形制相结合的方法，分为政治类、经济及交通类、宗教类、墓志铭四大类；编号在每个大类中按其形成的时间顺序编号，无确切时间的归在类末，以N代表南诏、D代表大理国、BM代表碑铭。整理采用“编号—录文—拓片—考释”的四维整理模式，既保留金石文物的原貌，又采用数字技术（如拓片图片数字化）进行加工处理，方便读者识读和大数据文献采录；辑录对每通碑刻均标注编号，附有背景介绍、原件拓片图片和碑文校录，既有对碑文拓片的选择、内容的取舍，又贯穿点校、转录、加工、编排等工序。

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法，不仅结合考古学方法呈现碑刻实物与文献互证，还基于民族学、语言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视域，开展多语种、多语言文字（汉文、方块白文、梵文、藏文）的分析研究，涉及碑文中以汉文为主导的官方公文用语（如《德化碑》既彰显归附中原的政治诉求，又隐含地方政权的主体性）、方块白文（僰文）的地域性应用（如用白语记录人名、地名）、梵文在滇密传播中的普及等问题，藏文仅见一例，为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实证。

四是史料价值大。唐代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南诏以今云南为基本统治范围，延续254年，是与突厥、吐蕃、回纥并列的重要地方政权；白蛮建立的大理国，以今洱海地区为中心，统治长达317年，是与宋朝并立的南方唯一地方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作为唐宋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持续了500多年的历史。但南诏大理国史料在中原王朝正史中的记载稀缺（如《宋史·大理国传》仅有602字，简略记载了宋徽宗政和年间大理国遣使朝贡之事）。碑刻铭文作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为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交通、宗教语言及民族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和核心材料。如：《南诏德化碑》是云南现存最大的唐碑，堪称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南诏史。记述南诏统一六诏、与唐王朝关系及天宝战争，强调边疆民族对统一的渴望，不仅是研究南诏政治与民族史的核心实物，也是蕃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依据，反映出8世纪中叶吐蕃与南诏公开结盟前后的双边关系及其对整个西南局势走向的影响，折射出南诏与吐蕃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大理国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作为我国仅存的两块古代民族盟誓碑之一（另一块是《唐蕃会盟碑》），不仅是研究大理国及当时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南各民族“三交”的有力实物见证；《药师祥妇人观音好爱造像题记》等宗教碑刻揭示了佛教本土化与多民族信仰的融合；《大理国渊公塔之碑铭并序》铭文的文体富有儒学思想与佛家哲理，是儒释结合的经典之作；《大理国永昌府三宝弟子盐庄杨飒容墓志》为汉文、梵文合璧，体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特征。这些珍贵金石铭刻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窗口，从中得以窥见唐宋西南各民族的历史演进与文化交融图景。

五是编研相结合。从史料学、编纂学的视角看，该书既有“述”又有“论”，既有“编”又有“研”，既是专门收录、全面整理、系统归集南诏大理国金石档案的汇编型研究成果，也是实证研究、跨学科交叉研究及理论与方法创新的研究型学术专著，是近年来云南省乃至全国在金石学、史料学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就唐宋时期西南边疆多民族关系而言，该书不仅有助于探究南诏大理国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而且为深入挖掘西南各民族“三交”的历史事迹提供了难得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

总之，《南诏大理国碑刻铭文整理研究》一书不仅是近年来国内民族古籍整理、金石铭刻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力作，更以其全面系统的原始文本呈现，重构了南诏大理国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对民族文献遗产保护和地域文化传承具有示范意义，堪称南诏大理国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其学术性、资料性、权威性、可读性和观赏性使其成为历史文献学、金石学、档案学、语言文字研究者及地方民族文化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

（作者1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作者2系云南省民族宗教信息中心主任）

作者 陈子丹 李雯

责任编辑 吕世成 陈洁

责任校对 刘自学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李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