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军管会查收敌财政局，局长竟叫嚣：把潘汉年找来

前言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军军管会代表顾准，率人前往国民政府财政局进行公务交接。

忽然，听到一名战士汇报：

“顾代表，汪维恒说除非与您单独面谈，否则拒绝投诚交接工作。”

下属们纷纷表示，这之中恐怕有阴谋，千万不可单独进去着了对方的道。

顾准淡定地说道：”没事儿，你们在外安心等着“

说罢便推开办财政局公室门，大步踏入。

看到顾准进来，汪维恒立马走上前相迎，伸出手要和他握手：

“在下汪维恒，您就是交接负责人吧？怎么称呼同志？

汪维恒

顾准料定汪维恒是害怕被清算，所以才套近乎称呼他为”同志“。顾准直勾勾盯着汪维恒，想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招。

见顾准没搭理他，汪维恒坐到了椅子上，低着头说道：

“你还是打个电话问问潘汉年吧，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面谈了！”

这句话如同魔音一般，瞬间让顾准愣住，说不出话来。

门外的下属们焦急地等待着，心中忐忑不安。半小时后，门终于缓缓打开，却发现二人一同走了出来，随后上了一辆车疾驰而去！

公开身份

1949年上海解放后，顾准受命前往上海财政局进行交接任务。

但此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局局长汪维恒却不愿意直接交接，并要求汪维恒和他单独会面。

顾准憋着一股子劲儿走到了办公室里，他倒是想看看这个汪局长有何能耐。

而办公室内的汪维恒，想着终于又可以见到党组织的人，非常热情地走上前来迎接他，大声说道：

“同志你好，其实我也是共产党员，常年潜伏在国民党内部。”

顾准当真有点懵了，他在进来之前，想过很多种情况，却唯独没有想到眼前发生的这种，他一时不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而且转念一想，这人该不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吧，则警惕更甚，厉声道：“你说是你就是吗，有人能够证明么？”

这下可把汪维恒难住了，他在党内只有史永这唯一一个接头人，如今也联系不上了，不知如何是好。

而这放在顾准眼中就成了一副支支吾吾心虚的样子，料定此人是在撒谎，就要命人将他逮捕。

顾准

情急之间，汪维恒又记起一个人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统管上海地下情报工作，让我军不再受制于人的伟大领导者——潘汉年。

听到汪维恒居然报出潘汉年的名字。顾准将信将疑打通了市政府的电话，在经过确认并聆听了指示，他那张紧绷的脸松弛下来，露出笑容。

甚至上前给了汪维恒一个大大的拥抱，激动地说：“同志，前面是我态度不好，这些年你辛苦了啊，潘市长让我代表市政府也代表党组织，热烈欢迎你回归！”。

听到自己做出的工作是受到党组织的认可的，汪维恒眼眶又有些湿润了。

经过交谈，当顾准得知汪维恒是1924年入党，已在国民党潜伏了二十年有余。

比潘汉年入党时间都早，这让王维恒敬佩不已。

潘汉年

深入敌后的情报先锋

1921年，25岁的汪益增从北京军需学校毕业，看着动荡的时局，少年人空有一腔抱负却不知道如何施展。

机缘巧合之下，他在浙江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

在对其先进的革命思想充分了解过后，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主要负责台州、黄岩、宁波、诸暨等地党的地下情报工作。

后来顺应第一次国共合作，党组织命他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当然了，他还身负在其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的任务。

谁知就在国内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

在万般无奈下，汪益增不得不隐匿自己的身份，又通过旧识陈良，进一步打入了国民党军需界，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和革命到底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汪维恒”。

可由于大革命时期的特殊情况，由于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他的身份也成为了一个谜。

尽管如此，汪维恒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失联期间，他利用职权巧妙地保护了许多党组织的地下情报人员。

可是没有党的指导，他终究像是无根落叶浮浮沉沉，没有办法再做更多事情。

就在他以为再也不能和党组织联系上，再也不能回归身份的时候，党组织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找到了他。

1938年，为了扭转在战略上频频落后的被动局面，我党果断行动，决心加强谍报工作，并着手策反国民党内部的关键军政要员。

毕竟只有深入敌后，揭露敌人的真实面目，才能赢得战争的先机。于是乎一场精心策划的策反行动在暗流涌动中悄然启动。

而经过细致调查，中共中央锁定了目标，正是时任胡宗南部队军需长的汪维恒！

党组织因为没有留存的资料，是不知道他的过往的，选择他纯粹是因为他为人刚直，作风清正，还是坚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者。

在8月的一天，中共谍报机关成员史永观察时机成熟，主动找上了汪维恒，直接表达了中共党组织对他的欣赏，希望他能够加入共产党，一起为伟大事业贡献力量。

汪维恒听后，表情先是有些懵，呆滞住了，然后呼吸渐渐加重，接着忽然上前一步，双手紧紧握住史永的手，望着他说：

“史永啊，你可知，我期盼这一刻已久。”

他的声音有些许颤抖，眼眶含着热泪。

这十几年来的每一天，他都要小心隐藏自己，戴着面具说话，都快认不清真正的自己了，如今终于见到党组织派来的人，他瞬间感动到热泪盈眶。

史永在了解完汪维恒早年无奈潜伏在国民党的故事过后，也是发自内心地开心，有了汪维恒在敌后扎根，日后党组织和国民党争锋，就更有了一番把握。

而这一点果然在几年之后应验。

1943年7月，蒋介石命胡宗南在一周内集结部队，对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发动突袭。

胡宗南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量对策。

汪维恒作为胡宗南多年部下，也是与会的一员，他在会议中目睹了胡宗南透露出的全部战略。

他越听越心惊，对蒋介石的恶毒计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会议结束之后，他深知时间紧迫，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到党组织那里。然而，电台被严密看管，直接联系外界变得不可能。

于是，汪维恒下定决心，冒着暴露的风险，借故连夜赶到了重庆，找到了史永。

“史先生！”汪维恒狂奔一路，一进门就急切地开口。

“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维恒深吸一口气，将所知的一切详细地向史永汇报。“史永听后，脸上露出了凝重的表情，“蒋介石还真是狼子野心，我会尽快安排把这些情况上报给党组织。”

很快史永又想到了什么，急着追问：“你此番来重庆，有没有被人看到，回去会不会有麻烦？”

明明冒着很大风险跑出来，可汪维恒却只是轻描淡写的摇了摇头“没多大事，我自有分寸 ”。他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连夜又原路返回。

此后没过几天，街头巷尾忽然议论纷纷，人们指责蒋介石在抗日时期竟然要对兄弟党派兵戎相见，认为他这是不忠不仁的小人行径。

胡宗南部几次向陕甘宁区试探性进攻，皆被我党中央巧妙应对，这足够说明已提前做好了防备。就好像他们国民党筹备的计划，一夜之间成了透明的似的。

蒋介石意识到此番阴谋再无实现的可能，无奈复电朱德，表示自己不会再有进攻的打算。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浪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被制止。

而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汪维恒及时传达的情报，让党组织有充足时间来应对。

事后，胡宗南意识到只有可能是自己的手下泄密，立刻把当日参会人员近日行动轨迹全然调查了一遍。

图|胡宗南

所幸，汪维恒是胡宗南较为信任的人，那天去重庆用的还是采买物资的名头，这才没有被发现。

只是这样一来，胡宗南对手下的监控更为严密，使得后来汪维恒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一般惊险刺激。

饶是如此，汪维恒非但没有萌生退意，反而更加主动地和史永联络，他真的是一心一意扑在党组织和国家的前途事业上啊。

敌后潜伏终迎落幕

此后，国民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失利，人民期盼已久的大胜利终于到来了。而汪维恒的潜伏工作却还没有到结束的一天。

虽然国军败退台湾已是大势所趋，但国军退守台湾后的军事部署和军事动向，目前对解放军来说尤为重要。

汪维恒毅然决然踏上了赴台的邮轮，要知道当前这个节骨眼上去台湾，再加上他明面的国民党高官身份，后来是很可能说不清楚的。

在台湾生活最初的一段日子，为了躲避监控，汪维恒是通过自己的亲信许汉城，将台湾的军事部队换防信息传达给大陆方面的史永。

可是后来因为相距过远，中间的通信出了问题，和史永也渐渐断了联系。

图|1948年，汪维恒（前排右二）与家人在台湾的合影

所以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当1949年春，汪维恒返回上海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中共党组织的人来联系他。

倒是曾经的老相识——国民政府上海市代市长陈良，知晓他来之后热情款待，还给他安排了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的职位，上海市正处在待解放的阶段，这个职位不过是虚职。

汪维恒本想推脱，但想到自己还能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便答应了下来。

他先是对财政局所有档案、仓库进行盘查、造册，另一边，他还要应对残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劝说他们不要顽抗，还得时刻紧盯不要出现将银行钱款卷走逃亡的事情。

只是从外界看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一个国民党身份来进行的，当时外界有不少声音，说他“不过一个讨好共党的软骨头罢了”。

这些“误会”也就一直持续到顾准到来的那天。

顾准心中的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又接连几次为自己此前咄咄逼人的态度道歉。

虽然真相大白，但为了保护汪维恒，防止他遭到潜伏特务的疯狂报复，顾准决定，不对外界挑明汪维恒这些年的潜伏身份。

于是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了国民党财政局长向解放军军代表顾准交接的一出好戏。

图|1950年代，汪维恒（前排右一）和家人的合影

然而，没想到的是，这本是为了周全考虑的做法，却在日后留下了隐患。

沉冤终有得雪之日

新中国成立之后，汪维恒前半生当过国民党的经历被人扒出，尤其是他解放前夕曾经随国军赴台的经历，更是一个被人攻击的弱点。

因为此前他的潜伏身份从来没有真正公布过，这些事情在如今更是不好说清。想要还以清白，难上加难。

偏偏在这个要审核他真实身份的关头，他当年第二次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也不见踪影。（因为战乱遗失），而知悉他底细的史永和潘汉年也自身难保。

图|五十年代，汪维恒夫妇与儿子汪仲远合影

一直到1970年底，汪维恒生了大病，在黄浦区中心医院就医，他才得以和家人见上一面。

此时的他已经虚弱得说不清楚完整的话，只听见他一直重复嘟哝着：

“我要求……”，“我要求……”，他所指的是希望能够恢复他的党籍。然而直到他去世，这个心愿也没能完成。

在漫长的潜伏岁月里，汪维恒的身份始终无法得到外界的确认，这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危险。

然而，他从未因此而抱怨或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他深知，作为一名情报工作者，他必须保持低调、隐蔽和警觉，以确保能够顺利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而他不光完成了，还完成的很好，一次又一次足以左右局势的情报，都是经他手送到党中央的。

我们无法想象，这二十年间，他有多少次濒临被人识破的绝境，又有多少次身陷焦虑崩溃的情绪中无法自已，他的感受也只有他自己能品味吧。

正是有像汪维恒这样的一代情报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不断书写着忠诚，不畏艰难险阻，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使命，为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懈努力。这才让胜利的天平倒向我们这边。

而党当然也没有忘记汪维恒一生的奉献，1979年，在他去世8年后，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恢复了他的党籍，并认定其党龄从1924年1月开始计算。

在上海市龙华革命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众多民众自发前来瞻仰祭奠，园区和道路都被挤满了，这是因为他在敌后潜伏数十年的故事，被越来越多人得知，他是人民心中的大英雄。

如今，汪维恒的最大遗愿得以实现。他那充满艰辛与奉献的一生，将如同璀璨的星辰般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参考文献：

父亲汪维恒_潜伏归来的共产党人——汪仲远

房管前辈的红色故事(一)——身居敌营高位21年的潜伏者汪维恒——杨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