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歌谣体性质消解了苦痛

诗歌具有歌谣体性质，尤其是秦以前的诗歌，很多都是当时的歌词。诗和歌融为一体，不能完全分开，那么诗人的苦痛就消解在歌谣体中，而不会完全抒发出来。

当诗歌中出现了描写诗人苦痛的诗句，就会被诗歌的歌谣体性质冲淡。《诗经》中有《关雎》，写男主人公追求女人而不得的情形，比较痛苦，用了几个字“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虽然很形象，但让人觉得很可笑，而诗中的主人公却并不觉得可笑，反而觉得很痛苦。《硕鼠》中有：“三岁贯汝，莫我肯顾。”本身是悲哀的，但合辙押韵之后有了歌谣的性质，有一种唱出来的意味，仿佛王国维说的“踏瑶娘”，本来主人公很痛苦，但唱出来就不再痛苦，显得很有趣，甚至很好笑。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诗的人感觉悲哀的时候写出来的诗句算是“字字血，声声泪。”用于诗歌形式的限制，很多句子都要合辙押韵，都要选择恰当的词语，却最终被束缚在诗歌的形式之中。越是这样，诗句表达的痛苦就越具有歌谣的性质，虽然朗朗上口，容易流传，但并不一定能够深入人心。因为很多诗人写痛苦的诗句，没有具体的情节，也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是通过诗句来描写，而且合辙押韵，本身就有一种玩乐的性质。屈原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自己感觉很痛苦，而且和国家命运捆绑在一起，算是比较悲哀的，但对于旁人来说，却不见得有多少悲哀。因为这样的诗歌本身是诗人写出来的，可以抒发诗人的独特情感，而且适应了诗歌的韵律形式，适合于抒情，却不一定能感动别人。

读诗的人不是诗人，不能切身体会诗人表达的痛苦。倘若诗人写成了小说，有具体的环境和情节，有主人公，就很可能通过好的故事来感动人，而不会用一两句诗来感动人。曹丕自拟弃妇抒情，写道“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写得非常细腻，但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而且合辙押韵，有了歌谣体的性质，让人读着很流畅，也容易流传，却并不一定能感动人。多愁善感的人可以去读诗，而意志力比较坚定的人读诗就不一定被感染。没有经过诗歌审美训练的人读诗也容易出现泛泛而读的现象，甚至根本不能深入到诗歌内部，不能体会诗人抒发的情感。尤其是诗人要表达痛苦的时候，诗句往往比较凝练，而且合辙押韵，很容易在这种诗体格式中消解了痛苦，或者说让读者读到了简单的情绪表达，而没有把痛苦和盘托出。因为诗人表达的痛苦只是合乎诗句的韵律，合乎诗句内在的格式要求，即便用词再精当，也不一定能全部表达所有的痛苦。诗人表达的痛苦层次是单一的，并不是多层次的，因为诗句有格式限制，有韵律限制，有字数的限制。诗句最多的字数就是七个字，即便用好多诗句来表达诗人的痛苦，也没有呈现出太多复杂的层次，不像小说一样，可以通过环境衬托人物性格，通过人物独白和对痛苦本身的描述来展现感情。

诗句有内在的格律，有字数限制，把诗人的思想牢牢限制在这种格式之中，似乎和古代的封建统治有关系，完全是封闭保守的，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倘若诗歌发展成了长短句，就变成了词，词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变成散文，倘若散文中加入了具体的情节，就成了小说。诗句有自身的限制，很容易让诗人表达痛苦，但这种痛苦并不能有效地传达，不能让读者完全感受到。即便到了唐宋，诗歌形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长篇排律，也不一定能表达诗人痛苦的感情。杜甫写“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又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虽然格律严整，抒情层次也比较丰富，但并没有具体情节，不能完全让人沉浸进去，也不能让读者完全感受他的痛苦。尤其是当代的一些读者，不了解杜甫的生平和事迹，不了解他的心态，也不了解古代诗人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就不能理解杜甫写出的痛苦。

虽然有一些诗是长诗，也有了叙事的倾向，但诗歌大多比较短，五言和七言的居多。很多诗歌本身就是歌词，是可以唱出来的，而且这种歌谣体性质很容易流传。从接受心理来看，人们大多喜欢接受欢乐的东西，而不喜欢传播痛苦的东西。但痛苦给人的感受是持久而深远的，就像悲剧更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给人的影响更持久一样。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喜欢喜剧，喜欢看喜剧电影，喜欢看小品，喜欢听相声，只是在工作之余找乐子罢了，却没有抱着欣赏艺术的态度。倘若很多人都喜欢听痛苦的故事，喜欢看悲剧，喜欢看古代诗人描写痛苦的诗句，就会提高艺术欣赏水平，但人们的心态就不太好了，不那么高兴了。没人喜欢自寻烦恼，总是喜欢找乐子，这就是当代喜剧繁荣的原因，也是资本推动的原因。古代诗人描写痛苦的诗歌有很多，虽然被后代人认为很深刻，但并不能被后代人完全解读，因为所有的解读几乎都是误读，当代人并不能了解当时诗人真实的心态，而诗歌的歌谣体性质大大消解了苦痛，却不是诗人能够发觉的。

诗人要想表达层次更加丰富的苦痛感觉，就要写成小说，从故事情节方面感动人，从人物性格方面感动人，从环境方面感动人，从命运方面感动人，而不会受到诗体形式的影响，不会为了合辙押韵而去寻找所谓最恰当的词语，以免写成之后沾沾自喜，以为抒发了所有的情感，宣泄了苦痛，而读者却并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