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 | 四川：中国的避难所

在漫长的历史中，四川在中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朝从建立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唐皇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又选择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财力、物力再作恢复；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也将赢得战争的希望，押在了四川。乃至当代，四川依然是中国的战略后方……

01

四川见证了中国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唐的兴盛与衰落

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迫于“安史之乱”，唐明皇李隆基带着心爱的贵妃杨玉环开始了逃亡，目的地正是四川。那里不仅是避难之所，也是杨贵妃的故乡。杨玉环的父亲是蜀州（今四川崇州市）的司户（主管民户的佐吏），在蜀州附近的都江堰市聚源镇，迄今还保留着玉环幼年时不小心掉进过的“落妃池”遗址。

杨贵妃没有想到，回乡的路竟变成了奔赴黄泉的路。途经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县境内）时，六军止步不发，李隆基无可奈何地赐死杨贵妃，以平众怨。从此，他开始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忧伤。

大概因为白居易缠绵悱恻的《长恨歌》，史书上这段被称为“明皇幸蜀”的逃难经历，几乎被改写成了凄婉无比的爱情故事。杨玉环死后，李隆基心中极为悲切，带着疲惫不堪的随从沿着褒斜官道继续落魄前行。入剑门关，走翠云廊，过武侯坡、演武铺，到达上亭驿。此驿又名琅当驿，相传明皇路过此地时，闻铃声而怀念杨贵妃。清代诗人刘斯栋曾为此写道：“谁闻铃响似三郎（唐玄宗乳名），玉辇曾经古驿旁。千古伤心黄土尽，开元遗事最凄凉。”

《明皇幸蜀图》，作者为唐代李昭道，画的是崇山峻岭间一队骑旅自右侧山间穿出，向远山栈道行进。前方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应为唐明皇。嫔妃则着胡装戴帏帽，展示着当时的习俗……山势突兀，白云萦绕，不禁让人想起明代文化名人杨生庵对此的讥讽：“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尘驾，不及胡僧渡海杯。”

直到李隆基一行由散关抵达河池（今陕西凤县），蜀郡长史崔圆已奉表迎候多时。崔圆报告，蜀中丰饶，而且甲兵全盛，情势已经转佳。李隆基方才长吁了一口气，随即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李隆基选择“蜀”作为避难所，并不是盲目之举。回溯历史的长河，可以发现，蜀——唐代的山南道和剑南道，幅员辽阔，包括今陕西、甘肃、云南和重庆的部分土地，它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 有都江堰庇佑，水旱从人，已是朝廷的粮仓钱库——“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及，商旅莫不取给于蜀”。

蜀自古物产丰富。雅州的蒙山茶，是有名的贡茶。成都、宜宾、泸州、绵竹、邛崃等地酿造的好酒“重碧春”、“荔枝绿”、“剑南道烧春”、“卓女烧春”等均有盛誉。此外，制糖业、瓷器制造业和乐器制作都非常兴盛。丝麻纺织品极负盛名，至今，日本正仓院和法隆寺还保存有唐代运往日本的“蜀江锦”，神护寺保存有“蜀红绫”。而益州麻纸，是唐朝廷指定的官方用纸。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有明确刻印地点的印刷品遗物只有两件，均刻印于成都。公元865年，“西川印子”即成都刻印的《唐韵》、《玉篇》等书，已传入日本。

成都还是当时的商业集散地、大都会。客居在草堂的杜甫有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他的诗歌至少从一个侧面描写了成都商业发达的盛况：各地商贾纷至沓来，“水陆所凑，货殖所萃”。

所谓“倚剑蜀为根本”，唐朝从建立之初，即开始依靠四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渊缔造了唐朝。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关中饥饿的难民们入蜀，渡过饥荒。619年，李袭誉从四川运米到长安，充实京师。620年，窦轨率川军跟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621年，李孝恭率领巴蜀士兵顺长江而下，直捣江陵。

在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中，四川功不可没，唐皇感恩，也多以重臣、贵戚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节度使等。而且，自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至僖宗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在担任三川节度使的93人中，先后有40人入朝为相。因此，剑南三川被认为是“宰相回翔之地”。

在这个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由盛极而衰走向没落的途中，四川对朝廷的支撑也一如既往。所以，唐朝君主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多选择南避入蜀，利用四川的财力、物力再作恢复。上述的李隆基一行七月到达成都，十月二日唐玄宗得以返回长安。此后，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朱、李怀光之乱，从奉天（今陕西省乾县）逃到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史称“德宗幸蜀汉”。唐德宗在梁州利用四川的财富，支持神策军大将李晟收复了长安。及至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八月，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潼关，唐僖宗又狼狈逃往四川，第二年正月抵达成都，史称“僖宗幸蜀”。

在成都市内建筑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一座道教宫观——青羊宫里，供奉着唐明皇像。相传唐时曾有两位皇帝驾临过此宫。

02

蒋介石站在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坚守四川，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重复。唐代之后1000多年，中国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将赢得战争的希望，押在了四川。

1935年，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移向西南。蒋介石站在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前，坚定地说：“只要能够坚守住四川，守住西南，哪怕是丢失了关内的15个省，也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于是，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迁都宣言，确定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938年12月1日，蒋介石政府正式开始在重庆黄山云岫办公。

蒋介石很清楚，守住陪都，要害是经营四川，控制西南。于是，为了赢得民众拥护，他把四川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做出要把四川建成经济实力雄厚的抗战复兴基地的姿态。

黄山云岫别墅，是当年蒋介石真正意义的办公地。中美英三国军事代表会议曾在此举行；盟军开罗会议协定也在此拟定。英国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将军、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都曾在此留宿。

然而，难民如潮涌，加上日军封锁，4千万人要吃饭，对蒋介石来讲便是第一难题。在他兼任四川省主席5个月后，康定等地的米价已经上涨了一倍。他设立了物价平准处，强硬推行平价购销，取缔囤积居奇。偏偏天不作美，旱灾连年，连成都也开始闹春荒。到9月11日，灾荒依然没有渡过，蒋介石不得不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踊跃捐献军粮——这实际上就是在向川人乞讨。

抗战期间，在日寇的封锁下，汽油、柴油、煤油等进口物资异常紧缺。于是重庆大街上出现了这种经过改装的木炭汽车。木炭车启动不易，速度极慢，途中经常抛锚，有民谣讥之，“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摄影/佚名）

如此情形下，四川其实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但还是不得不、不遗余力地付出：出粮、出钱、出人、出力。

先说钱和粮。尽管蜀中饥馑，仅1941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也从四川收谷8228.6万市石，占当时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四川也负担了30%以上。

1943年，冯玉祥掀起了国民节约献金运动。在成都，甚至有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丐帮队伍走上献金主席台，将各人多年乞讨来的共计2250元，双手擎着交给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含着眼泪代表政府将钱接过来，又代表政府庄严宣布，将这笔钱回赠给乞丐们，但他们说啥也不接受政府的回赠。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个县市献金，总额为2亿元。5月16日到11月底，内江、自贡、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亿－5亿元。

另一方面，且不说修公路、修机场、运送各种物资，征用了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民工；八年抗战中，川人积极参军，前后应征的就在300万人以上。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千万，也就是说，平均13人中就有1人应征入伍。

四川民工修筑成都机场。成都机场是B-29空中堡垒的基地，可以直趋日本作战。（摄影/佚名）

1946年5月6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第二天，《新民报》随即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文章写到：

四川对于抗战的贡献是特殊的，抗战期中，四川不仅为中枢政府所在，容纳了所有全国性的行政机关，养活了不愿做奴隶的官民，就以支持抗战一事而论，征兵征粮，以四川的负担为最重；出钱出力，又总是率先倡导。假如没有四川，我们就不能想象抗战何以能支持如此之久……

03

李约瑟认为，李庄同济大学“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抗战期间，伴随国民政府的西迁，中国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也进行了西迁，其中大部分迁到了四川。

抗战时迁往四川的高校分布示意图

说到西迁，四川合江人卢作孚值得浓墨重彩来描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国民政府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任主任委员，组织了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样著名的“武汉大撤退”。

当时，小城宜昌难民已多达三四万人。江边空地，密密匝匝地堆满了待运的物资。自那时起，长江上游只有40天左右的平水期，过后便是大半年的枯水期。也就是说，40天内所有的人货都必须运走。卢作孚亲自部署：缩短航时，把整个运程改成三段，分段行驶；每艘船以吃水深浅、马力大小为依据，重新调配；为增加运客量，改卧舱为座舱；三峡不能夜航，夜晚装卸，白天抢航……此后，民生公司20多艘轮船和临时租赁的850多只木船，日夜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

日军加紧了对长江水道的轰炸，民生公司损失惨重。经民生公司抢运的党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士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次，货物达100余万吨。为此，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武汉大撤退和其他西迁路线抢运入川的民族工业，很快在四川这张宽大而厚实的温床上，恢复了元气。据统计，随国民党内迁的工厂总计达600余家，重庆、南充、乐山、泸州、宜宾、内江等地建起了钢铁、兵工、机械、纺织、造纸、化工、制糖等工厂，四川成为了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区。

1938年，武汉沦陷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内迁到重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工作。图为办事处小楼的二层陈列室，这里陈列着当年毛泽东、周恩来使用过的各种物品以及毛泽东所写《沁园春•雪》词手稿。

除了工业，在陪都时期，四川的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八一三战火”中，上海同济大学被夷为平地。千里辗转，学校迁徙武汉、衡阳、桂林、昆明。1940年秋，又迁到四川李庄。同济以李庄破旧的“九宫十八庙”作教室。手执教鞭的师长，站在神龛的位置上开始了教育抗战的历史。1943年6月12日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日记里，记下了对同济工学院的印象：

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院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941年，重庆裕华纱厂的女工在做团体操。（摄影/佚名）

李庄同济大学的3位女学生。她们姓甚名谁，今日是否还健在，都已经无据可考了。

2003年7月重访李庄同济大学旧址——禹王宫，看到当年被改成学生宿舍的僧房又住上了僧人。曾经的读书声，恢复成了钟声、木鱼声和诵经声。

解放后，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有十几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后期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

2003年7月，四川大学华西分校又将送走一批学子。华西分校前身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创建于1910年，1953年更名为四川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现已合并入四川大学。抗战期间，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光华大学都曾西迁到这所学校上课。

江安剧专，是中国话剧的摇篮。那时，四川江安的一块空地，是他们的实验剧场。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公演话剧，不收门票，观众只需带点食物，多少不拘。有的拿几个热馍茶点，或一包黄豆、半篓胡豆、几棵白菜、一块肉、一只鸡，江安群众及前线的伤残官兵就又可以在欢声笑语中看戏。

那时，青年教师曹禺怀中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种种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笔记下来。每逢江安县城赶集的日子，他就到茶馆去，要上一壶茶，静静地观察进进出出的人物。所以，《北京人》其实是曹禺在江安写的，戏中的人物都能从当年江安的人物中大致找到原型。江安的师生，早已遍布全国，如曹禺、黄佐临、张骏祥、吴晓邦、沈慰德、赵韫如、何治安、徐里、张雁、谢晋、刘厚生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江安，中国话剧又会是什么样子？

成都华西坝，是抗战时的一座大学城。先后有华西、金陵、齐鲁、燕京和金陵女大这几所私立教会学校相聚一起。钟楼下，小桥旁，流水环绕，警报频传而书声不断。至今成都还保留着金陵路路名。

抗战爆发前,全国有国立、私立高校108所,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这些学校大部分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迁到四川的计有48所。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1940年冬，梁思成全家随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由昆明辗转迁到李庄。在李庄，他和林徽因完成了《图像制图建筑史》等一批重要著作。图为2003年7月本刊记者重访梁思成、林徽因李庄故居时所摄。

04

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上不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

抗战胜利后，政治、经济中心迅即东移；国民政府发动了内战，被遗弃的四川经济迅速下滑。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四川省平均每3万人才拥有一张医院病床，年人均商品消费额不到18元，“天府之国”已徒有虚名。这种局面到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四川，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当时，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从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演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从战备角度出发，我国把疆域划为三个地区：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西部为三线。著名的“两基一线”则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两基”，即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一线”，即成昆铁路。

“三线建设”在川项目分布示意图

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完三线建设汇报后，在报告上批示：“攀枝花和酒钢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成昆铁路修不通，我将来只好骑着毛驴去……打起仗来，我不放心”。同年6月6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及：“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在会上，毛泽东指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于是，年产钢铁250万吨的攀枝花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迄今，攀枝花已经成为一个拥有30万人口，科技人员达到5.5万的新兴城市，具有了聚集资金和人才的物质基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西部省份最富的四川省中名列第一。

坐落在涪江之畔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绵阳科技城的主体部分，拥有专业技术人员8000余名，其中两院院士16名,被誉为我国“两弹的摇篮”。这个摇篮和攀钢基地一样，也是四川三线建设的一项成果。

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与宝成、成渝铁路相接，经过西昌邛海畔的卫星发射中心，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最后抵达云南昆明，是一条战略交通大动脉。它修筑在高山峡谷地区，堪称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1100公里长的铁道线上，桥梁和隧道的总长度达400余公里，占全线长度的40%，有些地方连车站都延伸到隧道内。

成昆铁路是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苦的工程之一。其沿线山高谷深、川大流急，平均每1.7公里就有一座桥梁，每2.5公里就有一条隧道，有的地方甚至形如盘山公路。（摄影/王复遵）

修筑成昆铁路时，人们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山谷中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就是靠火把照明、钢钎大锤打眼放炮凿通的。没有蔬菜，有时甚至没有饮用水……

有关资料证明，三线建设特别是成昆铁路、攀钢建设和贵州的六盘水煤矿工业区开发，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这片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而且，三线建设还为当今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在和平年代，对四川来讲，作为避难所的功能似乎已成遥远的往事。但它作为祖国大后方的地位依然没有丧失，它需要更多的呵护和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