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中国历史上值得了解、讨论和纪念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近几年我注意较多的一位是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于北魏皇兴元年(467年)八月，卒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再过三年，就是他逝世一千五百周年。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的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不少论著，但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究竟元宏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还是先看一下史实吧！

一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板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爻辞上明明说是‘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拓跋澄说：“陛下登帝位已久，怎么能到今天才虎变？”孝文沉下脸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使动摇人心吗？”这位任城王还是不买账，说：“社稷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岂能知道有危险而不说话呢？”孝文帝好不容易才忍下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来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呀！”孝文帝还不无顾虑：“北方人死抱住旧习惯，留恋故乡，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怎么办？”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得到了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为当年使汉高祖刘邦下决心迁都长安的谋臣张良。接着，孝文帝又与汉族大臣、尚书李冲等作了秘密部署，并下令军队实施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七月十日，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士兵。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了。

当时，北魏已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朝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双方已形成对峙的均势，孝文帝匆匆忙忙又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自然引起了文武大臣的疑惑和不满。从平城出发前，就从少数大臣那里传出了即将迁都的流言，多数官员也觉察到了“南伐”的异味，鲜卑贵族怕从此离开故乡，更是不愿南迁。但孝文帝明明下的是南伐令，习惯于东征西讨的鲜卑将士自然不敢表示反对。

军队刚离开平城，就遇到绵绵阴雨，一路艰难跋涉。九月二十二日，孝文帝到达洛阳。当时阴雨不止，道路泥泞，但到了二十八日，孝文下令大军继续南下。第二天清晨，孝文帝一身戎装，从行营扬鞭跃马而出，早已守候着的群臣一下子跪在马前，叩头请求停止南伐。首先由李冲以天雨为由加以劝阻，受到孝文帝批驳后，李冲却说：“这次南伐，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意孤行。我没有什么话说，只能以一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统一天下，而你们这帮儒生老是立场不坚定。我的刀斧不饶人，你就别说了！”说罢又策马向前。这时，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宗室一齐痛哭劝阻，孝文帝才对群臣说：“这次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要是没有一点成果，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就此班师，拿什么传之千秋？我想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方荒漠之中，难道不想南迁来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吗？难道只有今天的君子才有这样的念头吗？只是要等到天时人事齐备、王业完成罢了。要是不南伐，就应当将首都迁到这里，在中心地区建都，现在正是机会。说干就干，不要拖延时间，你们赞成迁都的往左站，不赞成的往右站。”

孝文帝满以为群臣都会赞成，不料安定王拓跋休等接连不断走向右边。因贪污而被革去南安王爵位的拓跋桢见立功的机会已到，站出来大声疾呼：“干大事不必与一般人商量，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干成非常之事。迁移首都以绵延王业，选择中心地区建都，以前周公这样做，现在陛下也这样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天下还有什么比首都更重要？人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请求立即停止南伐，迁都中原，上使陛下安居，下使百姓放心，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百姓的幸福啊！”早有准备的一批大臣高呼万岁，群臣齐声响应，孝文帝趁势宣布迁都洛阳。

当时，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屡次战乱，洛阳的西晋宫殿已成一片废墟，孝文帝只得暂住附近的金墉城，一面征召司空穆亮和李冲等修建洛阳宫殿，一面派安定王率百官回平城迎迁家属，但将向留守平城的宗室、大臣传达迁都决定的重任交给了任城王拓跋澄。果然，当拓跋澄一行驰回平城宣布了迁都决定后，引起一片惊惶。拓跋澄说古道今，反复开导，人心才逐渐稳定，表示服从。在拓跋澄、李冲等人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孝文帝打赢了第一仗。

次年二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谒祖陵，祭天，正式部署迁都。但出于习惯势力和家族私利，鲜卑贵族和大臣继续反对迁都。孝文帝私下征求鲜卑重臣于烈的意见，于烈答道：“陛下深谋远虑，不是愚见所能理解，但说真心话，我赞成迁都与留恋平城的想法是一半对一半。”孝文帝说：“你不唱反调，就是赞成，你不说反对话已帮了我的大忙了。”立即委派他负责平城的留守。可是，鲜卑大臣中像于烈这样的人也屈指可数，当孝文帝在太极殿召见留守官员时，燕州刺史穆罴就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一是“四方未定，九区未平”，一是洛阳不产马。孝文帝说，马固然产在北方，但我的马厩就设在代郡，还担心没有马吗？平城在恒山以北，已在九州之外，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说：黄帝住在涿鹿，古代圣王也不一定住在中原。孝文帝回答：黄帝得天下后不也迁到了河南吗？尚书于果、东阳王拓跋丕又以百姓安土重迁，祖宗在这里开都，迁都没有经过占卜为理由反对，孝文帝列举平文帝迁离故土，昭成帝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北)和道武帝迁都平城的事实予以驳斥。群臣不敢再说，但仍有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坚持反对意见。

同年十月，孝文帝正式迁离平城，平城的官民也开始南迁，当年朝廷颁布了豁免南迁的百姓三年租税的法令。孝文帝到达洛阳不久，就令宇文福在附近的黄河之滨选定了一大片牧地，用以放养南迁的马匹，以后一直保持着十万匹的规模。与此同时，洛阳的新宫也在加紧建造，为了运输材料的方便，还在伊水、洛水上建了浮桥。到太和十九年九月，皇室和文武百官已全部迁入洛阳，历时二年的迁都基本完成了。

在迁都已成定局时，孝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更彻底的汉化措施，而反对派也不放过每一个对抗的机会。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就联合陆叡等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他们的意图，指出他们在迁都之初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是“陷君不义”，下令对他们给予降职处分，又下诏将冯熙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出征归来后在朝堂召集群臣，问道：“你们希望朕超过商、周，还是赶不上汉、晋？”咸阳王拓跋禧回答：“群臣愿陛下超越以往所有的帝王。”“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愿圣朝的治理日新月异。”“是只顾自己一代，还是要传之子孙？”“但愿能传到百世。”“那就得改革，卿等不得违抗。”“上令下从，谁又敢违抗？”至此，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群臣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为了立威，孝文帝还拿李冲开刀，说：“我曾就此事征求过李冲的意见，他竟说：‘四面八方的人说话不同，谁也不能说自己对，皇帝说什么话就是正音。’这话真够得上犯死罪！”他对李冲说：“你对不起社稷，应该让御史拉下去治罪。”李冲连忙摘下帽子，叩头认罪。孝文帝又责备留守的官员说：“昨天我望见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你们为什么不奉行上次的诏书？”群臣只得认罪求饶。孝文帝说：“要是朕说错了，你们应该当面提出。怎么能在我面前奉旨，下去了就不执行呢？”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不久前，广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于平城，有关方面请示他应该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诏：“凡迁至洛阳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于是南迁的移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以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有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同时，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各个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元恂不喜欢念书，身体肥大，嫌洛阳夏天太热，常想回平城去。孝文帝赐给他汉族衣冠不穿，却经常偷偷穿上胡服，为此他的老师高道悦多次规劝，他非但不听，反而对高恨得要命。当年八月初七，孝文帝去嵩山，元恂与左右密谋，在宫中杀了高道悦，从牧地调来马匹，准备奔回平城。幸而被领军元俨发觉，严守宫门，将他们堵住。孝文帝得报大惊，立即赶回洛阳，进宫后就将元恂押来讯问，还亲自动手，与咸阳王元禧轮流打了他一百多板子，关押起来。当年闰十一月，孝文帝决定“大义灭亲”，他说：“这孩子今天如不加处置，就会成为国家的大祸。要是我死后无人继承，恐怕还像西晋末年那样，出现永嘉之乱。”于是将太子废为庶人，加以监禁。

反对派一直想利用太子，早在迁都之初，就想将他挟持在平城，然后起兵封锁恒山一带的关隘，割据雁北。太子被废，无疑是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孝文帝南迁后重用中原士人，更增加了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当时，鲜卑重臣穆泰出任定州刺史(治今河北定州市)，他以自己久病，在天气温暖的地方会加重为由，请求改任恒州刺史(治平城)，孝文帝为此将恒州刺史陆叡与他调换。穆泰回到平城时，陆叡尚未赴任，就一起策划叛乱，秘密串连了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并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盟主。只是陆叡认为洛阳方面无机可乘，劝穆泰暂缓行动。元颐假装与穆泰等结盟，派人密报洛阳。孝文帝请任城王元澄抱病北行，相机行事。穆泰只顾率军队与阳平王会合，却没有守住雁门，元澄率轻骑兼程到达平城，迅速瓦解了穆泰的党羽，将穆泰、陆叡等百余人擒获。二十一年二月，孝文帝到达平城，将穆泰等判处死刑，让陆叡在狱中自杀，还将实际上支持叛乱的新兴公(原东阳公)元丕削爵为民，迁往太原。为了使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和质子逐步适应，孝文帝也作出了妥协，特许他们可以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天到洛阳，春天返回部落。

三月，孝文帝在归途中到达长安，中尉李彪送来密表，控告废太子元恂与左右谋反。孝文帝下诏，令元恂服毒酒自杀。这个可怜的牺牲品当时只有十五岁，事后证明他在被废后已经相当悔悟，常常以读佛经寻求解脱，此事显然是出于李彪等人的陷害。元恂或许从来没有参与过反对派的活动，他杀高道悦，企图逃回平城，或许只是一个十四岁顽童的恶作剧。但孝文帝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只要元恂还活着就可能成为反对派的旗帜。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

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二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清朝入关后的薙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头，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277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大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的原因虽在于打击汉族士族势力，但罪行之一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他才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

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廆、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越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陈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一个非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

鲜卑族本身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几位杰出人物。在唐朝，见记载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集虚，学者元行冲等，特别是著名诗人元结、元稹，元稹与白居易齐名而并称“元白”。金代末年，还出了大诗人元好问。

至于其他鲜卑族的后裔，或含有鲜卑血统的“汉人”就更不胜枚举，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明显属于鲜卑、匈奴等族后裔的，就有刘氏、窦氏、高氏、房氏、宇文氏、长孙氏、李氏、于氏、阎氏、豆卢氏、源氏、浑氏、元氏、独孤氏、安氏等十多支。就连唐朝皇室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中带有胡人血统的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作出定量分析，但毫无疑问是相当多的。

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正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才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中华民族固然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的先人在内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记像孝文帝元宏那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盖世英雄。

三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孝文帝或许会被当做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都已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尽管专家们还能复原出鲜卑文化的某些片断，但终究难睹它的全貌了。要是孝文帝不实行改革，或者为了保持鲜卑民族的纯正，宁可放弃中原的物质文明和辽阔疆域，回到沙漠草原，可能近代的人们还会在蒙古高原或大兴安岭中发现一个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或许有人会认为，孝文帝的作用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阴险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个“鲜卑奸”。

如果离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那么答案一定会更多，更复杂。这无疑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从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在今天中国的范围乃至整个东亚，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限制，想汉化未必化得了，但要进步就只能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不仅前面提到过的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现代化”而不“汉化”，岂不两全其美？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个别君主，其他大多数非汉族君主都曾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习俗，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帐篷中生活和办公，但到了后期，捺钵时间越来越少，而实际的首都却已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王公贵族还喜欢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金朝后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至皇帝多次下诏禁止。但连太子、诸王都“自幼惟习汉人风俗”，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气得金世宗骂他们是“忘本”，看来已无可奈何。满族入关后，为了保持本族传统煞费苦心，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皇帝每年行围打猎，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坚持使用满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谓不周。但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不愿再回关外；八旗将士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跃马射虎，以后就只避暑不围猎了；满姓虽还保持，名字却早已汉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姓名。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两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请记住，这里讨论的是历史，不是现实。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没有民族自治或基本人权的保障。当时也没有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没有电话、电报、摄影、电影，更没有电视、传真或信息高速公路，不要忘记，先民是在工业革命前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争斗、竞争和融合的。所以我要赞扬孝文帝元宏，因为他走了当时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

来源：《葛剑雄文集》